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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的《卧碑文》甚至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
上到朝臣，下到“百工技艺之人”，都可以对朝政发表自由言论。
言论之殇，最麻烦的，还是言官。
01
明朝的言官分两类，都是独立的系统：
一类是六部里的给事中。
又称，科臣或称给谏。
顾名思义，就是对事件给予中肯意见，或者给予劝谏的人。
给事中一共五十人，从七品（原来是八品，六部都给事中各一人，正七品）。
别看品秩低，干的好，或外放参、道，或升卿、寺，还是很有前途的。
给事中的职能很多，主要是对六部的工作进行批驳审核。
甚至封藩、科考也有给事中的职责。
给事中虽然迁转是经吏部文选，但不隶属于六部，与现在驻守各部的纪委人员的情况比较类似。
还有一类就是御史。
属于都察院一个完整的系统。
人数就更多了，全国仅监察御史就一百多人，负责考察纠劾，也就是事后的批评者。
左都御史是老大，二品。
右都御史也是二品。
各一人。
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三品。
佥都御史四人，四品。
还有地方巡抚也挂衔以上三种职务的，没有定员。
另外还有经历司，照磨所等。
人数最多的是十三道监察御史，七品。
02
给事中和御史合称科道，品秩都不高，但火力十足，弹劾干掉二三品的大官是常有的事。
管的也宽，什么事都能说，什么事也都敢说。
还可以风闻奏事，不需要佐证，说错了，也没罪。
而且，政策上对文官是有优待措施的。
提意见的人，哪怕无礼一点，嚣张一点，也要予以保护，罪减一等。
可以想见，这一百几十号言官，那都是可以在朝堂上横着走的家伙。
因此，越到后来，言官的地位越高。
就算不是言官，也都积极提出批评或者意见，反正站着说话腰不疼。
毕竟，古代的君王是最怕背上开罪言官的骂名。
03
言论不可怕，可怕的是言论毫无章法，无法控制。
张居正解决的办法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即考成法。
根据他的提案，各部上奏的奏疏，在得到皇帝批红的旨意后，送往各相关的衙门执行之前，视问题的紧急程度、地方的状况，事先设定期限，并记录在案，每月检查。必要的情况，还要另外作帐簿两册，记入问题的概要和期限，一册送六科，一册送内阁。
六科对这些执行的情况进行调查，每月确认进度，每半年对是否严守时限朝廷再确认，如有拖延，则追究责任，予以参奏。
地方各级官员如巡抚、巡按等官拖延执行，由六部进行揭发；
六部、都察院有问题时，六科进行揭发；
六科有问题时，由内阁进行揭发。
官员的考成即工作的评定，以此为基础，这样做的话，每月、每年都确确实实进行点检，地方衙门也会意识到执行政策的责任。按这个程序来看，负责批评的都察院需要接受六科的审查，他们能做的工作，大概只能务实的对错误的政策进行补救。
六科审查六部都察院的同时，接受内阁的审察，这样内阁就实际上具有了最高终审权，统揽全局。
考成法，不仅在体制上制止了政事流入无意义的议论，而且有效的督促各阶层衙门务实的完成工作。
言论，被放到他的政治架构里，变成了一个流水线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执行的结果，正如王世贞所说：
“号令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
这显然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以当时的通讯，万里之外的政令，肯定无法一天之内收发。
但也由此可见，考成法的执行确实极有成效。
可问题是，能制止议论吗？
04
当然不能。
考成法的施行，使权力集中于内阁，同时也限制了监察权的独立性，不管御史还是给事中，都只能就事论事，无法象以往那样自由的批判政治。
对科道官员来讲，这是内阁的独裁，是对政治批判的压制，言论的反扑当然不会停止，也从来都没有停止。
仅这一点，就破了朱元璋废中书省分权六部的祖制。
虽然张居正给明朝开出了药方，但是这个国家机器说到底是排斥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