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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画像
西汉景帝三年到七年这四年之间，汉室的后宫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
在这些事件里，外戚集团成员，以及皇子、诸侯王、功臣集团成员都卷入其中。
这是有史所载的第一次波及范围如此广泛的宫廷斗争。
而这些事件背后，是自皇帝制度出现以后，一些围绕帝室继承原则等等政治运作的变化规律。
01
西汉早期，关于帝室的继承问题。
宗法制度部分重建后，在皇室之内，一方面保留了战国以来君主妻妾的爵制官僚制特征，一方面传统的宗法制度又被部分重建，区别嫡庶要有依据。
皇后之子为嗣君，嫔妾之子为诸侯王，就是以宗法制度为法理依据的。
吕后
高祖之后吕氏作乱，代王刘恒以庶子小宗身份，被功臣集团拥戴以继承帝位，在一定程度上就与传统的宗法制形成冲突。
因为毕竟吕后之子惠帝是有直系后代。
那么怎么解释刘恒即位的合法性呢？
一方面，功臣集团宣布少帝非惠帝之子；
一方面，也就是潜在的依据。战国以来，嫡庶之分的确认权回归君主一人。
因为不存在了与汉廷并立的他者存在。
所以理论上，以谁为嫡为后，皇帝本身就可以确认。
到了景帝时期，特别是面对诸侯国的挑战，为了规范帝室继承，景帝下诏，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汉室的宗法制度。
他说，祖有功，宗有德，以高皇帝刘邦为太祖，以文皇帝为太宗。
这个诏书的意思就是，确认文帝一系才是汉室正统。
另一方面，他以传统的宗法制度为依据，把汉室帝系继承人的资格从所有刘邦的兄弟子侄这个范畴，缩小到包含自己的所有文帝后代。
我们知道，太祖太宗实际上都是我们后来说的庙号。
西汉王朝出现的庙号制度，实际上就是以宗法制度来规范帝室继承为目的出现的。
因此我们看到，汉朝几位皇帝，有的有庙号，有的没有。
而西汉后世之君给前代上庙号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继位的合法性问题。
回到开始的时候说到的景帝时代的宫廷斗争，让我们以个人对制度背景的认识来分析一下这次政治斗争。
02
梳理一下这起政治斗争的时间线索：
景帝二年，太皇太后薄氏死；
景帝三年，废皇后薄氏。
这一年，梁王入朝，在非正式场合，景帝表示想让梁王为嗣，窦太后赞同，但遭到了窦婴反对。
窦婴
接着就是景帝立庶长子刘荣为太子，然后是平定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被平定后，因梁国有功，且梁王为景帝同母弟，所以梁国的封地被扩大；
景帝七年，梁王再次入朝，景帝与之同乘。
从时间上看，这次梁王入朝在长安时间不短，有几个月，在这过程中，发生了栗姬和栗太子刘荣被废事件。
窦太后再次提出梁王为帝嗣，再次遭到反对。
之后梁王回到封国，紧接着就发生了立胶东王刘彻为嗣，梁王派人刺杀立嗣派大臣的事件。
这整个事件里面，包括了这样几对矛盾：
一是外戚势力与皇权之间的矛盾；
一是部分宗法制度下，帝室大宗与小宗之间的矛盾；
一是皇权与功臣集团之间的矛盾。
窦太后 黄老之学的坚定信仰者
03
首先看第一方面：以窦太后为核心的外戚势力。
因为七国之乱被平定，帝国大一统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而自战国以来形成的外戚势力，要想长久保有其特权，必须着眼于加强巩固与皇权的关系。
我们看到，汉朝初年几代太后是怎么做的呢？
吕后因为只有一子惠帝，她一方面让刘氏诸王皆与吕氏女子婚配，巩固刘吕两家的姻亲关系；
这是着眼于高祖诸子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入继帝室的资格这一点。
一方面让惠帝娶鲁元公主之女张嫣，在自己的家庭内部搞同产联姻，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但是我们看到的后果是，吕后一死，这个布局瞬间土崩瓦解。功臣集团直接宣布包括惠帝之后在内这些人的身份为非法，吕后的子侄被杀。
薄太后也只有一子刘恒，在她母家来说，她的条件甚至不如吕后。因为吕后有诸多兄弟子侄，而薄太后只有一弟薄昭。
所以薄太后的选择也只有继续加强自己的母家与帝室的姻亲关系这一个途径。
她虽然不能安排自己儿子娶薄氏女为后，但是她安排了她的孙子，也就是太子刘启，未来的景帝的皇后为薄氏女。
但这样还是不稳固的，她鉴于毕竟薄氏与帝室之间纵然存在联姻关系，但中间不可避免的要在自己儿子这一代，出现新的窦氏外戚的崛起。
所以薄太后干了这样一件事，她让文帝追封窦皇后的父亲为侯，用来调和新旧两代外戚之间的关系。
等到窦皇后成了窦太后，她亲眼看到了西汉王朝之前两代太后希望扶持外戚而最终不可得的历史教训，所以用上了之前两代太后用过的所有办法。
一方面，为了使得窦氏与帝室的姻亲关系续存，在某种意义上，她默许了馆陶公主将自己的女儿陈阿娇婚配给下一代嗣君的做法，这是与吕后相同的；
一方面窦太后学薄太后，劝说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鼓励景帝封自己的外戚，用以调和新旧两代外戚之间的关系。
而第三个方面，是她之前的两代太后都没有干过的，就是她比较着重于自身利益，因为之前两代太后都不具备她那样的条件，即之前两代太后只有一个儿子，而她有两个。
对她而言，自然是最好两个儿子都能成为皇帝，对她这个太后及其母家而言来说，是最有利的。
这也就是她鉴于前两代太后无论多么用心巩固母家与帝室的姻亲关系都最终失败得出的经验教训。
于是，这也就引出了梁王与景帝之间的矛盾。
梁王
但是，无论是从人性角度而言，还是从皇帝制度而言，还是从传统的宗法制度而言，传子不传弟都是这个时代这三者的共识。
因此窦太后的安排，自然会遭到来自制度的强烈抵制。
以她一人之力，也难以与已经运行多年的政治传统制度相抗衡。
04
那在当时的西汉高层政治互动中的官僚集团，特别是功臣集团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西汉初期的官僚集团，特别是在中央政府中掌握权力的三公，基本都来自功臣集团。
汉初的几位丞相，无一不是因军功封侯，进而入朝为相的。
特别是在平定吕氏势力的过程中，功臣集团发挥了它的强大政治能力。
这一点，是引起了帝室与外戚共同体的共同警惕的，所以文帝一上来就开始压制功臣集团。
而功臣集团在文帝登基前后，他们也是有所考量的。
例如为什么拥立文帝，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考量就是文帝母家不强。
说明他们眼里，是把皇帝及其外戚，视作一个共同体来看待的。
这反映了在帝制初期，特别是这种大一统官僚帝国内部，皇帝对外戚政治势力依赖以制衡官僚集团的一面。
另一方面，到了文帝时期，尽管汉初的功臣几乎死完，功臣二代纷纷以嗣侯身份接手朝政。但是他们依然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
文帝时期，窦皇后的兄弟窦长君没有能够封侯，功臣集团对新外戚的形成和崛起，持一种非常敏感的反对态度可见一斑。
最后，到了景帝朝，在以窦太后为核心的窦氏外戚希望调和新旧外戚关系的运作下，围绕封王皇后之兄为侯的事件，景帝与功臣集团的代表，终于矛盾公开化。
周亚夫
05
周亚夫以高祖制度为由，反对皇后之兄封侯。
虽然没有立即被景帝制裁，但这起事件，实际上拉开了景帝打击以周亚夫为代表的功臣二代集团的序幕。
因此我们看到，此时的官僚集团，它一方面是把皇帝及其外戚看做一个政治共同体，希望通过压制外戚以挟制皇帝；
一方面，在景帝与梁王的矛盾之中，他们又坚持景帝传子，反对窦太后的提议。
在同一位皇帝的家事上，功臣集团（官僚集团）这一反对一支持，实际上集中体现了他们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诉求。
即：希望排除皇帝之外其他任何可能形成的政治势力，以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居于权力的支配地位。
当然我们知道，这显然在皇帝专制制度下，是与皇权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以最后看这场宫廷斗争的结果。
一方面，薄皇后的被废，王皇后被立。
汉景帝、王皇后
在后位的废立上，看不到类似唐高宗永徽年间，朝臣集团的干预。
它是大一统帝国中，自战国以来的君主妻妾等级制进一步被加强的体现，显示了皇帝专制制度早期皇权的专断性。
一方面，在官僚制度下，皇权本身成了外戚势力的温床，它天然寻求来自家庭关系中的一种庇护。
作为皇帝继嗣过程中，用以抗衡官僚接团的一个制衡力量。
06
最后，在旧的功臣官僚与每代皇帝扶植起来的新的外戚裙带官僚之间的斗争互动，已经成为皇帝在家与国之间一个最好用的权力调节手段。
它具体表现为外戚势力的不能长久，这是由战国以来王室帝室的家庭化所决定，注定了一家外戚势力只能在父子两代君主之间发挥影响力。
这一点使得皇帝们可以放心任用外戚参与政治。
（当然西汉末期的王氏是一种例外。）
另一点是，伴随后宫制度的不断发展成熟，围绕君主一人对妻妾身份等级的确认权，汉朝的外戚势力实际上有被皇权不断控制的趋势。
例如景帝对皇后、太子的废立已经可以由很多个人好恶的因素来决定这些人的命运。
并且可以通过这一点，来决定产生与自己这一代的外戚势力的强弱，甚至是与自己和嗣君的利益关系的紧密程度。
所以很自然的，随着国家层面上，中央三公的功臣二代集团，在这起宫廷斗争中的进一步削弱。
汉武帝
到了武帝的时候，武帝对外戚和朝臣的控制利用，就达到了秦汉以来的最高程度。
比如说，他可以用自己的妻族深入参与政治。
例如卫青，李广利等人的崛起；
另一方面，他又可以利用官僚体系来铲除这些人，例如巫蛊事件的处理等等。
特别是到了武帝时代，皇帝第一次可以对母族外戚实现了反控制。
比如窦婴田蚡之争，这两位分别来自窦氏和王氏外戚的成员，实际上早在景帝和武帝初年，已经表现出一定的与官僚集团合流的特点。
而武帝处理这两家外戚的时候完全是以皇权的力量，而不借任何后宫力量来实现了对他们的铲除。
这说明经由景帝朝的那次包含了几乎当时所有社会高层的宫廷斗争的结果只有一个，即加强皇帝自身的专断权力，而这个结果就对皇帝本身的执政资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