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前两天发了一篇文章阐述了一下明末以来的汉语拉丁化的过程后，有人留言希望继续把八十年代汉语再度拉丁化的历史也说一说，因为在此过程中有太多值得深思、值得反思的地方，而许多人对此仍旧一无所知。
当下的中国，如果提及青岛啤酒、北大、清华的大名，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为什么要说这三个名称呢？难道是因为三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还真有。
也许有人会问：一个啤酒品牌，怎么会与两大高等学府有共同点呢？
注意看三者名称中西文字母名称，青岛啤酒是Tsingtao，清华大学是Tsinghua University，北京大学是Peking University (不是Beijing University）。
出身民航系统或常坐飞机的朋友肯定听说过IATA（国际航协）的三字代码，北京以前的三字代码是PEK，后来才改成BJS的。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使用西文字母表示“陕西”和“山西”上。山西的英文表示是“shanxi”，而陕西的英文则是“shaanxi”，仔细一看，两者之间只差了一个“a”。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都属于那段历史的残影与迹象，而这种表示方式来源于一种基于拉丁字母的汉语拼读方法，——威妥玛拼音。
时至今日，某些品牌和商标为了标榜自己的悠久历史，仍旧采用原来在威妥玛拼音时代制定的品牌洋文，其中包括茅台Moutai、中华Chunghwa、张裕葡萄酒Changyu，等等。
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某些威妥玛拼音的专有名词已经固定下来，变成了英文中外来语，例如，耳熟能详的功夫（Kungfu）、太极（Taichi）、易经（I Ching）、清明节（Chingming Festival）、宫保鸡丁（Kungpao Chicken）等。
这些词语原本英文中是没有的，因此，也可以说是威妥玛根据汉语拼音创造了上述英文词汇，并沿用至今。
不过，威妥玛拼音并非十全十美，它也曾闹过不少笑话。
比如，姓名拼音“Li Po”，如果只看这个拼音，想必许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李波”、“李博”吧？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是唐代伟大浪漫派诗人、大唐第二剑客李白的英文译名。
此外，通过威妥玛拼音，蒋介石的姓名被拼成了Chiang Kai-shek，再翻译回来后，却变成了“常凯申”……
Sun Yat-sen，如果音译过来，估计会被翻成孙雅森吧？其实，这是孙中山。
值得注意的是，发明这种拼音方式来方便学习汉语的威妥玛(Thomas Wade，1818—1895)是个英国传教士，他在中国生活了43年，其中有13年担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也就是说，英国新教伦敦会的人与花旗国的传教士一样，都热衷于披上外交官、大使这样的外衣。
花旗国既然开了先河，把广州的新教传教士任命为驻华大使，那么英国也就照葫芦画瓢，“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了。
威妥玛拼音系统自19世纪后半叶问世以来，经汉学家翟理斯修订，流传于世，在为汉语注音的多种拼音方案中，曾经一度占据主流位置，因此后人也将这一拼音系统称为“威妥玛—翟理斯拼音”(WG拼音)。
1841年，威妥玛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53年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
相由心生，老祖宗的话，有时你不得不信。
1854年英、法、美三国取得上海海关控制权后，被委任为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次年辞职。1855年任驻华公使馆汉文正使。
1858年任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的翻译，参与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活动。1861年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1868年发明威妥玛式拼音，1871年升任驻华公使，1876年借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扩大英国在华特权。
1883年回国，此后担任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1886年，威妥玛将毕生收藏（在华夏想尽各种办法搜集得来）的中文书籍883种、共计4734册，全部捐赠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包括但不限于清末朝廷礼仪、外交、政治、法律等方面的书籍，明刊孤本《异域图志》、清初抄本《明实录》，以及太平天国的珍贵史料，许多中文手稿、私人信件和官方文件等等。
注意，英国传教士来华是有分工的，有分工，也有合作，彼此之间非常熟悉。
西方近代伪史编撰执行者之一是被无数官科捧臭脚的另一传教士伟烈亚力。他在伦敦会的授意下，指使李善兰伪造了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神话。
1858年伟烈亚力随额尔金勋爵同去长江考察，并到武昌会见清朝官员。1858年底，威妥玛与伟烈亚力作为额尔金勋爵派出的代表团成员，与另外两名传教士李泰国、俄理范一起到南京考察太平天国，并拜会其领袖。
几乎所有来华传教士都在疯狂地攫取华夏的典籍宝藏，并移花接木，把发明权都归属到西人头上。
与威妥玛一样，伟烈亚力在华期间，嗜好购书，尤喜造访古旧书店，多方收集中文古典文献，日积月累，形成了一个藏书丰富、且拥有许多善本、珍本的私人藏书楼。该藏书楼设立在上海山东路伦敦会大楼的第一层，所收集的图书约有二万种，其中一千余种在1869年售与亚洲文会，其余在1882年售与牛津大学图书馆。后来，“伟氏藏书”（Alexander Wylie Collection）成为牛津大学图书馆博德利书库的最重要的一批馆藏。
为了让大家能更清晰地认识这些所谓传教士的另一面，特将伟烈亚力在华从事的“文字工作”的经历摘录如下（来源：《伟烈亚力：英国传教士、中国科学史研究先驱》，好高的帽子、好刺眼的标题、好大的讽刺）：
1857年初，伟烈亚力创办了上海第一份中文月刊《六合丛谈》，并自任主编。每月出一号，介绍宗教、科学、文化与新闻学，成为晚清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综合刊物之一。同年10月16日，他又同裨治文（Elijah Bridgman）、艾约瑟等传教士创立了“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裨治文任主席，伟烈亚力任秘书。1858年7月20日，该会改称为“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n Society，简称“亚洲文会”）。
伟烈亚力在上海担任墨海书馆监理的职位直至1860年。1862年11月伟烈亚力返英休假，不久脱离伦敦会，加入大英圣书公会。1863年作为圣书公会代理人再次来华，在推销圣经之同时，兼任上海《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的编辑，发表了大量有关地理、历史与文化的文章。伟烈亚力在中国30年间，前后共推销出一百万部新约圣经。
1864年，麦都思等创立格致书院，伟烈亚力被推选为四位西人董事之一；1874年2月，又被推为格致书院五位创议董事之一。
1867年，伟烈亚力又创办了英文季刊《远东释疑》，登载专论中国历史、宗教、语言和评论远东局势等文章。1867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伟烈亚力积极参与了翻译馆的译书工作。1871年12月，在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年会上，伟烈亚力当选为亚洲文会的副主席。
作为威妥玛的继任者，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也曾于英国驻华大使馆任职，著有《语学举隅》(1873)、《字学举隅》(1874)和篇幅巨大的《华英字典》（1892上海初版，1912伦敦再版）。返回英国后，他在剑桥任教长达35年之久，成为有名的汉学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历史、宗教、绘画、哲学、语言等诸多方面。
剑桥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因为威妥玛的赠书有了实质性的飞跃，翟理斯归国时又从华夏弄走了一大批典籍，补充进了剑桥图书馆。他还亲自编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威妥玛汉籍及满文书目》(1898)及《补遗》(1915)。
在华期间，威妥玛效仿传教士先辈利玛窦、金尼阁等人，为了方便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学习和掌握汉语和汉字，于1847年左右草拟了一份《北京话音节表》，收入其1859年所编写的《寻津录》中。
这种情形有点类似我们现在学习英语时，习惯用中文来标注某些英语单词的近似发音。
1867年，几经修订，威妥玛将完善后的音节表收入了自己的代表作《语言自迩集》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威妥玛拼音（学习汉语）方案是根据当时的京腔（即北京读音）创制的。因为《语言自迩集》的主要模仿和研究对象是北京官话。
在该书第一章的“发音”中，详细介绍的拼音方案包括声母27个、韵母39个，还用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的语言来分别描述汉字的发音，目的是加强印欧语系的学习者对汉语语音的把握。
其按照当时的实际发音，将北京官话声调定为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种调值，用右上角的阿拉伯数字标注汉语的四声，还特别分析了轻声、儿化和音变三个口语特点，可以说是对19世纪原汁原味的北京官话的一种记录。
威妥玛注音方案问世后，在上海、广州、宁波、澳门等多地外国报刊杂志的吹捧下，英国在华的外交机构和商业机构率先采用，而后，各种字典和教科书也都纷纷效仿（大部分出版机构、发行机构都是外来户），有关中国人名、地名等翻译，皆被西方各国引用。
拉丁字母印刷的《大众报》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英语从根据康熙字典对译创造词汇开始，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逐渐成为成熟的书写体系。而在此过程中，英国传教士以威妥玛拼音为基础，编出的世界第一部英汉-汉英的对照字典《华英字典》亦功不可没。
晚清时，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已经跌到了谷底，在此期间，出现比较极端的全盘西化思想实属正常。传教士们一石二鸟，企图通过文化下手，改变中国文字和思想，所以推动汉字拉丁化、字母化是重要的一个谋划。
民国时期，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对传教士们深耕的目的认识不清，即便像鲁迅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泰斗们，还有茅盾、瞿秋白、丁玲等现代著名作家，都非常赞成将汉字废弃，全部变成罗马字母拼写。
以章太炎为首的国粹派学者，主张自古迄今汉语与汉字之间不可裂的独特文化联系。这种联系，正是被“汉字革命”阵营所忽视的。那些对“世界语”的批驳，也奠定了维护汉字的文化民族主义论述的基调，其间蕴含着值得今人借鉴的思想价值。
钱穆曾相继发表《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古代学术和古代文化》等长文，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对汉字做了最为虔诚的辩护。
他历数汉字优越于拼音文字的地方，指出能“兼具形声之长”是汉字最大的优点。除此之外，钱穆还认为汉字具有“以旧话而构新名，语字不增，义蕴日富”的特点，表现为能以干余常用字构造上万之新鲜组合词，不仅简明远超乎“谐声文字”，且在翻译西方现代科学、哲学术语的时候，也毫无＂困难扦格”。
由此，钱穆断定：＂此则中国文化绵历之久，镕凝之广，所以其有赖于文字者为独深也。”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世禄在继承高本汉观点的基础上，作了更为扎实的论证，并发表了《中国新文字问题》《汉字拉丁化批判》《汉字简化运动》等文章。
他明确反对西方近代语言学的“进化论”，认为民族语言并无高下优劣之别，只是顺应民族历史的演化而造就出了各种语言特性。
1935年12月，蔡元培、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联名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民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
抗战时期，文化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强化汉字文化认同和大一统功能的言论才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废除汉字的呼声暂时弱了下去，拉丁化运动转向低迷。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为了使汉字便于使用，吴玉章组织领导了简化汉字的工作。
受新文化运动文字拉丁化革命的影响，汉字拉丁化(又称“拉丁化中国字”、“拉丁化新文字”)仍在语言学界、文学界掀起波澜，甚至一度影响到了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最初的目标是尝试层层递进改革现有汉字，如若成功，最终走向也会成为韩国字一样的表音文字。
上世纪50年代初，方言文学讨论会上，语言学家提出各地方言只是“表面形态上音韵系统的差别”，这与国语运动时期赵元任等语言学家的结论是一致的，最终为各方所接受。
宁波日报转载的《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1950年3月16日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正式通过了在全国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决议，保留“普通话”概念，将方言重新还原为纯粹的地方性语言。
1956年，官方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并最终制定出了一个《简化字总表》。
1964年《简化字总表》发表，收字2274个，随后向全国推广。该方案最终得以成功贯彻并实施。
简化汉字有了初步的成功，立刻便有人试图趁热打铁，继续推进第二步计划。
1977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推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即二简字）。但没有料到的是，二简字推出后饱受争议。
这套简化方案非常生硬，把一些不应该简化的字都简化了，并且由于字体简化过头，有强行生造之嫌，导致汉字失去了原本具有的结构意义，社会上使用“二简字”造成了极大混乱。
且来看看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发展历史。
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吴玉章、胡愈之任正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等人为委员。
2007年8月《文史博览》上发表了《“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的一篇专访，作者余玮。同年10月31日，周有光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新华社在报道时再度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
原来，汉语拼音之父是出生在江苏常州的周有光先生（1906-2017，享年112岁）。看来，周先生的功劳最大。
根据1975年进入文改委工作的陈效师先生阐述的事实，现行汉语拼音方案最终制定者虽为叶籁士、陆志韦和周有光，但另两人均有兼职，专业研究者只有周有光一人，当时成果皆称集体，不及个人，致周有光的贡献被忽略。陈先生认为，称周有光为“汉语拼音之父”并无不妥。
周有光早年研读经济学，50岁时“半路出家”，转攻语言学，并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他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不过，周先生为人很低调，其子周晓平（周小平）曾表示：“父亲最反感别人这样叫他，他（指周有光）常说，汉语拼音搞了一百年，他只是参与方案最终制定的几个人之一，不能叫‘汉语拼音之父’。”
根据《周有光百岁口述》和北京晚报《周有光为何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一文，再来看看周先生的生平履历：
抗战期间，周有光逃到四川，1941年进入新华银行工作，抗战后他被新华银行派到美国。
据周有光回忆，在美期间，“工作的待遇很好，业余读书，的确非常用功，不肯浪费一点时间……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服务好极了，我每天一下班就到图书馆去看书。
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便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借了放在房间里。那是真正为人民服务”。
美国人的工作效率给周有光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日本曾派个调查团到美国，完成了一个很厚的报告，结论是：1个美国人抵得过15个日本人。
1949年后，周有光回到大陆，除了爱国情怀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收入上，我在美国和中国相差不是很多。”
周有光一边在复旦大学教书，一边在新华银行当秘书长，此外还担任人民银行上海区行第二业务处处长，“拿三份工资，工作很顺利”。
1952年5月，周有光的《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书正式出版，一年之间竟翻了4版。1954年，周又出版了科普类的书籍《字母的故事》。
【汉语拼音方案原是为替代汉字】
1955年，周总理点名要周有光去北京从事汉语拼音工作，任文改会下属的拼音方案委员会组长，文改会另有一小组，但不对外挂牌，专门负责简化字。
重用周有光，因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等学者分属各单位，“实际上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
此外，语言学者钻故纸堆的多，研究字母的少，不如周有光这样的“外行”好用。周有光曾说：王国维很有学问，可他的学问有多少是能应用的？
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工作原本目标是取代汉语，但据胡乔木说是“文字改革”。
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认，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
斯大林曾对郭沫若说：“我们苏联的儿童，只要学习三个礼拜，学会了俄文字母和拼音法，就能够看书，你们的情形怎样？”
郭沫若回答道：“我们不行。往往学了三年还不能够看书呢。汉字学起来的确是有困难的。”
早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曾推广过拉丁化“新文字”，吴玉章为主要领导者，1940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颁发《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宣布新文字与汉字具有同等法律地位，1944年暂停。
在拼音委员会中，负责起草方案的是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
叶籁士是语言学家，曾任人民出版社第一副社长兼第一副总编，1954年调至中央宣传部，后在文改委任秘书长，行政工作繁忙。陆志韦是我国心理学的奠基人，还是诗人、语言学家，40岁时便代理燕京大学校长，1952年遭错误批判，陆平时教学工作繁忙，此外还在语言所从事研究工作。
周有光曾说：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是三个人，只是我干的多一点罢了。
对于汉语拼音方案，当时最受批评的是j、q、x，因与外文发音不尽相同，有人对周有光说：我姓邱，我以后岂不成了阿Q先生了？
周有光开玩笑说：你不要怕，英文里面的皇后（Queen）也是以Q开头的。
因毛泽东反对，传统汉字并未废除，汉语拼音方案只起辅助作用。
1995年，季羡林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提出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
周有光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轮流坐庄”是把东西方文化看作势不两立，有违历史规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的观点。
2009年，季羡林先生提出：“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
周有光反驳说：该不该简化，要问全国的小学教师，简化汉字有弊有利，但利多于弊，周有光曾问联合国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中，哪种用得最多，结果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中文加起来才1%，这和英文怎么竞争呢？周有光认为汉字简化还不够，只有更简化，才能更好地被世界接受，但目前要先稳定下来。
周有光曾说：“人家把他（指季羡林）放在语言文字界里，他不懂语言文字学，写的书都莫名其妙，讲了许多错误的话，连我的学生都写文章批评他。”
不过，周有光同时也表示：季羡林这个人还是很好的，他的《牛棚杂忆》也写得好，我们只是学术观点有不同。
年老时，周有光总是带着浓厚的兴趣回忆自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经历。彼时，他每天要读英文报刊，并且要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今天的消息哪一条最重要？’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
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首先是查百科全书。”
这种英美式的读书方法，使他获益良多。
有鉴于此，沈从文送了他一个“周百科”的美称。后来，周有光参与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不过，令周有光颇感遗憾的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出版已近 30 年，却只卖了不到 20 万部，而日文版在日本刚一出版卖出了 70 多万部。
在花旗国时，周有光还与爱因斯坦有过交集，聊过两次。
周有光回忆口述：“在美国的时候，我的上司，也是我的朋友叫何廉。他告诉我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很愿意与人聊天，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然说愿意喽！我们不住在一个地方，我就过去找爱因斯坦。我们一共聊过两次，他的学问我不懂，我的行业他也不懂。所以，我们两人的聊天，就是普通聊天，不是学术聊天，所以内容我都忘掉了。后来我的小辈听说我的这个经历，问我怎么没有提及过，我说，‘你们觉得重要，可我觉得一点也不重要，当然没必要提了。’ 不过话说回来，爱因斯坦这个人对人很友善，讲话很随便，这么伟大的科学家，一点架子都没有。”
不知诸位看了有何感想？笔者是有些感想的。
1977年12月20日，二简字仓促出台，在社会上引起混乱，次年4月、7月，教育部和中宣部分别发出通知，停止试用，但推出此举的文改委却拖拖拉拉，一直拖到八年之后，拖到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后，才正式明令废止，态度不可谓不消极。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试用，在付出了混乱的代价后，人们终于发现中国并不适合使用拼音文字，因为汉语中有太多的同音字和同音词（比如，＂攻击”和“公鸡”)，这些同音词只能用汉字来区分。
正因为如此，表音的拼音文字只能作为汉字的辅助音标，不能取代汉字的书写。
1986年6月，国务院宣布“二简字”停止使用。然而二简字在很长时间，仍为消亡，偶尔会出现在各种非正式的场合。
其实，作为全世界唯一的三维文字，汉字是有很多优点的：
百年来，把自身的落后归罪于文字的落后，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
随着科技的飞跃发展，当人们认识到蕴藏在汉字中的智慧与奥秘后，英国科技发明报导专家在1987年宣布：下一代声控计算机的第一语言是汉语，他相信人类总有一天都要学习汉语。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宫崎骏曾经膜拜的高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4年推出的一个作品吧，网友皆将之成为寓教于乐的典范。
这是一个父亲通过讲解象形文字，来说明中国文字起源的故事。
故事很简单，却十分有趣，而且令人印象深刻，过目不忘。
一幅简单的山水画，有日、有山、有水
木，双木成林
树枝上立着两只鸟。木与林多了，就成了森林。
森林旁边，来了一只大象
这是什么字？估计你已经猜到了，竹子的竹
一匹马，后面跟着一个马夫
马夫蓄势待发，纵身一跃，飞身上马
策马前行
经过一片竹林
从农民伯伯的田间飞驰而过
风驰电掣般到了树林边
前面有河拦住去路，马儿一个急刹，马夫不慎摔落下马，起来时，马儿跑了。两只鸟儿飞来，在马夫头顶盘旋
要如何过河呢？
马夫取出刀来砍伐树木（刀字出现了）
马夫利用砍伐的木材造了一条“舟”（舟字出现了）
马夫乘舟出行
原来，河中有鱼。马夫变成渔夫，用“网”开始捕鱼（网字出现了）
这样的作品，用于启蒙阶段孩子识字如何？
谁说汉字不如拉丁字母？
只是，当年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早已不复当年盛景，像这样优秀的作品近年来鲜有问世。
38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做出这样寓意深刻、栩栩如生、打动人心的作品吗？我把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也费尽心力植入《昆羽继圣》四部曲中去了，会有人接棒，继续推动这个梦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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