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网上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
玉米、花生、辣椒、南瓜、西红柿都是因为所谓的1492年“哥伦布大航海”发现美洲、然后由西方殖民者给旧中国带来的农作物，从而在明清广泛种植，救活了日益缺粮的大量中国人，并促使清朝中期产生人口大爆炸。
西方学界将此称为“哥伦布物种大交换”，还诞生了许多相关的论文。国内学界对此鲜有怀疑，一些扯着科普大旗的平台也混淆视听，基本上沿用了西方设定的这种说法。
然而，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发现令人感到疑惑。
1、玉米、花生
玉米古称为“黍”。《三字经》有云：“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
与父亲汉文帝刘恒一起开创“文景之治”盛世的汉景帝阳陵于1990年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被发现，虽然盗墓贼光顾多次，但经过考古专家抢救性发掘，还是有所收获，发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文物，从陶俑、金属制品到丝织用品等各种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令人大为震惊的是，阳陵墓在考古发掘中意外地发现了许多粮食颗粒（厚达20公分），经化验分析为中国北方耐旱作物谷子、糜子、小麦，其中有一些的粮食外形看起来与玉米、花生极为相似。
可是，却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因为墓被盗贼光顾过，所以这些种子很可能是后人放进去的。
敢问谁家的盗墓贼有带玉米和花生进墓室的习惯？有吗？
可是，长期以来的民族不自信也严重影响到了考古界和学术界。
1991年，花旗国《国家地理》杂志对阳陵考古发现进行了报道。该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出土文物的照片，引起了俄勒冈州立大学一位农业专家的注意。他利用放大镜对照片上的谷物进行研究，认为其中含有1颗玉米、11颗小粒花生。
在此情形下，国内的考古人员将食物种子交至省文物保护中心，然后请来许多地质、农业、植物、考古方面的权威专家，一批又一批，耗时多年，对这些种子做了十分详尽的调查研究与鉴定分析，可谓小心翼翼、慎之又慎，最后得出一致结论：
汉景帝阳陵中发现的各种粮食产物，均来自西元前，其中的确存在玉米与花生。
根据著名历史学家、秦汉史专家、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长周天游介绍，其实汉阳陵发掘之初就有个美国学者前来参观，当时了解阳陵内陶仓时因为匆忙就只拍了一些照片，等他回到国内把照片洗出来后大吃一惊，因为他在照片中看到了玉米。因为印象中，玉米应该是元末明初从南美洲传过来的，但在两千多年前汉景帝的阳陵怎么会有玉米呢？他马上买机票又飞了回来，但是由于一些原因他没有找到玉米，却把花生找了出来。后来，经过陕西历史博物馆测定，证明确实是汉代的花生。
由此说明，华夏与南美洲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景帝时期就存在联系了。
这是考古发现，再来看文献记录。
《山海经·大荒南经》云：
“有人焉，鸟喙、有翼，方捕海中鱼。大荒之中，有人名驩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维宜芑苣（qǐ jù，应为玉茭），樛杨是食。”
郭璞注为“黑黍”不准确。但既为黍，即玉蜀黍，玉米之古别称。
《辞海》印第安人条目下，清晰地注明:
“印第安人——到达美洲，就开始种植玉米、向日葵、马铃薯、西红柿、金鸡纳树等……”
类似条目在国外百科全书中屡见不鲜（其实，欧洲的百科全书全部抄袭自华夏，此前已发文章专门说过此事）。
玉米栽培在华夏古代文献《诗经》《齐民要素》《三字经》中均有描述和记载：“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
成书于1436年的地方性古籍《滇南本草》（作者为明人兰茂）中便有“玉米须”的记载，不过，书中按西南方言称之为“玉麦须”，叫法虽然有所差异，但本质上是相同的。时至今日，玉米在西南仍被称为包谷、玉麦包。
有玉米须，那就一定有玉米。
1436年华夏大地上就已经有玉米了，而且还入药，说明华夏先民在此之前就发现了其药用功效，而此时的哥伦布尚未出生（西方宣称其出生于1451年左右）。
《滇南本草》的作者兰茂于1470年去世，所谓的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是1492年。兰茂能从哥伦布那里得知玉米的消息？
除此之外，成书于1578年的《本草纲目》详尽记载了“玉米须”的药用价值，其内容最可能来源于前人的医书撰述，而不是哥伦布，以为药效的认知往往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形成的，而不是一朝一夕得知的。
2019年至2020年学者王松林在长白山区域陆续发现多枚属于远古红山时期的陨石玉米图腾，每个重达100公斤，是我国首次发现上古时期的玉米图腾大型陨石图腾雕刻，经量子年代鉴定仪和场共振科学仪器检测均在5100年以上。当然，这几枚玉米陨石图腾并不是代表发现最早的玉米“标本”，但它足以证明远古5000年前，华夏本土先民就已经开始种植玉米，并作为圣物加以崇拜。
场共振是由中国科学家自主研发的艺术品年代检测仪器；量子检测仪是由国内工程师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发明的艺术品年代检测仪。目前两部仪器的精准度均在95%以上。
2021年3月25日，厦门上古文明研究室专家使用上述两部仪器同时检测陨石玉米年代，得出的年代数据一致，玉米陨石图腾制作年代均在西元5100年前。
在文物与文献的互相印证下，可以确定华夏就是玉米和花生的原产地之一。所谓的哥伦布在南美洲发现玉米，再传入中国，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经科学检测，可以推断玉米种植技术很早起源于中国东北长白山区域，东夷古族至少在五、六千年前，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开始了玉米的驯化种植。
详见：1990年陕西考古报告、《考古发现断定中国是玉米、花生的原产地之一》《现代农业》1993年10期
2、辣椒
网上一直以科普名义出现的论调，几乎众口一词认为辣椒是从西洋输入的舶来品，各种辞典、百科全书里全部声称辣椒的原产地是在南美洲，明代才随西班牙人传进中国。
然而，最奇怪的是，在西方所称的辣椒原产地，根本没有吃辣的习惯，不仅如此，西班牙也没有吃辣的习惯。
既然不吃辣椒，也不知辣椒有何食用和药用价值，为何要从南美洲向华夏引种？？？
笔者在《昆羽继圣》四部曲之一《缘起金乌》中特别指出：
本书中多处出现辣椒，为避免被人诟病，关于辣椒，有一些不得不说的事：
辣椒别称，《群芳谱》谓之秦椒，《花镜》谓之辣茄，《药性考》谓之竦（sǒng）虎，《药检》谓之腊茄，《遵义府志》谓之海椒、辣角，《广州植物志》谓之鸡嘴椒。
《本草纲目拾遗》中《诸蔬部·辣茄》篇，提及辣茄，云：“秦椒，一名番椒，形如马乳，色似珊瑚，非草本秦地之花椒，即中土辣茄也。……秦地及草木辣椒，纲目诸注，误为秦地之花椒，不知即今之辣茄，又名辣虎。”
一千六百年前，《华阳国志》将川人食俗习惯归纳为“尚滋味，好辛香”。民俗是地域文化的根，一个地区民间风俗的形成，除了与这个地域的人文历史、自然地理密切相关外，还必将经历长期的积淀，乃至成千上万年才可能形成。
倘若辣椒原产于南美，那么南美洲必然食辣成风，奇怪的是却无书记载。西班牙既然“栽培极甚”，何故当地的斗牛士们不吃辣喝香？按常理，“辣椒”的火爆个性应与斗牛士的猛悍个性相通才是。
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屯兵四川牧马山，有让士兵喝香吃辣、驱寒壮胆的记载。
唐代孟诜（shēn）《食疗本草》一书中也有关于辣椒的文字记载。川菜有道名菜，叫“五柳草鱼”，相传为唐代诗圣杜甫所创，此菜制作过程中用到了五种辅料，其中就有辣椒。其实，不仅“五柳草鱼”佐料用了辣椒，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也有许多辣菜如辣脚子、辣蟹、姜辣萝卜、芥辣瓜旋儿等，姜辣、芥辣一眼就能瞧出来，剩下的辣菜是加了花椒吗？看看菜的做法和佐料不就知道有没有辣椒了？
此外，宋代还有一种椒纸，产于福建建阳，多用作印刷书籍，极有可能是用名为山椒（蜀椒）或朝天椒的辣椒汁（捣碎、水煮），经涂刷或浸透处理、阴干后备用的纸张。
清朝，叶德辉（1864——1927年）所著《书林清话》卷六记载：“椒纸者，谓以椒染纸，取其可以杀虫，永无蠹（dù）蚀患也。其纸若古金粟笺，但较更薄而有光，以手揭之，力颇坚固。”又云：“（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四月十七日，左廊司局内曹掌典秦玉桢等奏闻《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dù）蚀伤牍，未敢备进上览。奉勒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四年九月进览。”
曾忠恕、李晓军主编的《经济篇》记载：1986年，考古工作人员在四川成都挖掘出一座唐代垃圾坑，坑中有一漆盒，盒内就保存期着两只保存完好的辣椒。
近代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等编译的《农艺植物考源》，经多方考察论证后认定：“在中国南方和热带地区就有原生态的野辣椒，如云南西双版纳、思茅、澜沧一带分布有一年生的‘涮辣椒’及多年生的‘小米辣’……”
究其原因，为何“辣椒是明朝时才传入中国、明以前没有辣椒”这样的说法甚嚣尘上，其实与清以后文人大肆宣染不无关系。
文脉又一次断绝后，绝大部分国人皆是文盲，目不识丁，只能人云亦云。彼时国力孱弱，悲观主义、失败主义、投机主义的情绪四处蔓延，人们认为国外的一切都是先进的、美好的，而自己的东西总是落后的、失败的，没有一点自信，甚至有了疑古派，不断质疑自己、质疑和否定自己的祖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可是这些疑古派往往是先定一个基调，然后去找论据，全然没有认真通读中国的历史，也全然忘记了中国在近代以前，在过去的数千年间，一直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一直都站在世界之巅。阿拉伯有句著名的谚语：知识远在中国，吾亦往求之。
在这里，根据何新和南京农业大学的研究发现再补充一些资料：
何新认为，从先秦到两宋，古代文献中有许多种植、食用、药用辣椒植物的记载，非常详尽。
《说文》无“辣”字，但金文有“辛”字，束辛会意。辛即薪，劈柴也，荆棘也。辛与辣乃异体字，“江南曰辣，中国曰辛”（《声类》）。
汉代以前古人调味已经多用辛辣。自古调味料中有“椒”一品，旧解释均为花椒。其实除花椒外，可能也包括辣椒。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里谈到四川人嗜“辛香”，即指的是花椒和辣椒。
《诗经·陈风·东门之枌》云：“视尔如荍，贻我握椒。”陈子展《诗经直解》虽然理解为花椒，但是《计然》一书中曾说“蜀椒出五都，秦出天水”，《中药大辞典》列辣椒为秦椒。
《山海经·北山经·景山》云：“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望少泽。其上多草、藷藇，其草多秦椒”。
秦椒就是一种辣椒，这点毫无疑问。
苏轼《春菜》诗云：“细履幽畦（qí）掇芳辣”。这里的芳辣断然不会是花椒，因为花椒春天不能采摘，辣椒却可以在春天采摘，而且是种在畦（qí）里的。
康熙六十一年(1722)编撰的《思州府志》：“……药品，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盐。”直到今天，四川方言还把辣椒称为“海椒”。
康熙时田雯的《黔书》中也说，“当其（盐）匮也，代之以狗椒（辣椒）。椒之性辛，辛以代咸，只诳夫舌耳，非正味也”。
乾隆《贵州通志》、《黔南识略》和《平远州志》，嘉庆《正安州志》、道光《松桃厅志》、《思南府绪志》、《遵义府志》等，同治《毕节县志》都有关于土人食用辣椒的纪录。
1742年，乾隆七年刊行的农书《授时通考》中，蔬菜种类已经出现了辣椒之名。
此外，清末民初士人陈渠珍在西藏地区也发现了原生态的辣椒。
陈渠珍著《艽(郊)野尘梦》一书，记述了1910年随军入藏平乱期间，在今西藏波密县西北的易贡藏布河东岸山上发现野生辣椒的事情：
“护兵某，在山后摘回子辣椒甚多。某队在山中搜获牛一头，不及宰杀，即割其腿上肉一方送来。余正苦无肴，得之大喜。乃拌子辣椒炒食之，味绝佳。余生平嗜此味，入藏，久不得食矣。今不图于万里绝荒又值战后饥苦之际得之。”
20世纪70年代，我国植物学家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中发现野生型极辣的小米椒，从而证明中国是辣椒的原产地。
1993年又在湖北神农架地区发现了野生的黄辣椒（近似原产非洲的哈瓦那辣椒）。
2006年，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陈学军、陈劲枫、耿红、娄群峰等对21份中国辣椒、8份美国辣椒、1份墨西哥辣椒和1份智利辣椒做了DNA分析，其中包括云南的小米辣椒样本。研究者发现，云南灌木状辣椒和美洲灌木状辣椒的DNA指纹之间的"相似系数"甚低，中国云南西双版纳C.frutescens种质与美洲C.frutescens种质具有较大的扩增片段差异。因此，云南和美洲的灌木状辣椒应当是在人类驯化之前分化而出现的。
该结论发表在2006年04期《园艺学报》上， 为进一步考证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也是辣椒起源地之一提供了新的证据。
云南发现的野生辣椒，经国家有关专家组调查研究确认，是中国原产辣椒无疑。
这就很好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从古至今嗜吃辣椒的地区一直都在云贵高原，辣味菜食为何沿着云、贵、川、湘、赣、鄂、陕这条路线逐渐向外扩展与传播。
3、南瓜
南瓜在海外素有“中国南瓜”之称，本来起源于亚洲南部，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及日本等地，欧美甚少，这在以前是共识。
目前，有关南瓜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元代贾铭的《饮食须知》：“南瓜，味甘，性温，多食发脚气黄疸。同羊肉食，令人气壅。忌与猪肝、赤豆、荞麦面同食。”
1936年，中国著名园艺学家吴耕民在《蔬菜园艺学》书中正式提出了南瓜原产亚洲南部的观点，1957年编纂《中国蔬菜栽培学》时依然持该观点。
1936年，学者颜纶泽也提出了南瓜原产于亚洲南部的观点。
1944年，日本学者柏仓真一指出南瓜是“亚细亚南部之中国、马来半岛等处的原产” 。
然而，西方为了充实“哥伦布大交换”的说法，近年来一直动作不断，硬生生改变结论，将南瓜起源地考证成了美洲。
花旗国农业部葫芦科专家怀特克（Whitaker）在墨西哥东北部山区塔毛利帕斯州（Tamaulipas）的奥坎波（Oeampo）洞窟和秘鲁胡阿沙·普雷塔（Huaca Prieta）遗址中考古发掘，声称最早的南瓜在西元前3000年就已经开始栽培。
详见：李昕升《南瓜的起源中心与早期利用》
怀特克认为在奥坎波洞窟遗址中，南瓜（C.moschata）的出现应是西元前1400年后伴随着陶器和村庄的出现而出现，是与玉米、陆地棉和菜豆一起栽培的，属于当时墨西哥Mesa de Guaje文化的一部分。
南瓜引入今天美国西南部的时间是在西元700年，与陆地棉进入的时间大概一致。
因此，花旗国的考证结论就是南瓜起源于墨西哥至中美洲地区，经历了“哥伦布大交换”时代，南瓜传入了中国。
然而，哥伦布在1492年10月16日的航海日记中记载了玉米，却并没有记载所谓的“南瓜”：
“此岛地势平坦、土壤膏腴。吾获悉，全年都可种植和收获玉米以及其他作物。”
（原文为：The island is verdant, level and fertile to a high degree; and I doubt not that grain is sowed and reaped the whole year round, as well as all other productions of the place.）
也就是说，哥伦布从未提及过“南瓜”，但是他们强行把南瓜塞入了这个“”哥伦布大交换”的名单。
如此一来，便可以掩盖一些驯化物种实际上是来自华夏的事实，并且可以切断华夏与美洲古有往来的联系，尤其是不愿中国人发现宋朝遗民在佛罗里达建立部落历时两百余年、明朝甚至在美洲设立行省的真相。
实际上，现在已经许多证据可以证明家禽养殖技术（如养鸡），也是明朝郑和舰队带给美洲原住民的。
中国人历来有驯化禽兽的本领，南美洲的驼鸟是印第安人带去的，而印第安人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来自华夏。
同理，还有很多其他农作物，如西红柿、番薯、番茄、向日葵和金鸡纳树等等皆是源自华夏。中国种植技术最早，而印第安人“一到达美洲，便马上种植玉米、马铃薯、番茄、向日葵和金鸡纳树”(见《辞海》条目)。
何新等学者认为马铃薯原产于中国，《诗经·七月》“四月秀葽” 中所说的“葽”就是马铃薯，因为:
（1）《郑笔》:“要，草也。”就是说它是草本的；
（2）毛注:“不荣而实谓之秀”，是说没等花盛开就有了果实;
（3）象形，中国的土豆形状像肾脏，所以叫“要”。古时“要”与“腰”通；
（4）岁中“物之始成者”，四月成熟。在所有农作物中最早。
凭上述几个条件来判断，符合条件的只有马铃薯，没有农作物，没有一个合适的。
而玉米、向日葵和金鸡纳树，都是我国北方东夷古族的常见植物，印第安人通过路桥将部分物种的种子带往北美半岛是完全可能的。
作为古代最发达的农业国，中国人是最早栽培这些作物品种的，所以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正是很早就漂洋过海到达美洲的中国人，把这些新作物品种带到了美洲，然后又传播给欧洲人。
后世，我们看到的从国外输入，极有可能都是“早年出口美洲、后期转内销”。都是迷惑世人的。
要知道，郑和舰队走遍了整个世界，收集了全球各地的特产作物和百果百种，一一带回华夏。在那个年代，只有大明舰队有充分条件。
那么，所谓的“哥伦布大交换”故事原版究竟来自何处？有没有可能是耶稣会士授意中国人编造的故事呢？
且来看看徐光启的后裔徐朝俊都干了些什么，他为西方故事准备了什么版本。
徐朝俊撰《高厚蒙求》（1807年云间徐氏刊本、1860年云间徐氏重刊本、1887年上海同文馆排印本）云：
“亚墨利加分南北，其地平分天下之半。土人不知航海，亦不知海外有人。初，西土仅知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三大洲，于大地全体，止得十之三，馀十之七悉云是海。至西国有大臣名阁龙者，素深格物穷理之学，虑海外有国不通，于是行游西海，嗅海中气味，忽有省悟，谓此非海水之气，乃土之气也。自此以西，必有人烟国土。因闻诸国王，资以舟航、粮糗、器具、货财，且与将卒以防寇盗，珍宝以备交易。
阁龙（哥伦布）遂率众出海，展转数月，茫茫无得。路既危险，复生疾病，从人咸怨，欲还。阁龙志坚决，促令前行。忽一日，舶上望楼中大声言：“有地矣！”
众共欢喜，亟取道前行，果至一地。初时未敢登岸，因土人未尝航海，亦但知有本处，不知海外复有人物。且彼国舟向不用帆，乍见海舶，既大又驾风迅疾，发大炮如雷，咸相讶异，皆警窜莫敢前。舟人无计与通，偶见一女子，遂遗之美物、锦衣、金宝、装饰及玩好器具而纵之归。明日其父母同众来观，又与之宝货。
土人大悦，遂款留西客，与地作屋，以便往来。
阁龙（哥伦布）命来人一半留彼，一半还报国王，致其物产。其明年，国王又命载百谷、百果之种，并携农师、巧匠往教。其地人情益喜。居数年，颇得曲折，然犹滞于一隅。其后又有亚墨利哥者，复至欧罗巴西南海，寻得赤道以南之大地，即以其名名之，故曰亚墨利加。”
关于阁龙（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这个故事桥段，大家觉得徐光启后裔徐朝骏编得如何？
现在有迹象表明，哥伦布的故事原型，很有可能就出自这里。
在此时间前出现的西方故事版本，都是后来墨海书馆和后来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伪造并刊印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故事版本太详细了，在此之前的西方版本中从未有过所谓“国王命载百谷、百果之种，并携农师、巧匠往教”的记述，西方是海盗文化，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既然西方记述中根本没有这些个细节，请问徐朝骏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这种故事的构思只可能出自东方华夏文明教化之意识，徐朝骏编造故事时并未意识到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导致的思维模式的不同，也暴露了他对彼时西方缺乏了解的程度，——当时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意大利，夏天气候酷热、冬日苦寒，根本不利于农作物生产，物产尚且匮乏，仅有小麦、葡萄、橄榄等物，何来所谓的“百谷百果之种”？
欧洲海盗只会屠戮美洲原住民，自己农业发展水平更是低下，怎么可能会“携农师、巧匠往教”，教当地原住民种植技术呢？
实际上，大明郑和舰队到美洲时才是传播文明与技术的，才是载百谷百果之种往教当地原住民的，甚至还帮助当地人改进农业耕种技术，作为徐光启的后裔，徐朝骏极有可能知道此事，但隐藏了其中细节，而把这个故事的主角从明人替换成了西人阁龙（哥伦布）。
知道何谓《蒙求》吗？
《蒙求》本是唐朝李翰编著的以介绍掌故和各科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儿童识字课本，全书皆用四言韵文，每四个字是一个主谓结构的短句，上下两句成为对偶，各阐述一个典故。
由此可见，徐朝骏编撰的《高厚蒙求》动机并不单纯，为计之深远。
由此可见，西方伪史制造谎言的机器并未停止，还在继续转动并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若我等不争，听之任之，将来必成祸患，遗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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