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的人生一波三折，承载的不是一个时代的重量。
她来自安徽，生于1938年，那一年蒋介石掘开花园口，豫皖苏遍地灾民。
她长在红旗下，热爱新中国，21岁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却文学研究刚刚开始，就迎来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运动。
她在半传统的环境下结婚生女，又在半传统的环境下离婚，字面上的两地分居，意见不合，就像来自洪荒的隐语。
时间是流动的，也是静止的，她活在现在，也活在过去，她既是历史，也被历史。
这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历史和现实，是一个肚皮。
她批判别人，也被别人批判，这又像她笔下的人物“赵振环”所言:过去我颠倒别人，如今我被别人颠倒。
戴厚英人生最大的转折，是与著名诗人闻捷的那场恋爱。
她本是闻捷的审查者，却不料敌人爱上了敌人。
恋爱本来是个人的事，却不料他们遇到了成千上万的法海。
于是水漫金山。
于是闻捷自杀。
于是戴厚英死了又活，凤凰涅槃。
于是大运动过后，戴厚英就有了《诗人之死》、《人啊，人！》，一时洛阳纸贵。
但这也触动了好多人的神经，招来狂风暴雨，“密集性批判”。
戴厚英是一个真实、透明的人，她当初犯错真诚，后来悔过真诚，她经历再多，打击再大，不改初衷。
能反思，能前进；爱国家，爱人民；嫉恶如仇，仗义执言；关心底层，扶危济困，这是她一生的基调。
所以她就一步步，成了一位世界闻名的人道主义作家。那成长过程，就仿佛破茧，就像她崇拜的托尔斯泰。
但是戴厚英来到人间，确实就像佛语中的“历劫”。恒河沙数的劫。
闻捷之死是她的第一大劫。
写作之难是她的第二大劫。
然后她就遇到了她人生的第三大劫。
她救济帮助了一个来沪打工的同乡，却被此人砍了30多刀！
——人生有三大劫，金钱劫、情感劫、生死劫。
戴厚英淡泊名利，没有金钱劫，这一次是生死劫。
——英雄多死于小人之手。
一个高贵的灵魂就这样死于小人之手。
一个呼唤人性的作家就这样死于暗黑的菜刀。
这难道就叫“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
1
戴厚英是安徽颍上人，祖辈做过大清的武官。
她从小聪明过人，能言善辩，是家里唯一上过学堂的女孩。
那时候，她的祖父、父亲都以她为骄傲，经常带着她到人前炫耀。
但是戴厚英学的是三从四德，性格上却一直叛逆。
过年团拜，别人磕头，她不磕，逼急了就大哭。
祖父续弦，无人敢言，只有她敢跑去唱儿歌讥讽，竟然让祖父打消了念头。
戴厚英这一点像她妈。
她妈性情刚烈，高度自尊，那个年代就敢反对公婆专制，要求分家。分家后日子再难，也不叫苦叫痛，更不向公婆求助。
戴厚英对解放前，解放初的战乱与动荡，都是饱尝过的，所以她对来之不易的新生活一直充满感激。
那是一个革命色彩浓厚的时代，戴厚英参加过秧歌队、腰鼓队、演剧队、宣传队，一切不落人后。
她的经历和性格，注定了将把她带入时代的洪流。
2
1956年，戴厚英考入华东师范中文系的时候，只有18岁。
那时候，各种运动已经多起来，实际上她只学习了半年多。
戴厚英起先是作为“中间力量”被发展起来的，后来就由“要我革命”，转变为“我要革命”了。
她真诚地要改变世界观，成为革命者。
戴厚英成为“明星”，是在1960年。
那时候她面临毕业，曾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代表，参加了上海作协的一场讨论会，也就是后来所称的“49天会议”。
戴厚英当时被要求批判老师钱谷融，她以一句“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先声夺人，随即就对钱谷融展开了猛烈炮轰。
她的言辞犀利便捷，在这时得到尽情发挥。那一场批判下来，她的“小钢炮”之名不胫而走。
戴厚英由此得到领导赏识，还接到报刊杂志大量约稿，有时候甚至会被邀参加宴会、接待外宾。
她红成这样，当然被留在上海了。当时的上海作协文学研究会，其实并不研究文学，而是负责文艺战斗，戴厚英专管戏剧电影方面。
她那时当然不会想到，这会造成她与闻捷的一场情劫。
3
戴厚英后来靠小说闻名，同时遭到围攻时，曾经拒绝加入中国作协。她说她不能举着白旗进作协。
但她其实早就是中国作协的会员了，而且是先进了中国作协，才进的上海作协。
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曾经说，这是极不寻常的，背后的人际关系显而易见。
但这当然不是戴厚英本人的运作，而是因为她当时是领导们青睐的先进。
这个过程就是，戴厚英因为某领导青睐，破格进了中国作协，而后遭到清算，又被作协取消。
她当年毫无创作，却进了作协，后来颇有建树，却没有资格。最后，她反倒你让我进，我还觉得你不够资格。
后来的戴厚英，已经不在乎名位，只论是非曲直，只想写一个大大的“人”字。
戴厚英在1963年后更上层楼。
那时候上海市委成立了市委写作班，她进了文学组工作。办公地点就在著名的康平路141号，那据说是戴笠当年送给蝴蝶的礼物。
这应该才是戴厚英人生劫难的起点。
4
1968年，戴厚英已经是上海作协的第四把手，那年3月，她终于与闻捷有了“亲密接触”。
闻捷是新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不但写了大量歌颂祖国的诗歌，也写了大量的爱情诗歌。
他的情诗是这个样子:
“苹果树下那个小伙子/你不要、不要再唱歌/姑娘沿着水渠走来了/年轻的心在胸中跳着/她的心为什么跳啊/为什么跳得失去节拍？……（《苹果树下的姑娘》）
他的情诗也曾经让无数中国男女的心，跳得失去节拍。
但是闻捷当时也去搞样板戏去了，在《海港》剧组。他因为与张某人早有嫌隙，在大运动开始不久，就光景不好。
先是在《海港》剧组遭到批判，然后被撵出剧组。再后面逃到北京40天被揪回来，那就算罪加一等。
而当时负责审查他的，正是配合市委写作班工作，又分管戏剧电影的戴厚英。
她做了闻捷调查组的组长。
然而，闻捷成名很早，比戴厚英大15岁，不乏智慧的戴厚英，到底是读着闻捷的爱国诗篇长大的。
所以戴厚英那时候就有点迷糊了。
长成闻捷这样的人，为什么也会成了叛徒？
她立场一旦不稳，这就非常危险，以至于接触了一阵子之后，见闻捷查不出什么问题，反倒同情起来，有时候还会帮助闻捷与家人传递消息。
于是乎，真正的考验就一步步到来。
5
1968年，闻捷所遭遇的审查动静很大，他自己在咬牙坚挺，她妻子杜芳梅却受不了了。
杜芳梅是吃陕北的小米长大的，温柔善良，但也倔强。闻捷的风波自然也辐射到她所在的上海银行，但她起初并没被压倒。
她抗议，她辩解，为丈夫辩解，她知道他们都是从小投身革命的人，都深爱着来之不易的新中国。
但是她在闻捷入狱，批斗不止后，终于感觉到压力山大，孤立无援。
她在跳楼之前，留给三个女儿的只有一句话:“爸爸不是叛徒，妈妈没有罪。”
杜芳梅自杀的消息传来，负责了解情况的还是戴厚英，她对杜芳梅深为惋惜，非常同情。
当时的上海作协其实也认为杜芳梅没有问题，她只是承受不住压力，一时想不开，所以就让戴厚英写个报告，并把这件事告诉闻捷。
闻捷与妻子的感情非常深厚，戴厚英亲眼目睹了这个东北大汉撕心裂肺的悲痛。他捂着脸痛哭，他的眼泪是从手指缝里流出来的。
戴厚英在那一刻被感动了。
6
闻捷妻子自杀后，三个女儿都被赶出家门。她们在1969年后，分别申请下乡，去了外地。
那一年，戴厚英也离婚了。她后来与闻捷的女儿关系很好。当1985年，叶永烈采访戴厚英时，还曾亲耳听到闻捷的女儿赵咏梅打来电话。
她们关系很亲密，叶永烈说，当时戴厚英曾告诉赵咏梅采访的事，并征求她的意见，赵咏梅说，你自己决定吧。
很显然，戴厚英与闻捷的那场爱情虽然夭折，却把这两家人联系到一起了。
这种怀念与亲近，外人很难体会。
时间过得很慢也很快，转眼间杜芳梅去世两年。1970年3月，全国形势又变，上海作协整体进入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了，闻捷也在其中。
他虽然仍旧住在“牛棚”，却因为是一米九的大汉，被选为生产队长。而戴厚英，仍旧是他的领导。
大家都在养猪、种菜，却不是一类。但大家都在养猪、种菜，却容易接近。于是这期间，戴厚英与闻捷，互相间就越来越了解。
闻捷当时的日子依旧不大好过，而戴厚英其实也好不到哪去。跟青梅竹马的爱人离婚后，她一直没能走出来。
于是他们之间，就又有了苦难的联系。
闻捷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依然还有孩童般的纯真，这对戴厚英这样的女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闻捷谈诗歌，谈文学，她爱听。
闻捷一再倾诉对妻子的思念，她也爱听。
戴厚英自始至终不嫉妒，她觉得只有这样深情的男人，才叫男人。
但是戴厚英在闻捷第一次表白时，依然拒绝了。她说她要读完闻捷的全部作品，再做决定。
戴厚英读了，带着洞察、审查、欣赏去读。
读完了，她说:
“诗如其人。人如其诗。我爱其诗。我爱其人。”
7
特殊时代有特殊的爱情，也有特殊的恋爱方式。
戴厚英和闻捷的恋爱关系一旦确定，立刻进入热恋期。
那时候，往返于干校与田间的长堤，就是他们的诗歌，两周才有一次的半天整理内务时间，就是他们的奢侈。
他们会一起去七八里外的海边走走，或者一起去拾黄泥螺。有时候也可能穿着满是补丁的“干校服”，到附近的小镇上喝一碗豆腐汤。
他们的爱情异常朴素，他们的快乐异常简单。他们只是两颗心在苦难中重合，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
但是，他们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他们的恋爱很快被人报了上去。
于是法海来了，认定闻捷是妖，戴厚英会被吃掉。妖是必须消灭的，“堕落”的戴厚英则必须挽救。
张某人亲自做了批示，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闻捷的厄运又来了。
他的厄运就是戴厚英的厄运。
闻捷这一次还是没有屈服。他不但因为戴厚英将被调往吉林，与领导大吵了一架，还在批判大会上拒不认罪，说我就是爱戴厚英。
闻捷的激烈态度使情况变得更糟，各种罪名越来越大，一次大会后，戴厚英跑到他们定情的大堤上，放声大哭。
第二天，戴厚英也遭到审查，这以后，没完没了的审查、批斗，让戴厚英和闻捷几乎崩溃。
闻捷终于知道大事不好了，他为了保护戴厚英，提议说，咱们暂时分手吧。
戴厚英烈性子，回答说，要断就彻底断！
于是这场分手，就成了压在闻捷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8
生活从来不像闻捷的诗，可以“像一泓溪水，在那里漫无目的地流淌……当你回过头来看看它所流过的地方……原来绿的更绿了，红的更红了，一切都更加显示出它美丽的色彩。”（戴厚英在叶永烈采访时说的话）
1971年春节前，五七干校整个拉练回到了上海，戴厚英终于当面归还了闻捷家的钥匙。
那一刻，这个一米九的东北大汉跪地大哭，戴厚英也跪下哭了。
其后的大会上，戴厚英又见到闻捷，但闻捷直到散会，也没有看戴厚英一眼。
闻捷就那样走了，戴厚英万分难过。她并不知道那是他们最后一面，但还是出于关心，悄悄跟了过去，一直跟到闻捷家100米外。
戴厚英看着闻捷回家，想到长痛不如短痛，努力克制自己，转身回来了。而闻捷，正是在那天夜里，吸了煤气。
杜芳梅之后，闻捷又自杀了。他死后的第二天，批判大会再次召开，批判声势更加凶猛。
会场上，戴厚英穿着一身黑衣出现，异常醒目。大会后，她终于病倒，几乎七天七夜没有合眼。
戴厚英躺在床上，窗户正对着会议大厅，各种发言和口号声一直不断。
那七天七夜，是一个女友一直在陪着她。
那七天七夜，戴厚英一直在“不断地讲，不断地抽烟，不断地想，不断地哭……”
她在为了闻捷的死撕裂。
她在为那天没有跟着闻捷回家自责。
她在为他们的遭遇迷惑、愤怒、痛苦。
戴厚英从那天起，心中突起了一座巨坟，她后来说，她当时就像突然被人从船上掀到波涛汹涌的海里，既看不见岸，也看不见船和桥，甚至连一块让她喘气的石头也摸不着。
但是戴厚英那时候也说，她不想死。
因为闻捷的死让她看到了——
死，没用。
9
戴厚英所经历的，是一场个人悲剧，更是一场时代悲剧。
她本人有错，但也是受害者。
她本来只能承受自己的过错，有人却非要她承受时代的错。
那里面本来有她无法承受之重，有人却非要让她承受不该承受的重。
大运动过去后，戴厚英有将近三年的时间，一直在不断地接受询问和调查，她被要求“说清楚”。
戴厚英那十年里，跟无数人一样，一直在跟着感觉走。她为此贡献了青春、爱情和才华。她说不清楚。
1978年，闻捷平反了，他和戴厚英的爱情得到确定，当年年底，市文联、市作协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但是奇怪的是，戴厚英居然没有资格参加。
她最后是靠了好友的帮助，才得以出席。
与此同时，上海作协也把她推出门外，让她自谋生路了，那真是曲终人散，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如果用戴厚英自己的话说，就是“脚下只有一片废墟，四周只是一片荒原。除了一个相依为命的女儿，我真正是一无所有。”
10
人生就像一个大盲盒，有什么没什么，要打开看了才知道。
有什么没什么，你也都只能接着。
历史的教训是深重的，但戴厚英不能沉沦，不想活在过去，她决定从此以后，“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眼睛观察，自己的声音唱歌，谁也不崇拜了。”
她总之要重新塑造一个自我。
撕心裂肺之后，对戴厚英来说，就是脱胎换骨，于是戴厚英开始反思。既反思自己，也反思整体。
她要认错，她要悔过，她要请求原谅。
她要回忆，她要记录，她要讲述，她要叫喊，她要哭。
她要“上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交给魔鬼”，“账本自己清算，灵魂自己审判，双手自己清洗”，“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
长歌当哭，魂归来兮！
于是这就先有了《诗人之死》，后有了《人啊，人！》，直到《脑裂》。
《诗人之死》，属自传性质，20多万字一气呵成，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那是戴厚英完全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之下，任凭检阅的勇气。
《人啊，人！》，依旧闪现着戴厚英个人的影子，这成了她的写作特色。但是这部“右派题材”的小说，远比前者更为深刻、成熟，它是为了探讨和呼唤人性、人情、人道，以及尊严。
戴厚英的父亲当年因为对统购统销提了点意见，也曾被打成“右派”，她其实也是“右二代”。
她那个在百货商店当经理的叔叔，是因为商店丢失了1000块钱，被当做嫌疑人才自杀的，愤而自杀。戴厚英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许多人生困境。
高自尊，要面子，这是他们家族的共同特征，但是这并解决不了某类困境。
11
戴厚英已经在朝向思想者、探索者、人道主义作家的方向前进了，她心中还有了更大的文学计划。
但是她首先要经历狂风暴雨的洗涤。
《诗人之死》，本来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但是它触动了某些敏感人物的神经，被叫停了。
它此后转到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又派人追到了福建。这事幸亏得到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支持。
但是上海新华书店原订的六万册，一册也没进来。
《人啊，人！》的处境更加不好。
第一轮批判，由上海发起，然后就席卷全国。一次不够，就来两次，一连几年。
那期间，学校罢免了戴厚英的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职务，甚至还一度取消了她上课的资格。
学校还专门为戴厚英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叫批判小组，一个叫帮助小组。
批判中，有人打哈哈，提倡人道总是好的吧？大家就笑。
有人居然提出逮捕戴厚英，系里一位领导却说:“如果戴厚英够得上逮捕，那就应该逮捕;如果戴厚英够得上判刑，那就判刑。但是，如果她根本够不上，那她就是一个公民，她就有权利写作！”
当时的人们，其实并不都站在批判者一方，只是那声音不易被听到。
听到了也会被淹没。
但是戴厚英和她的小说，却因为国内激烈的批判，引起世界注意。
香港、美国、日本、法国、德国、韩国等纷纷出版，就是不给稿费。
戴厚英盛名之下，自然有好多求见者、采访者，但是他们通通遭到拒绝。
那年里根访问时，复旦大学还根据指示发出通知：“如果外国记者问起戴厚英，就说不知道。”
当时还有位作家说，报纸上批戴厚英，反而把她批出名了，今后要关起门来批。
这很像部滑稽剧。
领导们其实多虑了，戴厚英责之切，是因为爱之深，外人攻击大陆文艺界时，她会立刻反驳。
她还说:“在国内我批评起来绝不留情，可是一出国门， 我绝不说祖国一句坏话。”
她就是在改革开放进行多年后，也经常在女儿戴醒面前批评美国，说什么金钱至上、制度缺陷之类。
那时候，倒有人说她有些狭隘民族主义了。
12
风雨终究要过去的，戴厚英和她的作品终于得以正名，有了各自该有的地位。
“我只是一个作家，我只想以我的笔和作品为中国人服务。”
“在我国，有责任感的作家没有一个跑到外国去的。音乐家有，画家有，但作家没有。”
所以戴厚英也不肯跟着女儿去美国，她要继续忧国忧民，为百姓写作。
有人曾经写文章回忆戴厚英，说她的课虽然是选修课，却总是座无虚席，就是过道上也往往坐满了学生。
这是因为她讲课滔滔不绝。她是平民作家，百姓作家。她有知识，有价值，有爱憎，有生活。
她的作品被百姓欢迎，她的课就被学生欢迎。
戴厚英被杀后，有人曾经怀疑过仇杀。
因为她谈腐败，往往怒发冲冠。
她去趟海南，见到原始森林被毁，会大声疾呼。
她捐款，或发起募捐，会一直监督，务必要保证捐款全都用到灾民身上。
她总之嫉恶如仇，在生活中，在文章里，都得罪过不少人。
但是戴厚英对自己的错，对别人的过，都很英勇，对自己的遭遇，却反应不大。
她曾经说，强者都是弱者变的，打击反而磨炼了她，人一旦看透，反而冷静。
戴厚英在平时，其实只是个柔弱平和的小女人而已，这话叶永烈说过，很多人说过。
13
戴厚英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只剩下一个大目标了，那就是在文学上有所建树。
如果要提到责任，那期间最大的责任，可能在侄女戴慧身上。
戴慧是戴厚英六弟戴厚泉的女儿。
她是因为母亲是上海知青，才在初中毕业后，按照知青子女回沪政策，把户口迁到外婆家的。
1994年，戴慧在上海商业职业技术学校上学，戴厚泉因为女儿需要照料，二姐需要陪伴，就征得二姐同意，让戴慧住了过去。
戴厚英对戴慧看管极严，她因为戴慧打电话，那边的男生说话“不太着调”，都会把侄女训斥一顿。
这是典型的传统家长。
但是戴厚英和戴厚泉要命也不会想到，这场同居，会害了戴慧。
1996年8月25日下午5点多，戴厚泉夫妇来上海凉城新村202室看望姐姐和女儿，因为敲了半天门没有动静，就去了四楼的赵教授家。
戴厚英在生活中属于丢三落四的女人，她经常会把钥匙忘在家里，她早就告诉过弟弟，如果你们来，我不在，就去赵教授家拿备用钥匙。
戴厚泉当天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刚跟女儿通过电话，他那时其实就有不好的预感，但是他却想不到家里会发生那种事。
门一开，戴厚泉夫妇就闻到一股强烈的血腥气，他们紧接着就看到戴厚英倒在血泊里。
戴厚泉的妻子尖叫起来，她急忙扭头往北面的小房间里看。小房间的地板上同样躺着一个血人。
那一刻，戴厚泉夫妇差点双双昏倒，旁边的人急忙打了110。
14
从简单到深刻、从迷茫到清醒、从冲动到理智的戴厚英死了。
一直坚守人性、不断探索的戴厚英死了。
一直在书写一个大大的“人”字的戴厚英死了。
她身中30多刀，脖子几乎砍断……惨死……
戴厚英被杀的消息传出，国内外震惊，各方媒体纷纷报道，各种猜测漫天飞舞。
上海市领导、中央领导都非常重视，他们纷纷做了批示，并要求国庆节前破案。
各方舆论、领导督促、身上的责任，无疑给上海公安带来巨大压力，他们迅速组成了170多人的“八二五特大凶杀案”专案组，投入了战斗。
能调动的痕迹专家、侦破高手、技术手段都调动了。34°的气温下，凶案现场也不能开风扇，专家们的勘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寸寸进行的。
现场勘察、技术分析进行了八天八夜，现场总共被封了十多天，这在侦破史上极其罕见。
汇总会开过，干警们就兵分六路，开始了行动，这场大战的规模和工作量也很罕见。
第一路，奔安徽颍上，翻山越岭，走街串巷，调查了23个村，4个居委会、多所小学中学，数百家商店，访问对象多达万人。
第二路，专攻案发现场附近，对500多户逐家反复走访，先后甄别了896人。
第三路，以戴慧活动的圈子为中心，先后调查了109人，还不包括戴慧外婆家的亲朋好友。
第四路，以戴厚英单位为中心，范围扩大到戴厚英执教18年来的所有学生和同事。在外籍的，曾经发函15个省市的公安协查，有时候也得派员前往。
第五路，专门负责整理戴厚英往来信件、通讯录、名片等等，期望从1600多个关系人中发现线索。
第六路，有的跑上海本地，有的跑常州、启东、义乌、顺德等地，他们负责调查皮鞋、血袜等物证的生产销售渠道，光摊位就走了数千个。
警方就连给戴厚英修理电视机、电脑，装修房子的人，收走戴厚英家废报纸的人，也得查找。
他们当然也没忘了调查出租车，去银行蹲守（凶手带走了戴厚英的身份证和几个存折）等等，那真正是不留死角。
然而侦破工作进行了快20天，警方依然没有获得关键线索，那之后，上海刑侦总队总队长吴延安似乎都变得“迷信”起来。
会议午餐时间，有个菜盘子不慎落地，吴延安立刻问道，破了没有？
大家一愣之下，都高喊起来，破了！破了！
15
嫌疑人的基本画像其实早就有了，事后证明基本无误。
但是这个案件的告破，最终靠的是戴厚英的日记。
戴厚英的女儿戴醒，是8月28日回国的，警方立刻与她联系，要求查阅戴厚英的日记。
戴醒一开始因为牵扯到妈妈的隐私，表示拒绝。警方在反复劝说中向她保证:第一，查阅日记只为破案，绝不公开；第二，日记只有施敏鹤政委一个人有权查阅。戴醒才终于同意。
她当然也希望尽快破案。
施政委从9月10日开始查阅，逐条逐句分析之下，那工作量也是挺大的。
9月13日中午，他终于发现了一段关键文字:
“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李文杰，今天托他的孙子陶锋带信给我，要我在上海为他孙子找一份饭店厨师工作。天哪，我一生中都没有进过几次饭店，更不用说在饭店替他找工作。在外地人的眼里，我这个当教授的好像有多大本事，很了不起的样子。其实，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但是，既然是老师托我，我总得替他想想办法……”
陶锋——厨师——菜刀（现场凶器）……
富有办案经验的施敏鹤迅速将这些特征联系起来，他随后也带领部下，在电脑记录、来往信件中，找到了相关信息。
尤其幸运的是，他们在李文杰寄来的信件背后，发现了一个地址:
呼玛一村206号202室陶锋。
吴延安在盘子落地那天，其实已经得到了这个消息，于是警方锁定陶锋，进行调查、抓捕，也就不在话下。
16
陶锋是在安徽界首的一家酒店里抓获的，他当时正在大摇大摆地做他的厨师。
他的确是李文杰的孙子，他是因为随母改嫁改的姓氏。
警方抓获陶锋的时候，立刻察看了他的皮鞋和指纹，那一刻陶锋崩溃了。
他说不用看了，是我做的。
警方随后在他的宿舍里起出大部分赃物。
案件很快查清了，原因原来如此简单:
陶锋之前带着祖父的信来找戴厚英时，戴厚英给了他热情接待。
她一个没下过几次饭店的人，为了老师努力了。但是陶锋没有好好干，他干了没几天，就被老板开除。
她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人，也为了老师，为了同乡之谊，尽可能接济了陶锋。
她不了解陶锋，不知道她接待了一个不该接待的人。她只是出于善念，做了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
陶锋第三次来到戴厚英家，戴厚英刚从安徽募捐现场回来。她在安徽呆了一个多月，那天正好出去购物。
陶锋那天下午本来在到处借钱，他跟人说，他想偷渡到台湾。
陶锋本以为戴厚英经常捐款，家里一定有很有钱，因此见到戴慧一个人在家后，就起了歹心。
他打倒了戴慧，又把她掐晕。他以为戴慧死了，就开始翻箱倒柜。
戴厚英恰好这时候回来了，陶锋听到声音，立刻躲到门后，等戴厚英进来，把一个花瓶砸到她头上。
陶锋然后就举起菜刀，对戴厚英下了毒手。
戴厚英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你这样做，你会后悔的。”
而陶锋则对着死去的戴厚英鞠了一躬说:“戴老师，对不起了。”
就仿佛他只是打碎了一个花瓶。
这时候戴慧醒来，陶锋见她没死，就又赶过去杀死了戴慧……
恶魔的对不起，从来是最无耻的谎言。
17
戴厚英是一个为了别人可以过穷日子的人，陶锋从戴厚英家里并没有得到多少钱。
陶锋的行为是令人发指的，但是这个人在供述的时候，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而戴厚英，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还相信人性，她居然说了句:你会后悔的。
这已经有殉道者的感觉。
这恰好印证了戴厚英之前的一句话:揭露黑暗，是因为相信光明。
她的确是爱人，爱国的。
这之后，陶锋的律师还曾用临时起意为陶锋开脱，公诉方给予了严正驳斥。于是丑恶残忍的陶锋，终于得到应有的惩处，被执行枪决。
然而，人格独立，平时温和，一直在我手写我心的戴厚英，再也回不来了。
一个才女的人生，和她的文学生命，就这样被一个贪婪肮脏的小人阻断。
戴厚英去世后，海派作家淳子说，她如果能晚一步回家就好了。
这也是我的希望，我的痛惜，但生活没有如果。
戴厚英的葬礼上，文学大师巴金送来了花圈，极为赏识戴厚英的萧乾写了一副挽联:
敢想敢说敢作敢为为民诉疾苦
大彻大悟大喜大悲悲我挽厚英
萧乾早就说过，戴厚英是“一位诚实的作家，一个真正的人”。
人间自有正义，人心大多向善，文章、文学慰藉、帮助、开导、提升、唤醒、愉悦了无数人，它们并非只是“纸上苍生”。
但是“生活就像一块用善恶的丝线交织成的布”（莎士比亚），向善之人，也要有双慧眼，留点边界，带点锋芒。
柔软的心，要裹着盔甲前行。
仰望星空的时候，也要注意脚下的深渊。
慧眼当然是借不来的，但人生却有一个要点，那就是:
永远不要高估人性。
人是有本质的，改变很难，有些人真的是属屎壳郎的，永远都在掏粪蛋。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犯过盗窃，下一步总是凶杀。”
这虽然不是绝对真理，但却是一个顶顶现实的提醒:
心不能给无心的人，爱不能给不是人的人。
贪婪不会停止，凶暴不会收敛，利益面前不必考验。
人生无非是两大势:惯势、形势，圣人大多活在古籍里。
• END •
文/九鸦
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