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翎
编辑：柳叶叨叨
1978年9月29日清晨，护理员蒋爱珍拿着一把五三式步骑枪，冲进了新疆农八师144团医院的内科病房。
“李医生，你不是要我去死吗？我要你先死！”
话音刚落，扳机一扣，“砰”……
李佩华医生胸口中枪，当场倒地身亡。
蒋爱珍转头直奔外科走廊，“叫你造谣！叫你造谣！”
“砰”……“砰”……
钟秋、戴淑芝二人倒在血泊。
蒋爱珍走到外科大门，撞见郭建雄医生，举枪就打，但一弹未中。
她继续跑到家属院寻找“目标”，却被随后赶来的群众包围，僵持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被逮捕。
事件一出，全国轰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时，更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
当地诸多民众竟堵在法院门口，为杀人凶手蒋爱珍求情、请愿，要求从轻发落。
甚至，《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7000字长文，为蒋爱珍发声、助力。
这等奇观，实属罕见！
自古以来，杀人抵命，本是理所当然。为何连杀三人的蒋爱珍，却有如此多人替她鸣冤？这起杀人案件到底有什么隐情？
1972年，刚满16岁的蒋爱珍初中毕业，她离开家乡浙江绍兴，跟随大哥蒋根土万里迢迢来到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当一名农垦战士。
这个江南小姑娘干起活来，一点都不“江南”，活脱脱一个女汉子。
挑土、赶车、修水库、摘棉花、抗旱、挖泥塘……大多数男工干的活儿她都抢着干。
靠着勤劳苦干，蒋爱珍很快被评上先进。
一年后，她顺利入团；两年后，她被推荐到医院当护理员；四年后，她成功入党，被选为医院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
那会儿，蒋爱珍才20岁，被领导称为“军垦一枝花”。她完全没想到，自己的人生即将迎来一场最漫长的噩梦。
而噩梦的开始，源于大哥的一句好心“嘱托”。
蒋爱珍在144团医院工作，医院的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政恰巧是大哥蒋根土的老战友，大哥爱惜妹妹，就嘱托昔日好友，多多关照蒋爱珍。
张国政也很给面子，热心指导蒋爱珍工作，遇到困难能帮则帮，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密切起来。
谁知，这种“密切”关系却成为了张、蒋二人日后被恶人诬陷的“把柄”。
当时，144团的李佩华、谢世平、粟友成，他们跟张国政早有矛盾，一直伺机整他下台。
那个年头，搞臭一个人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从生活作风问题上入手。
好巧不巧，倒霉的蒋爱珍成为了这场派性斗争的“牺牲品”。
1978年3月，蒋爱珍请假回乡探亲，临行前一晚（3月17日），张国政跟另一同事，到蒋爱珍房间，叮嘱她路上小心。
谢世平、李佩华得知张国政要去蒋爱珍卧室，便龌龊地认为两人一定会发生关系。
半夜两点钟，谢世平妻子钟秋带着六、七人，在蒋爱珍卧室周边蹲点，然后教唆护士长，让其指使蒋爱珍到手术室取无菌纱布。
支开蒋爱珍后，谢世平一脚闯进卧室，拿着灯四处搜查，却找不到他们想要抓的“鬼”（张国政）。
待蒋爱珍回来，发现房间里的谢世平，以及躲在走廊角落的李佩华，顿觉事情不对劲。
她害怕卧室里的钱被偷，本想着去找支部书记，但书记家离医院很远，她便去找张国政求助。
张国政来到后，谢、李二人突然高喊：“我们来抓鬼咯!”
凭借敏锐的直觉，张国政很快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立即派人找来支部书记和支委，说明事情原由。
支部检查了蒋爱珍的卧室，翻了床褥被头，未见异常。
谢、李两人便深知他们的抓鬼行动“失败”了。
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但没想到谢世平和李佩华还不死心，他们甚至想出了一条“毒计”。
第二天（3月18日）早晨，谢世平就立马向上级告状，捏造事实，诬蔑张国政和蒋爱珍昨晚在卧室里干了不可告人的丑事。
同时，谢世平的老婆钟秋，李佩华的老婆戴淑芝一大早就在医院、商店、学校、菜市场传播：“在床上活捉一对……医院抓了条大鲤鱼……”
两三天后，谢世平、李佩华等人继续你一句我一句地添油加醋，补充“丑事”的细节，越说越逼真，越说越传神。
讽刺的是，这些被恶意捏造的谎言竟然成为日后某些领导逼迫蒋爱珍承认“三·一七”事件的主要“证据”。
虽说是谣言，但三人成虎，部分老百姓开始相信谣言的内容，经常对张、蒋二人嚼舌根，对他们的态度也大不如前。
在上世纪70年代，对于一个22岁的黄花大闺女，清白比命更重要！遇到这种清誉被毁的事情，她能做什么？
她只能哭、生气、绝食，靠输葡萄糖液维持生命。
谢世平、钟秋等人还时常在医院里大骂张国政和蒋爱珍乱搞男女关系。活在辱骂和谣言里的蒋爱珍，精神逐渐崩溃。
她时哭时笑，经常大喊大叫，半夜里还跑到戈壁滩上泪眼汪汪地找“妈妈……”
后经医生诊断，蒋爱珍不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李佩华等人不但没有同情蒋爱珍，反而说她“装疯卖傻”，真是欺人太甚！
大哥蒋根土看着身心日渐摧残的妹妹，心疼又难受，他苦口婆心地安抚蒋爱珍：“你要振作起来，你是党员，要相信和依靠组织！”
“是啊，我要相信组织，组织一定会还我一个清白。”蒋爱珍在心里默念着。
3月30日，144团党委指派特别工作组到医院，负责专门调查“三·一七”事件。
然而，工作组组长杨铭三是什么来头？他是张国政的对头，在过去的工作中，曾多次跟张国政闹得不可开交。
这次调查，从一开始，就是偏袒谢、李一方，结果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可蒋爱珍并不知道这些，还以为自己迎来了“救星”。她满怀希望地写了一份详细材料交给工作组，并多次找杨铭三哭诉冤屈。
但每一次，杨铭三都是重复几句官话：“有嘛，就承认，跌倒了就再爬起来。”
“跌倒，什么跌倒？我是被人害倒的！”蒋爱珍心里有气却不敢发。
过了一个多月，工作组什么也没查到，团长冯俊（也是张国政的冤家）急了，亲自来到医院动员大家“揭发”张国政的作风问题。
为配合这一鼓动，李佩华和谢世平写了一封信，内容直指张国政和蒋爱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医院、招待所附近等地方到处张贴。
一开始，医院里还有不少人对“三·一七”事件持否定或怀疑态度，但工作组一来，这些人就渐渐变得沉默不语。
拿医生牛素玲来说，她仅仅听了蒋爱珍诉说一次冤屈，好心说了几句安慰话，就被杨铭三逼着写检讨书，还在全院大会上做公开检查。
另外有一名跟蒋爱珍谈过恋爱的青年医生，杨铭三竟当着人家父亲的面警告：“我以领导的身份告诉你，现在蒋爱珍的问题还没搞清楚，你不能跟她谈。”
而蒋爱珍的一举一动则时刻被工作组严密监视着，连她的私人信件也被李佩华等人随意拆看。人们逐渐对她避而远之，医院里再也没有人敢为她发声了。
8月5日，在全院的群众大会上，工作组肯定了“三·一七”事件的真实性，蒋爱珍百口莫辩。
会上，她顶了杨铭三一句，杨铭三竟狂妄地说：“哪怕到最后什么也查不到，就凭你跟张国政不明不白的关系，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蒋爱珍对杨铭三和工作组算是彻底失望了。
8月6日晚，蒋爱珍再次找团长冯俊喊冤，冯俊仍旧哼哼唧唧，冷冷地用官话敷衍：“你要相信组织……”
蒋爱珍到石子河找上级，找到地区驻144团的工作队李队长，李队长还是一句场面话：“你要相信当地组织……”
一来二去，蒋爱珍对“相信组织”这条也绝望了。
在之后的一个月，工作组内部对“要不要开蒋爱珍批判会”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但杨铭三不顾众人反对，坚持要开会。
9月26日，一场名叫“说清楚”的批判会，成为了压死蒋爱珍的最后一根稻草。
会上，杨铭三要求蒋爱珍对“三·一七”事件、“与张国政接触”、“装疯卖傻”等问题逐一说！清！楚！
李佩华更是站起来指着蒋爱珍恶毒发言：“你不要再装疯卖傻！你为什么不去死？不去跳河？不去撞火车？”
随后，他高声宣读一份与谢世平联名签署的报告，要求团党委对蒋爱珍进行妇科检查。
医院副院长粟友成趁机附和：“是驴是马，拉出来让人看看，真金不怕火烧嘛！”
李佩华接着向工作组上交一份开除蒋爱珍党籍、清除出医务队伍、下放连队改造的申请。杨铭三接过申请，大声说：“一定转交上级。”
除此以外，会上还有不少人对蒋爱珍说了带侮辱性质的难听话，钟秋还在旁边对她指指点点，挖苦嘲笑。
蒋爱珍全程低着头，眼泪滴滴答答地往下掉，眼睛肿得像核桃。
当天夜里，她怀着彻底绝望的心情，写了一封万字诉冤信。
两天后，她又给父母、大哥和张国政写了遗书。
“这次是我害了您，如果那天晚上我不找您汇报，也不会连累您受此冤枉……”她给张国政的遗书写道。
几天以来，蒋爱珍满脑子只想着一死以证清白。然而，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她的选择。
9月28日，民兵排长通知蒋爱珍第二天去打靶。
“打靶是为了什么？为了打敌人。我的敌人是谁？不就是那些专门整死我的人吗？”
那晚，蒋爱珍做出最终决定：“豁出去跟他们拼了！拼一个算一个，拼两个赚一个！”
第二天一早，蒋爱珍去武器库领了一把五三式步骑枪，装上以前剩下的八发子弹。她已经把“靶子”的名单列好：李佩华、戴淑芝、谢世平、钟秋、杨铭三、张凤梧、郭建雄、粟友成。
蒋爱珍在团里曾是一名优秀的射手，步骑枪在她手里拿得稳稳的，每一次瞄准、扣扳机、发射也都是稳稳的。
她没有一丝犹豫，直奔“靶子”所在地，砰……砰……砰……
李佩华、钟秋、戴淑芝相继倒地。
子弹打偏郭建雄后，蒋爱珍气势汹汹地跑到家属院找谢世平。
谢世平的儿子挡在门口：“爸爸不在家，他出去了。”
此时的谢世平，根本没有出去，只是害怕地躲在了床底。
蒋爱珍没有完全丧失理智，她没有伤害孩子，转头继续找“靶子”。
后来，越来越多的群众围上来，连张国政也来了。
“小蒋，你不考虑自己，也要想想你的大哥，你的父母啊！”
众人一直劝、一直阻、一直拦，周旋了一个多小时，蒋爱珍终于屈服了。
被捕后不久，蒋爱珍迎来一审判决——死刑；而被杀的三人，团党委则决定追认为“烈士”。
凶案发生一个月后，团里为三名“烈士”召开隆重追悼会。此做法引起许多群众不满。
团里的群众普遍认为，蒋爱珍做出极端行为是出于绝望的情绪。
就连新疆高级人民法院、石河子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办理此案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认为，蒋爱珍是在被恶意诬陷又无处申诉的情况下杀人的。
对蒋爱珍肯定是要依法制裁，但同时也要惩办造成这一惨案的相关人员。
一时间，争议四起，民众一方面对蒋爱珍报以同情，一方面对迫害蒋爱珍的人感到愤怒。
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特别报道《蒋爱珍为什么杀人？》引起全国轰动和热议，并彻底扭转了整个案件的走向。
该报道完整梳理了蒋爱珍杀人案的前因后果，并表达了与大多数民众一样的立场。
《人们日报》编辑部和石河子中级人民法院在之后的五个月内，收到了一万五千多封人民来信，绝大多数表示同情蒋爱珍，要求从轻发落，并严惩诬陷诽谤者。
有人称蒋爱珍是“有骨气的女子”，给她寄来多封求爱信。
有人自费跑到新疆探望蒋爱珍，给予她鼓励和帮助。
还有人寄来粮票、钱款、衣服、食品、书报等，数也数不清。
社会舆论影响着案件走向，法院对蒋爱珍的判决也一直在变更。
1985年12月，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对蒋爱珍杀人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蒋爱珍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在此之前，侮辱、诬陷、迫害蒋爱珍的人员已分别受到行政和司法处分。
蒋爱珍在狱中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提到一个小插曲。
1982年，杨铭三因渎职罪被捕，在石河子拘留所放风时，巧遇蒋爱珍。
蒋爱珍跑上前问他：“杨铭三，你后悔吗？”
“后悔……”杨铭三的声音低到喉咙里。
回到牢房后，杨铭三不言不语不吃饭，老拔自己头发，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只能说，做了亏心事的人，日子怎么可能过得安稳？
1990年7月，蒋爱珍因在狱中表现良好，多次减刑后刑满出狱，回到了绍兴老家。
16岁离家远赴新疆，转眼18个春秋，绍兴这座小城已经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蒋爱珍看着一片繁荣的家乡，心中却是伤痕累累。
70岁老母亲把蒋爱珍紧紧搂在怀里，老泪纵横，声音颤抖：“妈妈再也不让你离开了……”
如今，蒋爱珍在绍兴一所医院上班，勤劳地工作，低调地生活。
她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小家，与丈夫、孩子住在一个种满青绿色芭蕉树的小区里。
她依旧麻利地干着各种活儿，把家人照顾得好好的，家人也把她照顾得好好的。
时隔多年，人们提起蒋爱珍一案，仍是一声叹息。
一个杀人犯，人们不但不恨她，反而激起满腔同情，这不仅仅是因为蒋爱珍的不幸遭遇，更是由于人们对诽谤诬陷者咬牙切齿的痛恨。
现实生活中，诽谤者、诬陷者只需付出很低的成本、很少的代价，就能肆意侵犯他人的名誉权，让人抬不起头，甚至误人终身。而害人者往往无需承担或承担很少的责任。
受害者蒙受极大冤屈或思想转不过弯时，就容易产生应激心理和偏差行为，这也是蒋爱珍选择走极端路线的核心原因。
然而，时代一直在进步，国家的司法体系也一直在完善。如今若是遇到被恶意诽谤之事，我们务必诉诸于法律与警方，切勿一时冲动而鲁莽行事。
拿起法律的武器对抗诽谤诬陷者，相信法律的正义会被执行，这才是我们维护自己名誉的正确之道。
但愿所有正直善良的人，都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
参考资料：
《蒋爱珍为什么杀人?》人民日报1979-10-20
《蒋爱珍案始末》文摘报2013-12-03
排版：小鹿
校对：天山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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