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郎官的职司与文学活动。在唐代，郎官的选任和迁转不仅注重文学才能，同时，作为尚书省六部的正副长官，郎官在其职司之内，进行的职务活动，也与当时的文学发展和诗歌创作相互促进、相互联系。具体表现在唐代的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官员的铨选上。
唐初，科举的执掌之权在吏部考功郎中之手，在太宗贞观时期，改由考功员外郎知贡举。玄宗开元之后，知贡举之权才移交到礼部侍郎之手。吏部的郎官在士人及第以后，对其进行层层考核，方能给与官职。
在此期间，及第的文人，游历各地，开阔视野，锻炼才能，丰富了诗歌的创作体裁和内容。在吏部的铨选之权当中，郎官对其守选官员的考课、考牒等内容都需要具有一定文词的“藻鉴”之能。郎官的南选经历，在丰富了郎官职业经历的同时，也引发了郎官诗歌创作的变化，有利于丰富郎官群体的诗歌意象和诗歌创作。
此外，由于郎官群体显著的文学才干，郎官在本职职司之外，常常充任其他职官，典型的如掌制诰之权，充任翰林学士，这些职司之外的经历，不仅开拓了郎官的视野，锻炼了郎官的才能，也为相应文体的发展改革，开辟了新的道路。
郎官与科举。科举制度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选官制度的重大变革，对选拔贤才、提升官员群体的文化素质有重要影响。历史上历代王朝大都很注意选贤任能以匡扶社稷。
沿袭制主要是依靠祖宗的门荫，容易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合理现象。隋文帝废除了魏晋以来以九品官人法为主的选士制度，实行以考试为特点的科目举人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制度在隋代正式诞生。唐代继承了隋代的科举选官法，使科举进一步发展完备。
唐武德初，因战乱未息，未行贡举。武德四年（621）四月即开始科举考试活动，诏曰：“诸州学士及有明经、进士、秀才、俊士，明于理体及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覆试，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方物入贡。”
但是，随着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唐代的科举科目，尤其是进士科也在不断更新变化。进士科的重要性，作为初盛唐时期掌握贡举职权的吏部考功郎官，顺应时代变化，对进士科目的改革，体现了时代的价值引导作用。
郎官对进士科的改革，主要有以下两次：一是唐高宗调露二年（680），由于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奏请，进士奏请帖经及试杂文。二是开元二十四年（736），考功员外郎李昂对贡举制度“饰明求称，摇荡主司，谈毁失实”的改革。这两次改革对科举制的考试内容和录取标准产生重大影响，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初盛唐郎官知贡举与进士科改革。郎官“上应列宿”，对科举科目的改革不断推进，尤其是进士科的改革，在唐代典籍中多有记载，突出表现在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奏请帖经及试杂文。
不过，武则天即位不久，为巩固其帝位，打击关陇贵族势力，其不拘一格，破格取士，多任用类似李昭德、狄仁杰等吏干之才，对进士科以文取士之才不太重视。“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虽然史料记载不详，但是则天时期进士录取人数一直稳定在二十人左右，“事复因循”，多是其废帖经、杂文之手段，多有合乎史实。
中宗李显即位，为取士之需，迅速将进士科的帖经、杂文恢复。从“文须洞识文律”的要求可以看到，这些要求必然导致举子在学习中对“文律”的重视，这对提升文学水平有很大帮助。
而“词句不伦者为下”的评判，就更加要求举子们为了能够获得好的考试结果，也一定会在文学语言上下更多功夫，这显然有利于文学技艺的提升。
“箴铭论表”属于文章之列，而初盛唐文章以骈文为主，对举子们的要求自然用骈文的标准，但骈文也是讲究辞采、声律、用典、对仗等技艺的，这对唐诗的写作是非常有价值的内容。
但骈文对技艺的过度讲究很显然也影响了早期唐诗的创作，如贞观诗风、上官体、沈宋等，都对辞采、声律、对仗等比较讲究，却因为受骈文过度追求华美因素的影响，优秀作品较少。
“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可以看作“诗赋”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体，已经受到相当的重视，且诗歌已经逐渐形成自己的写作路径，逐渐稳定了声律。再加之唐代诗人的其他努力，才形成了盛唐诗歌的繁荣景象。
唐朝有多少城市？竟然百城都是“华省旧郎官”，这个概率可以充分说明，由郎官迁转为地方实权派的可能性，印证了权德與“宗公贵仕，多由此途出”的概括性总结，这正是“迁转要津”的极好注脚。
正是因为郎官可以作为迁转之要津，故而这一职位能够吸引大批举人和前资官前来竞选。又因为这一职位名额较多，相对好选，就更加吸引士人们进入此途。可以对比一些数字说明此点。京城中央文官系统的各类职位员额，郎官是员额较多的一种官职，名额多达六十五个（包含左右司）。
相比之下，唐代的监察御史只有大约十个名额，补阙四个，拾遗四个，都不如郎中或员外郎的员额多。美名、捷径、机会多，因此，唐代士人在仕途的选择上倾向于选郎而入也就可以理解了。这“迁转要津”的意识扎根唐代士人心中，使得郎官之位更具吸引力。
唐代郎官的才具意识。唐代担任郎官的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群体，据清代赵钺、劳格在《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考订，整个唐代郎官可考人数为三千二百余人；据史学家岑仲勉先生对郎官石柱的考订、辨查，整个唐代郎官可考人数为三千四百三十九人。
这些对整个唐代的政治稳定和诗歌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的人，几乎个个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才子，比较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有张说、张九龄、王维、岑参、韦应物、李益、韩愈、张籍、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元稹、李德裕、杜牧等，都有郎官经历，都是郎官中的佼佼者。
这些著名的文人，才华横溢，各自以其出色的才具，为唐代士人挣得了荣誉，成为唐代诗人群体对郎官应该拥有才具之美的一种意识认同。因此，整个社会对郎官职位非常看重，士人也都十分期盼获得郎官职位。
唐人对郎官之位具有的高度赞美，称之为“上应列宿”，并且在士人群体当中具有高度的共识，“郎位列宿”之类的用例也可谓俯拾皆是。能够成为郎官中的一员，是唐代文人风流倜傥的形象标志，“才子为郎”是这种意识的典型体现。很多诗人都在诗中对“才子为郎”表达了自己羡慕和认同。
卢照邻在《同崔录事哭郑员外》中说：“文学秋天远，郎官星位尊。伊人表时彦，飞誉满司存。”在卢照邻的意识里，能够在三省六部为郎官，那就是占居星位的人，是时代的俊彦之英。
唐代郎官的“赤墀”意识。在唐代的三省六部中，尚书省“上承君相，下行百司”，是国家政事总枢，是最高行政机构，六部郎官则“起草立意，操而成之，然后尚书受成于郎中。”
待郎官“受成”以后，具体执行则要交代给各部属官，郎官在尚书省政务当中具有承上启下、颁令节制的重要作用。郎官的工作在三省六部二十六司，属于在两京为官的职位。
郎官之中郎中是从五品上，员外郎为从六品上。在京都，都不能算是政治地位很高的职位，但因为“为郎奏赤墀”的工作性质，使得郎官真正觉得自己有直接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发布的机会，也使得天下士人心目中都认可这样的绝好位置，并对此赞美不已。
郎官生活在皇帝周边，经常担任制制诰的职责，是深得皇帝和宰辅们信任的一批人，所以，也经常被委派出使，宣布皇命，或访查地方得失，或监督法令实施，或犒赏功业，在孙逖笔下，登省拜郎的朋友奉命出使访查民情是很风光的事情，也是自己期望的事情，所谓“台妙时相许”正是对孙逖内心深处的期许。
类似的作品所反映的，都是郎官以皇帝的腹心之臣的身份出现，虽然自身职位不高，权势不重，却是“清要”之职，除被士人视为“郎官清要为世称”的绝好位置，各级官员亦不敢轻觑。
从唐人科举试诗赋的改革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文学走进社会和促进社会文化素质提升的脚步在不断加快。
郎官掌贡举之时，不仅对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进行了适应时代的改革，同时也对科举以来社会的不良之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整顿社会风气、严肃贡举制度。史料记载，席豫于开元二十一年以考功员外郎知贡举，孙逖于开元二十二年和开元二十三年以考功员外郎知贡举。
他们延续王丘选士理念，为国选士，注重举子之才能。席豫谓“典举得士，为时所称”，孙逖史称“精核进士，虽权要不能逼。”两人都在具体的实践当中践行了王丘的为国选士的理念。
结语
其后，同为王丘的门生李昂也继续沿其道路，对科举考试之摇曳主司的干谒之风进行打击，无奈遭到李权等举子的反对和诋毁。最终，此事以“帝以员外郎望轻”，将知贡举之权转由礼部侍郎专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