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游基础，（一）士人对医学的崇尚。自北宋在士人中流行开来的“尚医之风”，至金元两代仍然盛行。尤其是在赵秉文、元好问、吴澄等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士人的感召下，金元两代的士人亦崇尚医学，且好与医游。
赵秉文学识广博，对医学亦有精深的感悟，刘祁曾于赵秉文处得一《素问》善本，书中的标注令其"夤缘一读，深有所得"，说明其对医学经典的阐释并非泛泛而论。
虞集在《送医士吴益谦序》中提到，临川先生王安石的门人袁诚夫和主持贵溪、湖山两县的郡守夏明道均向他介绍过医者章伯明，并称赞其"于河间之书审虑慎发，数奏奇效"，夏明道更是不远二百里招本乡善医者吴益谦至郡斋。
给两位医者切磋交游的机会："益谦虚心而不忮，伯明推诚而无隐，遂焉，而不敢忽视妄发"，夏明道亦为其乡有这两位能"究河间之说"而"不敢忽视妄发"的医者感到欣慰。
（二）共同的儒学背景。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往往建立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观念的认同是二者交往的基础，具有一定的儒家底蕴并遵守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医者往往更容易受到士人的追捧。
宣和二年（1120年）取消“医学”，此后的“儒医”不再强调士人身份，士人中“弃仕为医”者成为“儒医”的中坚。南宋"士人尚医"风潮仍盛，然而士人数量的激增却加剧了科举考试的艰难，部分落第士人转而行医，成为南宋以降"儒医"的中坚力量。
士人"弃仕为医"在北宋仍属个例，南宋时却成为普遍现象。这一时期的医家所具备的儒心与儒行为此后的"儒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儒医"一词也逐渐成为对医者的价值判断的一个标准。
金灭辽、宋，统治者通过科举取士吸引汉族人管理汉族人，汉族知识分子在金朝官员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金代士人想要通过科举入仕的难度并不小于南宋，一些科举失利的士人仍然选择"弃仕为医"，如《金史》所载李庆嗣、纪天锡、张元素等。
至此，"儒医"的内涵逐渐丰满一一由强调"士人身份"为主的医者称谓，到"弃仕为医"的尚医士人和医术精湛的专业医者，"儒医"代表的不仅是身份的转变，医德亦被纳入"儒医"的考量范围。
先辈“皆以学术显贵”的何凤，生于南宋淳祐十年（1250），其父辈何基是南宋知名学者，曾从学黄榦，得朱熹之学。南宋灭亡后，何凤以行医为业。
元贞初年（1295），行医数十年的何凤被荐为婺州医学教授，后转为江西医学提举。赵友、何凤虽然只是地方医学教授，位卑职低，但任职期间仍能积极恢复儒学，在"挫折斯文"的环境中坚守着儒士的风骨。
（三）共同的兴趣爱好。相同的兴趣和共同的爱好有利于增进人际交往，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往往也是建立在共同的兴趣爱好之上的。
郑景贤是窝阔台汗的医官，耶律楚材最为人熟知的身份则是政治家，但二人在琴、书、诗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郑景贤热衷收藏古琴，其曾藏有唐代制琴名家雷霄所斫之琴一把。
雷氏出身斫琴世家，历代好琴之士均视其所斫之琴为传世珍宝。耶律楚材师从金章宗的琴待诏苗秀实，不仅琴艺精湛，所藏古琴如春雷、玉振、石上流泉等更是价值连城之名琴。耶律楚材去世后，仅留名琴数把、金石遗文数百卷，其对古琴之诊视可见一斑。
即便如此，楚才还是将心爱的一把古琴赠与了郑景贤，这把名为"玉涧鸣泉"的琴，用来调弦的琴轸以碧玉制成，标记琴弦音位的琴徽则以黄金制成，楚材将这样珍贵的古琴赠与景贤，既是对其琴技的赞赏，也是二人深厚感情的象征。
楚材还曾写下"诗笔饶君甘在后，琴棋笑我强争先""文章自愧不如君，敢以玄言渎所闻"等诗句，能让善书、工诗的耶律楚材发出如此感叹，景贤的诗书造诣必定极为深厚。
韩公麟“善墨竹”，“俸余悉购古书奇画，一室萧然，淡若无所欲”，可见其为人清廉自立，并不喜交游。其为元成宗举荐的焦养直亦“善写竹木”，人称其“得文与可、王子端之法”。
苏天爵在韩公麟《行状》中详细记述了其仕宦经历，但论及其人却仅言“善墨竹”，可见世人对其画艺水平的肯定。韩公麟常于成宗退朝后为其读《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焦养直亦曾为世祖陈说古先帝王政治。
或许是共同的喜好让韩公麟与焦养直早早结识，而让少数民族的皇帝成为符合儒家标准的圣明君主这一共同追求显然成为了联结二人的纽带。所以当成宗向韩公麟提出"当今儒臣孰与卿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举荐了焦养直，而焦养直也抓住机会，迅速赢得了成宗的信任。
现实因素，（一）医者借与士人交游提高声望。金元时期，虽然士人的科举之旅基本断绝，晋升之路也颇为坎坷，但传统士人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医者希望通过与士人的交游来摆脱"工"的刻板印象，借此来提升自己的名声和地位。为此，医者治愈病家之疾却不索要诊金，而是对士人所写的文章颇感兴趣。
元末诗坛领袖杨维桢，素以为人刚介有节著称，在其为医士莫仲仁所作的一篇赠序中，曾批判过这样一种现象：
今之妄庸师，有推而为国师，衣繍驱良，从者后先，以出入于王公贵人之门，遇疾则杂投药石，以希幸中，中辄缴美谭于文章家，以登载其能，不中，不以咎之也。
杨维桢这篇赠序是应冯渊之请为莫仲仁所作，在高度赞扬这位耳聋视明、医术精湛的医者的同时，亦批判那些"衣繍驱良，饰缪陋以缴美谭者"。可见"缴美谭于文章家，以登载其能"确实意味着医者可能借助士人的社会影响力，以打造自己的名声，而且这一现象在杨维桢所处的元朝末年，大有流行之势。
元代理学家吴澄曾为数十位医者留下大量的文学作品，如为多名医者所作之"序",这些赠序不仅仅是应酬之作，也寄托了作者的惜别之情，以及对所赠之人的推重、勉励和祝愿。如吴澄这般知名文士的赠序往往能够起到社会举荐、锦上添花的作用。
吴澄自称“年十五六时，始与人交际”，七十年间，“自神京辅畿、通都会府，以放乎天下所闻有名之医，已往者不可见矣”，而所见可用之医仅得二人，“一曰董某起潜，一曰章某伯明”，二人都曾为吴澄治愈疾病。
董起潜出自仕宦之家，宋亡后舍儒习医，因通达阴阳造化、审别脏腑经络，而"能于未病而言方来之有病，于已病而言此去之无病"，被吴澄称赞为"十全之医"；章伯明为耄耋之年的吴澄治疗疾病，用药三剂、止八服便愈，其验神速。吴澄言：
董虽奇，人未深知之，知之深，自予始；章虽奇，人亦未深知之，知之深，亦自予始。可见大儒吴澄的称颂确实对董、章二位医者医名的彰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危素还曾提到过吴澄的认可对天临路医学教授严寿逸的影响：
君讳寿逸，仁安其字也……君生至元十五年（1278）九月，幼颖敏，始入学，即能属对十字，长者异之。国朝设医学，充弟子员者复之，君以儒家子在选中。学官庐陵曾某昭先授以《内经》，同辈无能领悟，君独贯穿会其旨趣。
既长，以能医称于乡，遂以选为南丰州医学正。北游京师，楚国程文宪公（程钜夫），君乡贵人，介之往见临川吴文正公（吴澄）于成均。严寿逸经同乡程钜夫介绍而与吴澄相识，吴澄勉励严氏学医，并为其医书作序。
后来严氏因治愈吴澄的疾病，得到吴澄的称赞，其在《医说序》中亦提及：“医学教授严寿逸，亦旺江人，用药去疾，随试辄效”，这让严氏医名远播，“京师之人无贵贱贫富，闻君名者，凡有疾，无不迎候”气吴澄对严氏医术的认可，对严氏的业医名声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
还有一些医者，直接或间接地恳求名士为其赠序，借以扩大社会影响。
医者蔡德芳为福建行省理问吴间治愈疾病后，拒绝了吴间的诊金，而是“愿得贡尚书序吾医”。贡师泰以文字知名当时，而又优于政事，曾历任翰林侍制、国子司业、监察御史、吏部侍郎，迁兵部侍郎，授两浙都转盐运使，历户部尚书，转漕闽海。
蔡德芳自愿放弃诊金而求贡师泰的文章，可见高官名士的认可确实对提高名声有一定的作用。由此可见，元代医者主动与士人交往确实有出于对提高医名的考虑。
（二）士人借与医者交游获得医疗保障。李杲《东垣试效方》中收录了一则其为元好问治疗脑疽的医案，这已经不是元好问第一次向李杲求治了。蒙古太宗七年（1235），元好问应朋友之约去济南游玩，回冠氏后竟因“伤冷太过”，几“气绝欲死”，病情一度十分凶险,幸得李杲救治，投剂后“应手而愈”。
李杲的弟子罗天益亦为忽必烈的名臣姚枢、许衡诊治，姚枢还曾借许衡之言向罗天益感叹：“富贵人有二事反不如贫贱人，有过恶不能匡救，有病不能医疗”。
南省参议官常德甫，至元甲戌（1274）赴大都，路感伤寒证，诸医误用汗法，变为狐惑,罗谦甫急以大承气汤下之，再用黄连解毒汤、黄连犀角汤，数日而安，“自此德甫交情愈厚也”。战乱之中的医者必然是士人们争相结交的对象。
这一时期医学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元代医者地位也日渐提高，但就全国的医疗情况看仍然存在很大问题，庸医和江湖游医比比皆是，普通民众的医疗得不到保障。
朱震亨在从罗知悌学医前，曾连遭多位亲友被庸医所误而死之打击。震亨听从其师许谦劝他从医时，联想到自己亲人的因失治误治造成的悲剧：“伏念生十四年而哭其父，当其病之未革也，医宁尽其术哉？终天之恨靡及”，最终决定弃儒从医。
结语
吴澄曾言：去秋，予在家有疾，董治之；今冬，予在城有疾，章治之。试之而有实能，用之而有实效。明脉而明于经络者，董也；明经络而明于脉者，章也。初得一董，已喜；再得一章，益喜。老年遇二巧医，异事！异事！其遇两位明医的喜悦溢于言表。可见士人与医人的交往确实有医疗保障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