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昆声和钱成润在考察所见滇池区域墓葬群后，依据其丧葬方式提出这样一个意见：不同墓地里有多种丧葬方式，……不同的葬俗表明他们应该属于不同的民族，这种不同民族的人同葬一个墓地说明滇国并不完全是以血缘关系的宗族村落为单位，也有以地缘关系杂居的村落为单位，这是社会复杂化的结果，也说明滇国的统治范围已有一定的地域关系。
李昆声和钱成润以此判定，滇国实际上进入到了正脱离血缘关系转型为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方国阶段，而这尚是以呈贡天子庙反文化特征得出的推论，亦即滇国的早期阶段。滇国的发展已步入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方国阶段，而非简单的酋邦制社会，并表现在以地缘代替血缘，阶级代替部族两个转型特征上，有如下方面：
其一，滇国的阶级分化已非常明显。一方面，滇国的阶级分化如前所述可以划分出五到六个层级。另一方面，滇国的上层阶级，尽管主要以滇族为主，但并非完全由滇族担任。晋宁石寨山71号墓叠鼓形贮贝器(M71:142)上的人物形象中，两位骑马者应当来自两个部族的人群，左边的一个结髻，服饰简约；右边的一个椎髻，服饰较繁。同时，该贮贝器饰纹展开图中，椎髻与结髻的两位骑马狩猎者，服饰又有相同，说明二者在文化上的区分有淡化的迹象。以上器物共涉及人物七人，骑马者四人，其中结髻者和椎髻者分别为二人；另外三人，结髻者二人，编发者一人，场景所示角色大概是驱赶猎物和为骑马者扛回猎物。
这样的场景反映的事实是，阶级中夹杂着族群，族群中夹杂着阶级；其中的狩猎者，应当是已脱离生产的阶级，这与前述引文推定大墓主人随葬品大多不具实用价值而是装饰价值的性质判定具有一致性。参前职业分工的论述，特别是汪宁生等不同族群分工的说明，可知阶级中夹杂族群，族群中夹杂阶级的痕迹在滇国文化中是很常见的。
其二，古滇国的军队，当已制度化，应具有相当的数量且族群结构较为复杂。呈贡县天子庙33号墓中有五牛盖铜贮贝器(M33:1)七人，“皆高髻、长裙、跌足，肩扛长矛作巡逻状”，这是古滇国军队的形象写照。昆明羊甫头墓群滇文化墓葬达到495座，大型墓葬极少，位于墓群中心，中、小型墓葬围绕大型墓葬分布；昆明羊甫头墓群滇文化墓葬器物的特征之一是陶器占相当大的比较，与呈贡天子庙相似，反映该时期农业发展极为重要，此二特征均可作为前已述及阶级分化严重的例证。但同时，昆明羊甫头墓群滇文化M113墓葬出土一箭箙(M113:365)，长49.6厘米、宽12.8厘米、厚4.0厘米，阴刻图纹精美，臂甲(Ml13:265)亦如此。类似征战用具见于晋宁石寨山多具青铜器中，这暗示古滇国应当是具有相当数量的征战军队的，对于军事建设亦是相当重视，出土器物中队用器物之多更是明显的说明。
关于滇国军队的数量，可能达到数万人之多。《汉书·地理志上》说益州郡“户八万一千九百四十六，口五十八万四百六十三”，《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又说“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劳深、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这两个数字，一般均以为“其众数万人”记得不正确，或者解释为“其众数万人”只是益州郡中原很小的滇国人的人口，谢崇安根据人口考古学墓葬与现实人口的比例为1:5的比例计算，认为环滇池地区人口在四万人以上，其测算依据是昆明羊甫头滇文化墓地群的规模。
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环滇池区域只包括李昆声和钱成润所说的第一层权力中心区域，并不包括二、三级层区域，后二者及其以下的群体数量应当是更多的；其二，墓葬所见，除考虑目前发掘情况外，还存疑的是这些墓葬未必就是时人去世时的全部阶层人口，大量的奴隶及战争人口可能并未留下墓葬，或者如童恩正所说“真正的奴隶，恐伯多半是弃尸荒野，骸骨无存，什么痕迹也保留不下来的”，但这些人口的数量却是相当庞大的。
同时，尽管滇池区域的人口在文化特征上表现出一定的聚集性，但由于聚邑规模都不是很大，而且文化特征表现较多公众性，其聚集效应就受到了一定限制，二、三级层区域内必然地分布有大量人口。另外，滇国人口的分布还受族群因素的强烈影响。李昆声和钱成润已指出，滇国二、三级权力中心可能主要由族邦组成，这些群体主要分布在滇池、抚仙湖以外，所谓“族邦”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这些群体的大量人口并未进入滇国中心区域，滇国中心区域的人口当以“滇人”为主，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区域聚邑对人口的聚集效应。
至于这些族邦的数量，尽管无法确定，但从汉设置益州郡二十四县的情形来看，除滇池区域的县外，尚约近二十个县是有聚邑的，其人口即使不如滇池区域那么多，也不会太少。按滇池区域已有四万多人，那么整个益州郡的人口达到四十多万是可能的，《汉书》所说五十八万应当是可信的，“同姓相扶”只是涉及到滇国部分族群而已。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其众数万人”，指的可能是军队数量而不是全部人口的数量
其三，滇国族群联盟的性质，并不是简单的酋邦。在众多场合中，滇族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相当于费孝通说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存在一个凝聚核心一样，滇族是滇国区域内族群的核心。同时，滇族存在的众多场合中，最多的是祭祀和战争类，也包括“诅盟”场景。在非战争的场景中，通常伴有军士的存在，说明滇国决定大政方针时并不仅仅是依靠部落的平等联合，而是存在武力使其它族群归依的性质。至于这些族群何以要结成联盟，有一种说法是说他们受到了西面而来的昆明族的攻伐，这种可能是合乎情理的，但同时也说明了这种联盟并非完全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是地缘关系的加强。
其四，古滇国已具备不同的社会管理制度，“上仓图”说明古滇国具有较完备的贡赋制度，刑法则有生命型(器物见斩首、喂蛇、牛践踏等)、身体型(器物见反缚双手下跪、戴枷、夹木、吊打等)、耻辱型(器物见当众赤身裸体等)、训诫型等，征战及巡逻图见相应的军事制度。
其五，传世文献所说滇王“同姓相扶”和“离西夷”二事，在表明滇国具有血缘关系的同时，也说明了滇国正在地缘关系转化。“同姓相扶”和“离西夷”的背景，都是说滇国面临汉王朝军队和昆明族的夹攻之势，“同姓相扶”自然可以解析为滇国上层极强的血缘关系，但“离西夷”却无法完全用血缘关系来解释。“离西夷”中的“西夷”，一般以为即与滇国结成短暂同盟的昆明族，又或是滇池与洱海之间较大区域的族群。若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在滇国境内，除滇王族外基本没有实力较强的族群了，滇国境内的族群都以滇王为首举国而降。滇王附汉后，封为王的，只有滇王一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滇国境内实际上已不存在能够跟滇王族相对立的族群。
其六，古滇国已进入了早期国家形态的阶段，亦即方国阶段，正脱离原始的氏族、族邦阶段。谢崇安依据滇池区域的人口数量测算，认为滇池区域当时的人口数量大概为四万多人，符合文化考古学所说一至十万人口为方国的特征。谢崇安所推测的人口只是滇池区域的人口，并不是古滇国的全部人口。如按都、邑、聚的聚落关系来看古滇国的族群关系，可知古滇国“多元一体”的格局已经构成，滇族为古滇国一体化的核心力量，但这一进程却是多族群参与的。
其七，滇人的分布具有一定的集中性，除文献所见滇人分布具有相当的集中性特征外，考古文化亦见此特征。比如古滇国动物搏噬纹材料的发现集中于滇池区域墓葬中；滇池以东的滇东高原及曲靖盆地的八塔台墓葬中动物搏噬纹的材料已非常少见；滇西仅见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中有动物搏噬。这反映出滇人的分布是相当集中的。另外，即使是在滇中地区，也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滇池东南岸的晋宁石寨山墓葬、星云湖西北岸的江川李家山墓葬，其所见动物搏噬纹使用最频繁，种类丰富，滇池北岸墓葬动物搏噬纹方面与石寨山更为接近；滇池以北的昆明羊甫头、呈贡天子庙、安宁太极山墓葬中的动物搏噬纹类型与铸造风格相似。动物搏噬纹除有分布空间的相对集中性外，在阶层分化上也有反映，滇文化在向四方发展的同时其文化创造者滇族有意保持和抬高自身的文化地位，这是“多元一体”是直接表现。
其八，不同的族群可能生活在同一区域内，此方面以昆明族与滇族的冲突最多，通常认为昆明族居于山间而滇族居于平坝，二者时有冲突。但各民族在同一区域内并非完全以冲突的形式共存，融合的形式亦不少。比如，李昆声和钱成润在考察所见滇池区域墓葬群后，依据其丧葬方式提出这样一个意见：“不同墓地里有多种丧葬方式，……不同的葬俗表明他们应该属于不同的民族，这种不同民族的人同葬一个墓地说明古滇国并不完全是以血缘关系的宗族村落为单位，也有以地缘关系杂居的村落为单位，这是社会复杂化的结果，也说明古滇国的统治范围已有一定的地域关系。”而以晋宁石寨山大墓为为代表的纳贡、纺织、祭祀、战争、“诅盟”等场景，除战争场景中体现为对立性的族群关系外，其它场景的族群关系都不具有完全对立的性质，墓葬只是多族群共存的一种表现。
其九，滇国的社会性质当解为奴隶制为妥，原因包括：其一，古滇国阶级分化与族群关系不具有完全的单一对应关系，而是相互的混合关系，统治阶级是滇族无疑，但其中也包括着非滇族的成分，在奴仆、战士、平民的层面上族群杂居融合的特征更为明显；其二，各族的分布，具有相当的集中性，但杂居性也是主流特征，墓葬文化共处，“同姓相扶”等都说明滇国文化不仅具有血缘关系的表现，地缘关系的表现亦相当明显；其三，聚落的都、邑、聚的空间关系，动物搏噬纹的空间关系，都表明滇族在滇国内占据主导地位，区域性的“多元一体”格局相当明显；其四，滇国能够形成多族群共存的局面，无法用酋邦联盟来解释，滇国内的不同群体尽管具有混合性，但也有滇王族据主导地位的特征，战争、军队、刑法等的存在说明滇国的统治不可能是平等的联盟制，而是有威摄力量的存在，但不同的阶级中族群演进的迹象也相当明显。
基于以上特征，滇国的族群结构可以体现为区域性的“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其区域性的核心就是滇族。至于说滇国自附汉后渐不见史载，代之的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楪榆、梇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汉书昭帝纪》记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牂柯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等情形，应当理解为滇池区域成为了汉经营云南地区的中心所在。仅就西南地区而言，战国末期秦国“西并巴蜀”之后，随即进行了官制、税赋、水利等的全方位改革，不仅使其“俗”同于华夏，而且至东汉时成为了“天府”之一，同时，在《史记》《汉书》中，原巴蜀之地成为了区分“西夷”“南夷”的地望所在；
到了《后汉书》，采取的是“徼内”“徼外”的划分，“徼外”指的是汉王朝未控制的地方，“徼内”的巴蜀与西南夷的区别则淡化。这就说明，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演进格局而言，滇国实际上在秦汉之前完成了其区域内的区域性多元一体演化，随着滇国内附于汉，滇国区域内的区域性多元一体随即转化为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多元一体，部分滇族人亦在后世民族大融合中融进到其它民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