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丸山真男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不可绕行的重要人物之一。考察目前学界对其所构筑的学术典范（“丸山模式”）和开创的学术流派（“丸山学派”）的批评及其争论，便会发现，即便是丸山的批评者所采取的理论视角、话语形态和批评方法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丸山真男的学术影响。
这一现象或可表明，迄今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尚未真正走出“丸山时代”或可以说处于“后丸山时代”。虽然丸山真男主要致力于日本政治思想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但学界对丸山真男及其“丸山模式”的讨论，不应仅局限于丸山和日本思想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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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丸山以日本政治思想史为研究对象所采取的理论视野、阐释方式和目标指向及其提炼和抽绎出的“普遍性”（“近代性”）和“个体性”（“日本性”）的方法和取向具有一种可被移植、模仿的“范式”意义。
在此借用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提出的“范式”，乃是基于学界对丸山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分析和评价，笔者以为“丸山模式”具有“范式”所涵盖的四大基本特征：共享性：具有“地平线”之奠基性的丸山思想史学对战后日本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有起始和承重意义。
约束性：尽管丸山并非一个完全躲在书斋中的学者，但即便他参与一定的社会活动，也仍然恪守学术原则，以一个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和良知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发声。开放性：丸山所提出的问题、引发的争论仍是“后丸山真男时代”所面对和力图要解决的课题（比如东西方关系、帝国主义体系、太平洋战争、市民社会等），而且其还超越于日本时空之域对东亚甚至世界都深具启发意义和警示价值。
默会性：虽然丸山的思想脉络大体上保持了一致性，观点也很明晰，但他借助意象和形象思维来表达其最具有标识性的“原型·古层·执拗低音论”却陷入了一种“所知而难以言传”的境地。
这四个方面的特征，并非完全孤立或界限明确，而是前后有引申、相互有重叠、彼此有交涉，以一种交错循环和共通论证的方式映射出丸山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的样貌与特征。韩国和日本同属于中华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的东亚范围，前近代共享以中华经典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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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近代受西方冲击，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在现实政治和社会层面仍受制于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的潜在支配，故而其发展道路呈现出一种“同中有异”而又“异中有同”的有趣现象。
对其的解释，仁智互见。关于丸山在对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中所提炼而成的“个体性”（“日本性—原型论”）和“普遍性”（“近代性”）对朝韩、中国等东亚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和价值的讨论，不可谓不少。
但其中，无偶有独的是，韩国学者朴忠锡受业于丸山真男且以丸山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为“模型”所撰著的《韩国政治思想史》乃是对“丸山模式”的一次较为系统性的拟写和尝试，尤值得关注。
由于朝韩、日本和中国这样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东亚关系实态，任何一方的研究都会或多或少地牵涉到他方，故通过对朴忠锡借鉴丸山理论对韩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撰写的考察，希望对“丸山模式”作为一种学术范式和理论方法在东亚思想史中的有效利用、自身缺陷及其改进可能等方面获得一些经验教训。
黑住真指出丸山的学术和思想立基于“近代主义—日本主义”框架，其“在与西方／近代的比较中，始终如一地带有日本的感觉，‘古层论’，便是这一思想延长线上的命题。”而且，丸山的“原型论”也彰显出日本“民族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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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丸山真男在其成名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并没有论及“原型论”，但从其萌发到提出且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也经历了数年的时间，大致可以认为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由“原型”而“古层”至“执拗低音”渐次展开。
由于“原型”源自精神分析的说法、“古层”系借用地质学的概念、“执拗低音”取自声乐学的专名，故从概念界定的角度而论，这一做法并不是一个能够揭示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内涵不详，外延亦模糊，如果对其没有更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就很难把握其意象和拟物的明确所指。
根据丸山真男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的发言，大体可作如是之概观：日本思想史乃是不断接受外来思想并对其加以修正的历史；不断接受和舍弃的外来思想和文化在日本人的心理和精神结构中形成了不同的层次，在“新生层”和“古层”相互激荡而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沉积于最下或最底层者即为“原型”。
该“原型”由伦理意识的原型、历史意识的原型与政治意识的原型三部分构成。伦理意识的原型旨在说明日本善恶观念的灵性或神性来源，历史意识的原型意在凸显日本人的现世中心主义观念，政治意识的原型指明了日本“万世一系”的皇统神政理念。
而且，这三大“原型”彼此交融，相互叠加，共同发生作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具体事态中，表象和侧重亦有差异。不过，丸山“原型论”的目标指向却是非常明确，那就是要试图究明：何谓“日本”？日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即“日本性”（日本的なも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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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了澄明“日本性”，需要理清“非日本”的东西。“非日本的东西”，是相对于“日本性”（日本的なもの）而言的。从早期文明形成或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观之，日本文明或文化并不具有原创性和自发性特征。
所以，就相当程度而言，一部日本思想文化史也即是“外来文化”如何“内化”而成为“日本的东西”即“日本性”固化而凸显的历史。由于日本在思想文化上“第一哲学”的阙失，所以日本需要在能够标识自我的原始宗教和神话系统中获得某种话语形态和文献支撑。
就此，丸山一方面并不否定平行从中国或经朝鲜半岛传至日本的儒释道文化，另一方面极力强调纵向地从天至地的“神皇”图式（太阳神—榖灵—皇祖神—天皇）。
而且，纵向的“垂直结构”（高天原即天上—苇原中国即地上日本—根国即地下）体系在与横向的“水平结构”（佛教西方净土·蓬莱国—出云黄泉国·苇原中国）相争相合中，处于优势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居于主导地位。为此，丸山从能代表日本国有文化的《万叶集》《灵异记》等文学和神话文献中提炼和萃取“日本性”。
正是这些“日本性”要素，不断将外来文化“内化”而成为一以贯之的“日本精神”。丸山真男“原型论”所依托的史料基本上都来自日本创世神话和神道文献。由于以宗教和民俗呈现的这些资料和事实既无法证实又难以证伪，故只能通过阐释来体现出某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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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丸山用以凸显“日本性”的“原型论”论述方式，不可能是一种实证性的学术形态，只能是一种本质主义或化约主义的阐释学，方法论的启发和价值意义远大于其论本身。
“原型论”指向的“日本性”在韩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语境中就转换为“韩国性”的问题。那么如何能凸显出“韩国性”呢？朴忠锡在汲取丸山的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拟定了丸山的“原型—古层”在韩国的历史文化中是以“檀君朝鲜”之创世神话为主要载体溢脱出“巫性”传统。
这一点，倒是比丸山强调作为方法的“原型—古层”所指更加明确和具体。丸山的“原型—古层”着力于“为（如何）”，而朴忠锡的“巫性说”旨在说明“是（什么）”。尽管韩国和日本在地理空间上分属于不同的类型，但是就思想文化发展而言，均受中国文化影响，同属于中华文化圈。
不过，在具体层面上，各自呈现出思想文化的独特性和自我的身份认同。而旨在探求民族思想文化独特性的丸山的“原型论”不失为一个颇具解释效力的理论范式。朴忠锡利用丸山“原型论”对韩国“原型”即“檀君朝鲜”中的“巫性”的提炼过程，亦与丸山相仿，但侧重于“垂直结构”方面。
其从由韩国民族史家所独自编纂或撰著的作品中选择朝韩民族的创世和建国神话———“檀君朝鲜”予以论析，认为经过“原型—古层”———“天”“生”“化”而使得外来自中国的儒释道的思想文化以一种“无媒介”的方式“内化”在韩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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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思想文化虽然表现为儒释道等形态，但根底确有“韩国性”存在。从中国传至朝鲜半岛的儒释道等文化形态，经“古层”这样一种“转化装置”处理后，由“附着物”变为了“定着物”。之所以由“附着物”能变为“定着物”是因为具有“韩国性”的“原型—古层”机制在发挥作用。
在该过程中，“天”“生”“化”展现出了一种具有持续性的动力效能形态。在历史层面上，新罗之始祖朴赫居世、高句丽之始祖朱蒙、百济之始祖温祚和“檀君朝鲜”之建国神话体现出“天上世界”与历史世界连续性的“合理性”结构，而且“在‘天’‘出’‘卵’（生）‘诞’（生），其基底‘天’‘生’贯穿其中。”
在现实层面，“生”是最能表征韩国人日常生活基本行为的万能动词之一，其特征是混淆了“自然”行为和人的“作为”二者之间的界限。这种表现方式，虽说是韩国社会中的日常语言表现形式，但其却反映出了植根于韩国历史且受其文化惯性制约的言语、思考和行动体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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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真男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不可绕行的重要人物之一。考察目前学界对其所构筑的学术典范（“丸山模式”）和开创的学术流派（“丸山学派”）的批评及其争论，便会发现，即便是丸山的批评者所采取的理论视角、话语形态和批评方法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丸山真男的学术影响。
这一现象或可表明，迄今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尚未真正走出“丸山时代”或可以说处于“后丸山时代”。虽然丸山真男主要致力于日本政治思想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但学界对丸山真男及其“丸山模式”的讨论，不应仅局限于丸山和日本思想史领域。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丸山以日本政治思想史为研究对象所采取的理论视野、阐释方式和目标指向及其提炼和抽绎出的“普遍性”（“近代性”）和“个体性”（“日本性”）的方法和取向具有一种可被移植、模仿的“范式”意义。
在此借用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提出的“范式”，乃是基于学界对丸山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分析和评价，笔者以为“丸山模式”具有“范式”所涵盖的四大基本特征：共享性：具有“地平线”之奠基性的丸山思想史学对战后日本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有起始和承重意义。
约束性：尽管丸山并非一个完全躲在书斋中的学者，但即便他参与一定的社会活动，也仍然恪守学术原则，以一个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和良知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发声。开放性：丸山所提出的问题、引发的争论仍是“后丸山真男时代”所面对和力图要解决的课题（比如东西方关系、帝国主义体系、太平洋战争、市民社会等），而且其还超越于日本时空之域对东亚甚至世界都深具启发意义和警示价值。
默会性：虽然丸山的思想脉络大体上保持了一致性，观点也很明晰，但他借助意象和形象思维来表达其最具有标识性的“原型·古层·执拗低音论”却陷入了一种“所知而难以言传”的境地。
这四个方面的特征，并非完全孤立或界限明确，而是前后有引申、相互有重叠、彼此有交涉，以一种交错循环和共通论证的方式映射出丸山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的样貌与特征。韩国和日本同属于中华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的东亚范围，前近代共享以中华经典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系统。
虽然在近代受西方冲击，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在现实政治和社会层面仍受制于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的潜在支配，故而其发展道路呈现出一种“同中有异”而又“异中有同”的有趣现象。
对其的解释，仁智互见。关于丸山在对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中所提炼而成的“个体性”（“日本性—原型论”）和“普遍性”（“近代性”）对朝韩、中国等东亚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和价值的讨论，不可谓不少。
但其中，无偶有独的是，韩国学者朴忠锡受业于丸山真男且以丸山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为“模型”所撰著的《韩国政治思想史》乃是对“丸山模式”的一次较为系统性的拟写和尝试，尤值得关注。
由于朝韩、日本和中国这样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东亚关系实态，任何一方的研究都会或多或少地牵涉到他方，故通过对朴忠锡借鉴丸山理论对韩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撰写的考察，希望对“丸山模式”作为一种学术范式和理论方法在东亚思想史中的有效利用、自身缺陷及其改进可能等方面获得一些经验教训。
黑住真指出丸山的学术和思想立基于“近代主义—日本主义”框架，其“在与西方／近代的比较中，始终如一地带有日本的感觉，‘古层论’，便是这一思想延长线上的命题。”而且，丸山的“原型论”也彰显出日本“民族主义”的倾向。
尽管丸山真男在其成名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并没有论及“原型论”，但从其萌发到提出且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也经历了数年的时间，大致可以认为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由“原型”而“古层”至“执拗低音”渐次展开。
由于“原型”源自精神分析的说法、“古层”系借用地质学的概念、“执拗低音”取自声乐学的专名，故从概念界定的角度而论，这一做法并不是一个能够揭示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内涵不详，外延亦模糊，如果对其没有更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就很难把握其意象和拟物的明确所指。
根据丸山真男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的发言，大体可作如是之概观：日本思想史乃是不断接受外来思想并对其加以修正的历史；不断接受和舍弃的外来思想和文化在日本人的心理和精神结构中形成了不同的层次，在“新生层”和“古层”相互激荡而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沉积于最下或最底层者即为“原型”。
该“原型”由伦理意识的原型、历史意识的原型与政治意识的原型三部分构成。伦理意识的原型旨在说明日本善恶观念的灵性或神性来源，历史意识的原型意在凸显日本人的现世中心主义观念，政治意识的原型指明了日本“万世一系”的皇统神政理念。
而且，这三大“原型”彼此交融，相互叠加，共同发生作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具体事态中，表象和侧重亦有差异。不过，丸山“原型论”的目标指向却是非常明确，那就是要试图究明：何谓“日本”？日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即“日本性”（日本的なもの）。
所以为了澄明“日本性”，需要理清“非日本”的东西。“非日本的东西”，是相对于“日本性”（日本的なもの）而言的。从早期文明形成或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观之，日本文明或文化并不具有原创性和自发性特征。
所以，就相当程度而言，一部日本思想文化史也即是“外来文化”如何“内化”而成为“日本的东西”即“日本性”固化而凸显的历史。由于日本在思想文化上“第一哲学”的阙失，所以日本需要在能够标识自我的原始宗教和神话系统中获得某种话语形态和文献支撑。
就此，丸山一方面并不否定平行从中国或经朝鲜半岛传至日本的儒释道文化，另一方面极力强调纵向地从天至地的“神皇”图式（太阳神—榖灵—皇祖神—天皇）。
而且，纵向的“垂直结构”（高天原即天上—苇原中国即地上日本—根国即地下）体系在与横向的“水平结构”（佛教西方净土·蓬莱国—出云黄泉国·苇原中国）相争相合中，处于优势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居于主导地位。为此，丸山从能代表日本国有文化的《万叶集》《灵异记》等文学和神话文献中提炼和萃取“日本性”。
正是这些“日本性”要素，不断将外来文化“内化”而成为一以贯之的“日本精神”。丸山真男“原型论”所依托的史料基本上都来自日本创世神话和神道文献。由于以宗教和民俗呈现的这些资料和事实既无法证实又难以证伪，故只能通过阐释来体现出某种可能性。
所以，丸山用以凸显“日本性”的“原型论”论述方式，不可能是一种实证性的学术形态，只能是一种本质主义或化约主义的阐释学，方法论的启发和价值意义远大于其论本身。
“原型论”指向的“日本性”在韩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语境中就转换为“韩国性”的问题。那么如何能凸显出“韩国性”呢？朴忠锡在汲取丸山的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拟定了丸山的“原型—古层”在韩国的历史文化中是以“檀君朝鲜”之创世神话为主要载体溢脱出“巫性”传统。
这一点，倒是比丸山强调作为方法的“原型—古层”所指更加明确和具体。丸山的“原型—古层”着力于“为（如何）”，而朴忠锡的“巫性说”旨在说明“是（什么）”。尽管韩国和日本在地理空间上分属于不同的类型，但是就思想文化发展而言，均受中国文化影响，同属于中华文化圈。
不过，在具体层面上，各自呈现出思想文化的独特性和自我的身份认同。而旨在探求民族思想文化独特性的丸山的“原型论”不失为一个颇具解释效力的理论范式。朴忠锡利用丸山“原型论”对韩国“原型”即“檀君朝鲜”中的“巫性”的提炼过程，亦与丸山相仿，但侧重于“垂直结构”方面。
其从由韩国民族史家所独自编纂或撰著的作品中选择朝韩民族的创世和建国神话———“檀君朝鲜”予以论析，认为经过“原型—古层”———“天”“生”“化”而使得外来自中国的儒释道的思想文化以一种“无媒介”的方式“内化”在韩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韩国的思想文化虽然表现为儒释道等形态，但根底确有“韩国性”存在。从中国传至朝鲜半岛的儒释道等文化形态，经“古层”这样一种“转化装置”处理后，由“附着物”变为了“定着物”。之所以由“附着物”能变为“定着物”是因为具有“韩国性”的“原型—古层”机制在发挥作用。
在该过程中，“天”“生”“化”展现出了一种具有持续性的动力效能形态。在历史层面上，新罗之始祖朴赫居世、高句丽之始祖朱蒙、百济之始祖温祚和“檀君朝鲜”之建国神话体现出“天上世界”与历史世界连续性的“合理性”结构，而且“在‘天’‘出’‘卵’（生）‘诞’（生），其基底‘天’‘生’贯穿其中。”
在现实层面，“生”是最能表征韩国人日常生活基本行为的万能动词之一，其特征是混淆了“自然”行为和人的“作为”二者之间的界限。这种表现方式，虽说是韩国社会中的日常语言表现形式，但其却反映出了植根于韩国历史且受其文化惯性制约的言语、思考和行动体系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