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桃源居士在《唐人小说序》中亦言：“《楚辞》、汉史而后，自应有此一段奇宕不平之气，钟而为诗律、为小说，唐人第神遇而不自知其至耳。”“至纤若锦机，怪同鬼斧，即李杜之跌宕，韩柳之尔雅，有时不得与孟东野、陆鲁望、沈亚之、段成式辈争奇竞爽，犹耆卿易安之于词，汉卿、东篱之于曲，所谓厥体当行，良有以也。”彭翥在《唐人说荟序》中也谈道：“称观止者，唯唐人小说乎？
盖其人本擅大雅著作之才，而托于稗官缀为厄言，上之备庙朝之典故”。这些论述自然是针对唐人小说整体而言，然而用作对唐代人仙情感交流类小说的评价，亦是十分贴切的，唐代人仙情感交流类小说，亦为“擅大雅著作之才”所作，“尔雅”如文，抒“奇宕不平之气”如诗，并非简单的猎奇语怪，而是融入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体现出鲜明的现实化特征。那么，唐代人仙情感交流类小说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特征呢？
时代背景和文化思潮使然
“无论何种小说，其思想总不能出当时社会之范围，此殆如形之于模，影之于物矣。“欲觇一国之风俗，及国民之程度，与夫社会风潮之所趋，莫雄于小说。”要考察唐代人仙情感交流类小说主要特征的成因，必然首先要从时代背景和当时的文化思潮入手。
对于兴盛于唐代中后期的文言小说而言，还应具体考虑到唐朝社会政治在安史之乱后所发生的变化。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正常运行轨迹被打破，人们开始反思安史之乱发生的原因。面对社会秩序紊乱，礼教废弛的现实，重申儒家礼教，重建社会秩序就显得十分重要。
陈寅恪先生认为：“安史乱后，唐之名义上一统，实则中央与一部分地方藩镇，已截然为二不同之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统一，社会文化亦成为不关涉之集团，统治阶级及士族之不同，更不待言，唐中央政权赖以长安文化中心及东南经济而维持。“尽管唐代前期儒学的发展状况与专制政治的发展有不适应之处，但由于统治体制的整体功能较强，思想方面的缺陷就显得不那么突出。
然而到唐代后期，随着政治体制失去平衡和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削弱，儒学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思想方面的缺陷就日益突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不断提出复兴儒学的要求。”社会各界都越来越重视儒学。
这一点，从李唐王朝对士族的前期压制后期拉拢的不同态度也可以看出来。唐太宗、高宗等出于加强新建朝廷政治权威的目的打击压制士族，然而毕竟士族是纯正的礼法文化的代表，同样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文宗宣宗又主动与士族结姻亲，这说明了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朝廷逐渐认识到了礼法文化对于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性。
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中也曾谈到这个问题。大致而言，至宣宗朝之后，皇帝对诸公主注意礼法训导。如《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宣宗女万寿公主传》载万寿公主嫁郑颢，“主每进见，帝必敦勉笃诲，曰：‘无鄙夫家，无忤时事。’又曰：‘太平、安乐之祸，不可不戒！’故诸主祗畏，争为可喜之事。帝遂诏：‘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
明道的角度
中唐后，人们从明道的角度出发，不仅以儒家信条概括某人某事，而且教导人们如何实现这些信条，以求改造天下。韩柳提出了‘明道及物’这一观念，其进步表在‘有道及物’，是以道为主要方面，以道统物，用道来评价事物，指导事物。道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总之，发展中的儒家礼制教义是唐代中后期重建社会秩序之良方，这一点已成为中唐以后朝野上下的共同认识，中央朝廷在政治上失去了强大有效统治的能力，只能依赖于此了。
朱刚先生在其《唐宋四大家道论与文学》的序言中谈道：“虽然我们并不否认文学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但并不认为它可以脱离其他的文化门类而独自发展，更不认为那些代表了最高成就的作品，会隔离在当代的思想潮流之外。”“他们在对‘道’的内涵的阐释的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是他们在文学上取得进展的最直接的原因。也就是说两个进展具有一致性，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整体风貌。”
唐人小说能成为唐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关键也就在于这一点。因此，我们说，唐人小说，尤其是颇涉男女婚姻大伦的人仙情感交流类小说，是应该担负起为了复兴儒家古道，并在此基础上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而呐喊的重任了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唐代此类小说作者多是唐代中上层文人。
他们敏感地活跃于科考和社会政治活动之中。科举考试，使得唐代首次出现了于公于私都具备了儒家教养和小说创作能力的文人。科举的导向促进他们关注和思考社会现实问题。如元结再守通州时有《问进士》五道，儒教修养，又使他们很容易将儒家教义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
显然，作者是希望树立贞节的榜样，来达到化成风俗的效果，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这部分人的共同认知，是对当时社会认知的预示。这种预示进而将会逐渐促成当时社会形成认知贯式，从而影响到当时的社会认知，进而影响到新的小说创作，形成潮流。
现实化的特征
兼收并蓄的中唐文人吸收融合了宋玉曹植等赋予此类题材的儒家礼乐文化内涵，进一步强化了《穆天子传》、《汉武故事》、《汉武内传》中那并不很明显的儒家礼乐文化指向性，彻底转换了道士创作此类小说的思维方式，将此类题材置入到现实生活场景中来，让仙走近凡人及人间社会，并在其中融入了作者们对时代的思考，体现着时代的忧思。
他们重新拾起了礼乐文化的大旗，在小说创作领域与散文领域有韩愈等为代表的古文运动；诗歌领域有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鸾凤和鸣，体现着时代的最强音。正是科举导向和文人的创新，使得唐代的人仙情感交流类小说具备了将人仙情感交流题材现实化的特征。唐代此类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将仙道题材现实化的特色。
这一特色的形成，是唐人吸收并融合前辈文人和道士小说创作经验并精心创造的结果。作者通过在文本中创设父母角色，不仅成功建构了故事得以进展下去的情节矛盾双方，而且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内容，相应地深化了主题，使小说这一文体具备了以“小道”表现对社会人生的思考的品格，提升了小说这一文体的地位。
唐代此类小说体现着作者对时代的思考，蕴含着丰富的时代文化信息，第一次开拓了此类小说的表现主题——表现对越出礼制的情感的批判和对遵守礼制的情感得肯定，进而表达作者对礼制的尊崇和以礼制重建社会秩序的渴望。唐朝虽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但封建礼乐文化却在宋朝才达到巅峰。
中唐以后，社会的动荡使文人们反思，但这时社会普遍心理是对贵族社会礼法秩序的怀念而非批判。正如包弼德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中所说：“李氏之所以能在失去独立性之后存在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世家大族代表了社会秩序。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赵郡李氏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他们的同代人出于对一个清晰界定的社会精英阶层的需要，不愿让他们消失。那种社会地位主要由出身和官位共同决定的旧的社会制度还没有被新的制度完全取代……只要旧的态度还在，就会有人需要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结构。”
说此时的小说反映批判礼教、争取婚姻自由是与社会实际和文本自身都不符合的。古典小说中对快乐和痛苦的表现是别有风格的。刘晨、阮肇那种“仙界半年，人间十世”的体验，可以说是仙界快乐人间痛苦的另一种说法。因为快乐总是快的、短暂的，困苦才是漫长的，有过失眠经历的人，就能体会到。
结语
如此看来，刘、阮所处的当时的现实世界，是令人痛苦的。刘、阮的这种心理体验，可算得上是早期的中国人对现实世界的婉转批评。中唐以后，文人们活得困苦，即便是仙，也被他们拉到现实中来，一起感受混乱，体验痛苦。仙界的快乐找不到了，有的只是世俗社会里的挣扎。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乐观的。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唐人努力的历史。
在他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偷偷地溜走，治世的理想最终如流水落花，还是坚定地逝去了，因为他们把理想建立在过了气的士族礼法文化上，努力自然就会付诸东流。然而人生虽痛苦，却不悲观，因为他们始终抱着快乐的希望。即便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们依然是热情洋溢的为如何改善这个胡乱的世界出谋划策，而不是消极的跑到仙界去感受快乐。因此，中国人普遍地怀念唐朝，不仅因为唐朝强盛，更因为那时有这样的一批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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