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西南疆域的形成史，尤中在《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中认为，今日意义上的西南地区在战国秦汉时的边疆情况为：“九州”说中的梁州为西南边疆，但“禹别九州”是后人强加给禹的。至于《史记·六国年表》的“禹兴于西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所说“禹家于西羌，地名石纽”，《蜀王本纪》中的“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等记载中的地名，广柔县在今川西北的茂汶羌族自治县，只能说明夏族曾在川西北一带活动，但夏代的疆域并未达到其原先活动地区。
战国时，蜀国望帝娶朱提梁氏女，秦“西并巴蜀”，原属巴、蜀的今贵州、云南的一部分部落随之并入秦的版。秦时，《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三十三年(前214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在今广东和广西。西汉时，武帝时期对“西南夷”的开拓主要表现在牂牁郡、广汉郡、越嶲郡、沈犁郡、益州郡的设置上，其时益州刺史部的西南边疆界限在益州郡的西、南两界。西汉交趾刺史部的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在西汉时方置，亦“只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临边，且地域已跨入了西南的范围之内”。东汉时，哀牢人的内附、内属成为汉王朝西南边疆扩展的动力，永昌郡亦为东汉时西南边疆变动的唯一地区。
徐新建《西南研究论》认为，今日意义上的西南地区在先秦时为模糊的“角落”；秦汉至三国是西南初置郡县但不巩固的时期；唐宋期的的南诏、大理国使云南成为西南地区的中心；元朝始西南地区的“列国”并列时代才最终完成，进入到了融入封建帝国的最后过程；晚清时由于西方列强插手西南边疆疆界，西南的边界方成为今日意义上的国家边界。
九州之说，与中国上古、中古的“天下”观有直接的联系。按姚新喜和江林昌的区分，九州之说有“大九州”“中九州”“小九州”三类：“大九州”之说，谓天下有九州，“中国”为其中一州，以邹衍之说为代表；“中九州”之说，谓“中国”所分之九州，“中国”原本此九州之一州之所在，后此九州合而为政治疆域意义上之中国，《尚书·禹贡》《周礼·夏官·职方》《尔雅·释地》之九州即是；“小九州”之说，《左传·昭公四年》载“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中之“九州”即是，其地域范围仅包括今河南西部和陕西省南部，实为夏人之发源地。
战国秦汉“天下”之西南地望，以《通鉴地理通释·历代州域总叙》所录之“九州”说诸本为要。《通鉴地理通释·历代州域总叙》列“九州”之说首家谓神农大九州。神农大九州之说，谓“神农已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隋书·志·礼仪一》列有“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营州、咸州、阳州”，其中三州与《通鉴地理通释》所举大九州说之三州名相同；又，《文献通考·郊社考九》《通典·礼五·沿革五·吉礼四》云《隋书·志·礼仪一》九州“隋因周制，夏日至祭皇地祇……。”可知《隋书》中的九州当在周时已相当明确。不过，此九州与《通鉴地理通释》引《淮南子·坠形训》“天地之间九州”并不相同。
以上两种九州，一般以为《淮南子·坠形训》所列九州即为邹衍大九州说之九州，且与《河图·括地象》之九州相似，然而有两个问题存疑：其一，《淮南子·坠形训》的九州，尽管亦讲“天地之间，九州八极”，但除神州或与神农大九州之神州相同外，其余八州均不同；其二，《通鉴地理通释》的邹衍大九州说地望，实际上引自《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中表达了“中国”的涵义。
一般来说，“中国”，《说文解字》“丨”谓“中”为“内也”，“口”部为“国”为“邦也”，则“中国”之“赤县神州”在九州之内，其它八周按地望当取“八极”之意，在“八极”。而《淮南子·坠形训》的神州，在东南，为“八极”之一，在正中的是冀州。
另外，“中国外”的“外”，可解为围绕中国的外，也可解为除了中国之外的数量，不一定具有地望的涵义，按张华《博物志》引《河图·括地象》所明确指出的“其山(指昆仑山——引者)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好城也”，可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的赤县神州，实际上确实是在东南而不是中心的。是以，邹衍的大九州之说与以上两种大九州之说均不相同，按九州之名，邹衍大九州之说取自《隋书·志·礼仪一》相同学说更可信，但邹衍却将“赤县神州”摆在大九州之中心了，故有“中国外”一说。
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以上大九州之说，均是按方位来叙述的，取“四方”“八极”之法；其二，王应麟在《通鉴地理通释·历代州域总叙》中，首先列的就是神农大九州之说，但九州之名却取的是《淮南子·坠形训》之九州，其说未必比《尚书·禹贡》的九州之说(即后谓之“中九州”说)要早。这两个问题，可以看作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隋书》《淮南子》中的两种大九州说，都有中心观念的存在。
《淮南子·坠形训》的正中之冀州明显是有中心观念的；《隋书·志·礼仪一》所言之“隋因周制，夏日至祭皇地祇，于宫城北郊十四里为方坛……地祇及配帝在坛上。神州九州神座于坛第二第八陛之间”是可见中心观念的，其所言之九州缺“正中”的方位，因是祭祀之场景，可以解为即中心所在地之人对天下四方八极的祭祀；邹衍将与《隋书·志·礼仪一》相同的九州之说改成另一个版本，中心观念更明显。在王应麟的年代，华夏中心之说早已确立，《通鉴地理通释》引《淮南子·坠形训》之九州版本，引赤县神州为九州中心之说等，都是“中国”中心之说的体现。
以上大九州之说，为两类和三类，其共同点：其一，九州以地理方位为记，范围并不明确；其二，均有中心观念的存在，而且可心看作中国上古朦胧的政治观念理想的反映。于第二个方面而言，《隋书·志·礼仪一》《文献通考·郊社考九》《通典·礼五·沿革五·吉礼四》的目录体例可见其均为祭祀之用；《淮南子·坠形训》版本的九州之说，多以为即邹衍九州之说的版本，而邹衍九州之说的提出却有“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的背景，王钦若《册府元龟·总目录·立言》的目录体例更将其纳入到中国古代“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物考评框架之“立言”中，亦可证其九州之说的理想性质。
初步推定，以上大九州说尽管有“冀州、戎州西南方”或“西南戎州曰滔土”的明确说明，但其“西南”只具有方位的概念，不具有地域的涵义，更不具备疆域的条件。但很显然，这种理想模式中的“西南”对后世今日中国“西南疆域”的落实奠定了其方位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