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宋代轶事小说的文体风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偏重日常生活中的掌故、谈资或秘闻，建立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叙事规则。
对掌故、谈资或秘闻的关注说到日常生活中的掌故、谈资或秘闻，不能不留意唐宋两代知识精英的气质差异。宋代知识精英多政治家、哲学家：仕途得意而显于庙堂的，有杨亿、刘筠、钱惟演、欧阳修、王安石、范成大、辛弃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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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如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等，在社会生活中也享有崇高地位。唐代知识精英的境遇则差了许多：诗做得好，又热心于立身魏阙，却不免于啼饥号寒者，大有人在，李白、杜甫都属于这一类；学者如颜师古、孔颖达、贾公彦等，一生事业惟注疏，不免局促。
唐宋知识精英的境遇之别，强化了他们各自的气质：唐代知识精英爱像少年似的夸大其词，老成如杜甫，也对神仙和游侠表现出热烈的兴趣；宋代知识精英则多对生活保持相当的冷静，一个哲学家、政治家如果过于热情、单纯，也许会被人视为缺乏相应的涵养、能力。
激情、才气与想象，一部分化为了诗，一部分化为了传奇小说；智慧、冷静与学识，一部分写成了史、论，一部分写成了笔记。与唐人传奇偏于“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有别，宋代轶事小说却倾向于把掌故轶闻抹上一层优雅的韵致：前者热烈而不避偏激，后者平和而力求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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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情爱，对生命力，二者的处理方式均有显著差异。风光旖旎的情爱是唐人传奇的主干题材之一。“进士及第之后，释褐即拜清紧。十数年间，穿红衣紫。挤身燕瘦环肥之间，徜徉酒池肉林之内。时当元和中兴之际，于是情爱小说、娼妓小说，大为兴盛起来。
像缠绵凄婉的《霍小玉传》、香艳曲折的《李娃传》、妖艳纤秾的《莺莺传》、节廉尚义的《杨娼传》，都是成于这个时期。其他如《李章武传》《飞烟传》《长恨歌传》等，也都绰有情致，凄婉欲绝。文中又杂以哀艳的诗歌，如《长恨歌》，更是千古绝唱，令人激赏。”
在宋代轶事小说中，情爱被摆在什么位置上呢？应该说，大部分轶事小说作家对情爱的态度都绝不迂腐，绝无道学气。比如范公偁《过庭录》“刘贡父”一则，调侃中仍含欣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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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爱仅被视为整个人生的一个局部，它不能覆盖或取代人生的其他侧面。欧阳修、苏轼、沈括、陆游、周密等，大都具有稳重的现实感，注重情感的平衡、健全。他们既不将男女之大欲视为洪水猛兽，也不赞成将情爱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面对唐人传奇中连篇累牍的“佳话”，他们也许感到腻味，感到轻重失当，感到气力花得不是地方。所以，“佳话”在宋代轶事小说中分量极轻，只能偶然见到情爱仅被视为常人正当而平凡的欲求，并不神秘，没有什么了不得。既然它只是“寻常境”，也就不必过分渲染，以至离生活的朴素面貌太远。以何薳《春渚纪闻》卷六“营妓比海棠绝句”为例：东坡喜不喜欢李琪呢？当然喜欢。但这只是一种理性而平静的喜欢。
比起唐传奇《李娃传》荥阳郑生等人的热烈向慕，也许有人感到力度不够。然而这倒是生活的真面目。雪泥鸿爪，萍水相逢，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次动人情怀的两相邂逅：一片风景，一色清玩，一位新相知，来了，又去了。生活本身就是如此。以理性而平静的爱去回应生活，才不会缠绵于某种情感之中，不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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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传奇迷恋隐士的高风逸调，迷恋豪侠的奔放不羁，侠偏于“狂”，隐偏于“狷”，而无论是“狂”还是“狷”，都蕴蓄着不同寻常的力度。在唐人传奇中，不难看到一些如苍苍夏木般不可摧折、如非洲舞蹈般不可节制的性格。宋代轶事小说也不止一次推崇过迈越流俗的言行。
但是，由于偏重理性与和谐，其生命力叙述与唐人传奇的总体区别仍是显而易见的。宋代轶事小说突出了日常智慧的重要性。历史、社会、人生不是由生命力这惟一因素所决定的，人除了生命力之外，他还有较重要的思想，还有更重要的心灵。
诚然，没有生命力便不会有任何成就，但生命力过于奔放不羁，也会造成许多过失，于己于人都会有所损伤。比较而言，如果说传奇小说侧重于生命力的弘扬，轶事小说则侧重于智慧与伦理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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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轶事小说品格和形式的讲求，正是内在智慧向艺术表达延伸的结果。至于作者以空灵的胸襟、玄学的眼光所体会、所观察、所把握到的美，亦多富于“静”的哲学气质，甚至轶事小说中的笑话类作品，如《笑林》，也以“举非违，显纰缪”，从反面启迪智慧为主。
重视智慧的一个方面是教读者辨疑。唐代裴铏的《传奇·崔炜》中，一老妪送给崔炜少许越井冈艾，说是无论何等赘疣，“只一炷”便可痊愈。果然，崔炜凭借它，无往而不成功。裴铏写得奇趣盎然，这就够了。
传奇作家的目的就是以奇警而绚烂的幻象来引起读者的快感，充实我们的心灵。但轶事小说并不青睐奇幻的想象和虚构，传达健全的物理、人情才是其主要职能。宋代轶事小说也会写到生命力的弘扬，但不端架子，力戒虚张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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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们任性放浪的做派，作者往往赞赏有加。而在宋代轶事小说中，生命力已由“狂”转化为“逸”。其潜在主角实即笔记作者本人，他们的涵养、学识、见闻，都转变成了简淡亲切的记叙：从情绪看，闲适优雅构成其主体部分；从风格看，唐人传奇那种热烈的渲染在宋代轶事小说中极为少见，大都有着发纤秾于简古、纳绚烂于平淡的风味。
概括地说，唐人传奇是对常识、常情、常态的超越，宋代轶事小说则以回归常识、常情、常态为导向。唐人传奇追求气势，宋代轶事小说则力求平和。
宋代轶事小说的叙事规则宋代轶事小说与唐人传奇的品格差异，不仅体现在以不同态度对待常识、常情和常态，也体现在叙事规则上，其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风度的处理互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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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回忆是轶事小说带总体特色的倾向，宋代尤为鲜明，若干笔记以“旧闻”“旧事”为名，如朱弁《曲洧旧闻》、周密《武林旧事》等，就是这一倾向的体现。
轶事小说描述的是已成过往的空间和时间中的人物、风俗、社会历史的一鳞半爪，那些他们为之陶醉过的“以往”，那些他们永远不会忘却的“记忆”。回忆使事实化为旧梦，迷离而令人怅惘，缥缈而启人遐思。
它当然也唤起了读者的某种情绪，或感伤，或欣慰，或宁静，或幽默，但绝不同于那种置身现场的激烈或热烈。其中充盈着岁月流逝的苍凉感以及经过时间淘洗的柔和感。由于是从回忆的角度叙述事件，轶事小说通常不用惊人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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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传奇作家由于逼视故事中的生活，不免口若悬河、神情夸张，力求用热烈的传奇色彩吸引读者。两者的这种差异，在处理同一类型的题材时显得格外清晰。但二者的讲述方式截然不同。凭记忆转述，当然只能老老实实地粗陈梗概。而《崔尉子》却在细节上着意渲染，追求一种拍
日常生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轶事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小说。这种繁荣于宋代的文体，并非不看重感情，只是不把感情和可歌可泣、可喜可愕的人与事相对应，而与日常的掌故、谈资或秘闻相对应，只是不把一种感情独立出来天马行空，而是把它放在家人、朋友、师生等关系中加以打量。
一种基于日常理性与智慧的文体，就这样走向了成熟和鼎盛。它的魅力在于浑涵从容，而它的不足，也许在于缺少那种一往无前的力度，仿佛诗中的七绝，风神摇曳，却毕竟少了一些宏伟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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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与六朝志怪比较，可以说，志怪小说的美感魅力来源于它的“异闻”，而轶事小说的美感魅力则来源于对轶事的“回忆”。对神秘事物的热爱是超感觉的思念故园。
一本正经的面容不会像表情丰富的面容那样使我们陶醉，习以为常的事物不会像超越日常的事物那样使读者心醉神迷。一些志怪作家如干宝等对此充满自信，毫不犹豫地贯彻了自己的艺术原则。
回忆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令人陶然如醉的温馨：那些已经消逝的人物、风俗、社会生活的一鳞半爪，提起来如旧梦一般轻盈缥缈，而先辈风流经过岁月流逝的苍凉感的润色，也更令人思慕与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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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轶事小说受到欢迎的基本原因。轶事小说对先辈风流的思慕与志怪小说对神秘事物的兴趣，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如同古体诗的浑厚与绝句的轻倩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一样。
如果与唐人传奇比较，可以说，传奇旨在表达对色彩斑斓的想象的渴望，轶事小说却偏于向读者提供理性的愉悦。宇宙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人则是一个小宇宙。世界，这个神圣不朽的存在，时时刻刻在赋予人类以生气。
一颗卓越而如痴如醉的心灵，一旦进入活跃状态，便会产生充满诗意的幻想。传奇小说作家充分体会到审美活动的乐趣，因而热衷于以浓烈的色彩渲染激情，以无穷的不满足追求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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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激情与辞章手法的结合，便是缛艳。轶事小说作家所热爱的，不是想象，而是智慧。智慧的形式化呈现即对称、秩序和明确性。高尚的愉悦与意义表述的清晰，二者的指向正是简约。
结语
所以，几乎没有例外，从《世说新语》，经由《国史补》《归田录》，直至清代的《今世说》，无不悬简约为艺术鹄的。轶事小说与传奇小说叙事风度的差异，由此形成：传奇体繁，轶事体简；传奇小说热烈，轶事小说恬逸；传奇小说重才气，轶事小说重书卷气。
宋代轶事小说的文体风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偏重日常生活中的掌故、谈资或秘闻，建立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叙事规则。
对掌故、谈资或秘闻的关注说到日常生活中的掌故、谈资或秘闻，不能不留意唐宋两代知识精英的气质差异。宋代知识精英多政治家、哲学家：仕途得意而显于庙堂的，有杨亿、刘筠、钱惟演、欧阳修、王安石、范成大、辛弃疾等。
哲学家如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等，在社会生活中也享有崇高地位。唐代知识精英的境遇则差了许多：诗做得好，又热心于立身魏阙，却不免于啼饥号寒者，大有人在，李白、杜甫都属于这一类；学者如颜师古、孔颖达、贾公彦等，一生事业惟注疏，不免局促。
唐宋知识精英的境遇之别，强化了他们各自的气质：唐代知识精英爱像少年似的夸大其词，老成如杜甫，也对神仙和游侠表现出热烈的兴趣；宋代知识精英则多对生活保持相当的冷静，一个哲学家、政治家如果过于热情、单纯，也许会被人视为缺乏相应的涵养、能力。
激情、才气与想象，一部分化为了诗，一部分化为了传奇小说；智慧、冷静与学识，一部分写成了史、论，一部分写成了笔记。与唐人传奇偏于“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有别，宋代轶事小说却倾向于把掌故轶闻抹上一层优雅的韵致：前者热烈而不避偏激，后者平和而力求中庸。
对情爱，对生命力，二者的处理方式均有显著差异。风光旖旎的情爱是唐人传奇的主干题材之一。“进士及第之后，释褐即拜清紧。十数年间，穿红衣紫。挤身燕瘦环肥之间，徜徉酒池肉林之内。时当元和中兴之际，于是情爱小说、娼妓小说，大为兴盛起来。
像缠绵凄婉的《霍小玉传》、香艳曲折的《李娃传》、妖艳纤秾的《莺莺传》、节廉尚义的《杨娼传》，都是成于这个时期。其他如《李章武传》《飞烟传》《长恨歌传》等，也都绰有情致，凄婉欲绝。文中又杂以哀艳的诗歌，如《长恨歌》，更是千古绝唱，令人激赏。”
在宋代轶事小说中，情爱被摆在什么位置上呢？应该说，大部分轶事小说作家对情爱的态度都绝不迂腐，绝无道学气。比如范公偁《过庭录》“刘贡父”一则，调侃中仍含欣赏之意。
情爱仅被视为整个人生的一个局部，它不能覆盖或取代人生的其他侧面。欧阳修、苏轼、沈括、陆游、周密等，大都具有稳重的现实感，注重情感的平衡、健全。他们既不将男女之大欲视为洪水猛兽，也不赞成将情爱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面对唐人传奇中连篇累牍的“佳话”，他们也许感到腻味，感到轻重失当，感到气力花得不是地方。所以，“佳话”在宋代轶事小说中分量极轻，只能偶然见到情爱仅被视为常人正当而平凡的欲求，并不神秘，没有什么了不得。既然它只是“寻常境”，也就不必过分渲染，以至离生活的朴素面貌太远。以何薳《春渚纪闻》卷六“营妓比海棠绝句”为例：东坡喜不喜欢李琪呢？当然喜欢。但这只是一种理性而平静的喜欢。
比起唐传奇《李娃传》荥阳郑生等人的热烈向慕，也许有人感到力度不够。然而这倒是生活的真面目。雪泥鸿爪，萍水相逢，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次动人情怀的两相邂逅：一片风景，一色清玩，一位新相知，来了，又去了。生活本身就是如此。以理性而平静的爱去回应生活，才不会缠绵于某种情感之中，不可自拔。
唐人传奇迷恋隐士的高风逸调，迷恋豪侠的奔放不羁，侠偏于“狂”，隐偏于“狷”，而无论是“狂”还是“狷”，都蕴蓄着不同寻常的力度。在唐人传奇中，不难看到一些如苍苍夏木般不可摧折、如非洲舞蹈般不可节制的性格。宋代轶事小说也不止一次推崇过迈越流俗的言行。
但是，由于偏重理性与和谐，其生命力叙述与唐人传奇的总体区别仍是显而易见的。宋代轶事小说突出了日常智慧的重要性。历史、社会、人生不是由生命力这惟一因素所决定的，人除了生命力之外，他还有较重要的思想，还有更重要的心灵。
诚然，没有生命力便不会有任何成就，但生命力过于奔放不羁，也会造成许多过失，于己于人都会有所损伤。比较而言，如果说传奇小说侧重于生命力的弘扬，轶事小说则侧重于智慧与伦理的健全。
这种对于轶事小说品格和形式的讲求，正是内在智慧向艺术表达延伸的结果。至于作者以空灵的胸襟、玄学的眼光所体会、所观察、所把握到的美，亦多富于“静”的哲学气质，甚至轶事小说中的笑话类作品，如《笑林》，也以“举非违，显纰缪”，从反面启迪智慧为主。
重视智慧的一个方面是教读者辨疑。唐代裴铏的《传奇·崔炜》中，一老妪送给崔炜少许越井冈艾，说是无论何等赘疣，“只一炷”便可痊愈。果然，崔炜凭借它，无往而不成功。裴铏写得奇趣盎然，这就够了。
传奇作家的目的就是以奇警而绚烂的幻象来引起读者的快感，充实我们的心灵。但轶事小说并不青睐奇幻的想象和虚构，传达健全的物理、人情才是其主要职能。宋代轶事小说也会写到生命力的弘扬，但不端架子，力戒虚张声势。
对于他们任性放浪的做派，作者往往赞赏有加。而在宋代轶事小说中，生命力已由“狂”转化为“逸”。其潜在主角实即笔记作者本人，他们的涵养、学识、见闻，都转变成了简淡亲切的记叙：从情绪看，闲适优雅构成其主体部分；从风格看，唐人传奇那种热烈的渲染在宋代轶事小说中极为少见，大都有着发纤秾于简古、纳绚烂于平淡的风味。
概括地说，唐人传奇是对常识、常情、常态的超越，宋代轶事小说则以回归常识、常情、常态为导向。唐人传奇追求气势，宋代轶事小说则力求平和。
宋代轶事小说的叙事规则宋代轶事小说与唐人传奇的品格差异，不仅体现在以不同态度对待常识、常情和常态，也体现在叙事规则上，其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风度的处理互有不同。
注重回忆是轶事小说带总体特色的倾向，宋代尤为鲜明，若干笔记以“旧闻”“旧事”为名，如朱弁《曲洧旧闻》、周密《武林旧事》等，就是这一倾向的体现。
轶事小说描述的是已成过往的空间和时间中的人物、风俗、社会历史的一鳞半爪，那些他们为之陶醉过的“以往”，那些他们永远不会忘却的“记忆”。回忆使事实化为旧梦，迷离而令人怅惘，缥缈而启人遐思。
它当然也唤起了读者的某种情绪，或感伤，或欣慰，或宁静，或幽默，但绝不同于那种置身现场的激烈或热烈。其中充盈着岁月流逝的苍凉感以及经过时间淘洗的柔和感。由于是从回忆的角度叙述事件，轶事小说通常不用惊人之笔。
而传奇作家由于逼视故事中的生活，不免口若悬河、神情夸张，力求用热烈的传奇色彩吸引读者。两者的这种差异，在处理同一类型的题材时显得格外清晰。但二者的讲述方式截然不同。凭记忆转述，当然只能老老实实地粗陈梗概。而《崔尉子》却在细节上着意渲染，追求一种拍
日常生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轶事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小说。这种繁荣于宋代的文体，并非不看重感情，只是不把感情和可歌可泣、可喜可愕的人与事相对应，而与日常的掌故、谈资或秘闻相对应，只是不把一种感情独立出来天马行空，而是把它放在家人、朋友、师生等关系中加以打量。
一种基于日常理性与智慧的文体，就这样走向了成熟和鼎盛。它的魅力在于浑涵从容，而它的不足，也许在于缺少那种一往无前的力度，仿佛诗中的七绝，风神摇曳，却毕竟少了一些宏伟气象。
如果与六朝志怪比较，可以说，志怪小说的美感魅力来源于它的“异闻”，而轶事小说的美感魅力则来源于对轶事的“回忆”。对神秘事物的热爱是超感觉的思念故园。
一本正经的面容不会像表情丰富的面容那样使我们陶醉，习以为常的事物不会像超越日常的事物那样使读者心醉神迷。一些志怪作家如干宝等对此充满自信，毫不犹豫地贯彻了自己的艺术原则。
回忆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令人陶然如醉的温馨：那些已经消逝的人物、风俗、社会生活的一鳞半爪，提起来如旧梦一般轻盈缥缈，而先辈风流经过岁月流逝的苍凉感的润色，也更令人思慕与怅惘。
这正是轶事小说受到欢迎的基本原因。轶事小说对先辈风流的思慕与志怪小说对神秘事物的兴趣，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如同古体诗的浑厚与绝句的轻倩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一样。
如果与唐人传奇比较，可以说，传奇旨在表达对色彩斑斓的想象的渴望，轶事小说却偏于向读者提供理性的愉悦。宇宙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人则是一个小宇宙。世界，这个神圣不朽的存在，时时刻刻在赋予人类以生气。
一颗卓越而如痴如醉的心灵，一旦进入活跃状态，便会产生充满诗意的幻想。传奇小说作家充分体会到审美活动的乐趣，因而热衷于以浓烈的色彩渲染激情，以无穷的不满足追求技巧。
幻想、激情与辞章手法的结合，便是缛艳。轶事小说作家所热爱的，不是想象，而是智慧。智慧的形式化呈现即对称、秩序和明确性。高尚的愉悦与意义表述的清晰，二者的指向正是简约。
结语
所以，几乎没有例外，从《世说新语》，经由《国史补》《归田录》，直至清代的《今世说》，无不悬简约为艺术鹄的。轶事小说与传奇小说叙事风度的差异，由此形成：传奇体繁，轶事体简；传奇小说热烈，轶事小说恬逸；传奇小说重才气，轶事小说重书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