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古代游记文献数量巨大，而且异常纷繁复杂，要想很好地认识、研究古代游记，首先对其进行概念界定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游记的定义，从古到今，研究者们的意见分歧较大，对游记所下的定义也存在较大出入。从广义上讲，几乎可以囊括全部记录“游”文字，其题材涉及记、书、序、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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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而言，“游记”是一种专类文体，绝大多数是描写自然景物、记载山水游览，同时又融入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本文将古代游记的概念界定为：古人以散文形式记叙、抒写自己亲身游览或旅行见闻感受的一种文体，独立成篇的一类文献。
研究所涉及的古代游记从时间段上自先秦开始，下迄清末，包括本土作者的游记，也包括外国人的中国游记（不含中国人的外国游记）。围绕古代游记这个主题，前人已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包括古代游记的整理、结集、分类、利用等，这为古代游记的研究和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古代游记的整理、结集方面，王立群在研究我国古代山水游记的过程中，就山水游记的概念、类型及其发展的脉络做了梳理，并且对古代山水游记的出版及其研究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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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鸿雁则从文献学的研究角度，对我国游记文献的概念、特点、分类等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在古代游记的研究利用方面，其研究价值已得到了文学、美学、地理学等方面学者的肯定。
此类研究较多，诸多研究论著均曾大量引用古代游记中的地貌、民俗、畜牧、花木、农作物等信息资料作为论据，使古代游记中的农事资料得到了初步发掘和利用。
前人的研究已经从不同侧面关注了古代游记的农史研究价值，而迄今为止专门探讨古代游记农史价值的成果却并不多见，可谓学界憾事。笔者不揣浅陋，在前人的基础上，欲对古代游记中的农事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分析其中农事资料的存量状况和特征，以达到考释古代游记农史价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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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游记是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文体，以记实为基础，又不乏情感的流露，其中蕴藏着较为丰富的农事资料，内容涉及农业生产环境、种植业、林木花卉、畜牧及渔业等方面，且具有真实性、地域性、多样性、时代性等特点。
古代游记具有较高的农史研究价值，可与正史、方志、农书文献相互印证，纠正正史、方志、农书文献农事资料记载的谬误，弥补相关文献农事记载的不足和缺失。
古代游记的类型划分我国古代游记存量之多不可胜计，其记述内容与方式灵活多样。各种不同类型游记文献中所蕴藏的农事信息资料多少不一，所记录的思想内容丰富程度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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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游记文献记载的社会生活深度也各有差异。通过对古代游记文献进行分类，可以更全面和具体地认识它们的特征，更准确地把握其价值［4］。本文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将古代游记文献作如下分类：
按游记内容不同分为：游览记和旅行记游览记。人们的游览行为由来已久，作为一种陶冶情操的审美活动，其本质上是“融合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为一体的”，总体而言，所谓游览记大多是指以自然审美情趣的记录和描述为主的一类游记；
该类游记形成于游览过程中，强调文学艺术的追求，主张用优美的文字来描述自然山水，抒发思想感情，表达内心的感受。旅行记，是常见的人类活动之一，往往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由此地到彼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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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记的内容大多为行程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因此旅行的记多以内容庞杂、记史写实著称，其中包括名胜古迹、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物产风俗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记载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水利、物产、农业、农业文化等信息。
山水型游记和社会型游记山水型游记，以抒写自然山水为主，因其数量庞大，在游记文献中占据着山水型游记和社会型游记山水型游记，以抒写自然山水为主，因其数量庞大，在游记文献中占据着“正统”地位，有时甚至单独享有游记之名。
社会型游记，其记载的对象大多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内容，这类游记多数都带有强烈理性色彩的文化意识、政治意识、社会意识等，代表作有玄奘《大唐西域记》、王士性《广志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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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游记表现形式与内容不同分为：文学性游记、学术性游记、记叙性游记文学性游记，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与美学方面，即运用描写、抒情、议论的方式，记录自然或人文景观，以表现作家个人思想感情为主。
学术性游记，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术方面，则往往淡化模山范水，通过考证、调查、分析比较等手段，进行科学研究，以取得一定成果，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术方面；如陆游《入蜀记》对多项古迹、风物、诗歌进行考辨，澄清史实，订正前人之失；
《徐霞客游记》在地质地貌学、气象气候学、历史学等方面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记叙性游记，追求的是客观、真实的记录，其具体表现形式比较单一，很少涉及个人的感情色彩，也正因如此，该类游记的史料价值较高，为研究者所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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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按体裁划分，可分为赋体、骈体、杂记体以及书信、序体、日记体等；按著作形式可以分为单篇游记、游记专著和游记集等。
古代游记中的农事资料特点真实性前已有述，游记以出行为先决条件，现实的旅行生活是游记内容的基本来源，它讲求写实，记载现实中的实有之景，实有之物。而农事资料是游记中记录的诸多内容之一，是古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可同正史的记载相互印证。
如明代王士性、黄向坚等在游记中对当时南方地区形势有所反映：《广志绎》载“倭寇浙始丁末，止辛酉……正德六年，诸郡县贼盗蜂起，赣州、南安有华林寨玛瑙寨贼，其后……官兵讨之不定，抚之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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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年间赴广西的黄向坚亦在《寻亲纪程》记载了明末清初西南地区的混乱的社会形势，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自然难以正常进行。地域性古代游记所涉及范围既是广泛的，又是具体的，也就是说游记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陈重秋、石晓奇等对西域游记进行了论述，更加明确了古代游记地域性的特点。我国历史上的农业生产本身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而古代游记的区域性必然可以较为全面、真实的再现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不同状况。
时段性前人对游记的起源发展和各个时代游记发展的情况作过论述，每篇游记都是对所处特定时代事物、景物的记录，因此时段性是游记文献的特点之一。古代游记作者所处的时代直接决定了游记中农事资料的内容，是对特定时间，甚至是特定瞬间农业情况的记录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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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段的游记所反映出的农业水平可能是发展的、进步的，也可能是退步的、衰落的。例如《广志绎》中记载了明万历年间四川的丝织业发展情况：“锦一缣五十金，厚数分，织作工细，然不可以衣服，仅充褥之用，只王宫可，非民间所宜。”
从这段资料所反映的信息可知，明代四川地区的蚕桑业总体上逊色于唐宋时期，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唐宋时期的“本地蚕丝本地织造，以九类数十种丝织物交贸天下”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至明代，由于蚕桑业与丝织业的分离，导致四川丝织业的衰落，唐宋时成都蜀锦“蚕桑户亦可自产”，而到了明代却“只王宫可，非民间所宜”。
古代游记的农史价值分析。与正史、方志、农书等文献中的农事记载相互印证古代游记与正史、方志、农书等文献中的农事资料相互佐证，是其农史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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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以其真实性（多为作者亲历）、时代性和地域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文献，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学者们农史研究中，使用古代游记的农史资料，结合正史、方志、农书等文献，可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和说服力度。
这里以秦巴山区森林植被变迁为例，有关秦巴山区的森林植被状况，汉代的《史记》中曾描述过当时秦巴山区一派欣欣向荣的亚热带风光。元世祖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奉命从关中京兆府经陈仓越秦岭到汉中，然后赴成都、昆明，他说“秦岭山地有不少森林，中有无数猛兽，若狮、熊、山猫及其他不少动物，土人捕取无数，获利甚大”，沿途有“大森林及旅人顿止之大馆舍”
“行走两天，踏上巴山“则见不少高山深谷丰林”，说明当时巴山山地依然保持着茂密的森林。至清代，陈奕禧《益州于役记》记：“山树俱高二十丈许，排蔽上下，万峰连阴。”清中期以前秦巴山地的森林植被总体较好，原始老林的面积较为广泛，所谓“幽篁丛林，蒙茸数十里不见山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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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即使是交通要道处，也是老林阴森，原始森林绵延不断，密不见天日，少有人为破坏的情况。清代中期之后，秦巴山地的林地面积不断缩小。至道光年间，流民的垦殖范围已开始扩展到高山地区。
史载：“陕西西安府，西南至洋县六百里，骆党二谷当南山深处，老林已开者十之六七，未开者如黄柏园、都督河、敖山、太古坪各等处。”这种情形越来越明显，乃至地处秦岭腹地的大巴山地区也受到影响。
纠正正史、方志、农书等文献中农事资料记载的谬误正史和农书囿于撰写体例以及撰写人的经验、阅历，在记录相关农事时难免会出现一些谬误或者不够准确的地方，古代游记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纠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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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气候研究方面，竺可桢以《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首开历史气候研究的先河，竺氏的研究中广泛采用了正史、方志、散文诗歌等文献资料，大致勾勒出了五千年来气候的波动状况。
我国古代游记文献数量巨大，而且异常纷繁复杂，要想很好地认识、研究古代游记，首先对其进行概念界定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游记的定义，从古到今，研究者们的意见分歧较大，对游记所下的定义也存在较大出入。从广义上讲，几乎可以囊括全部记录“游”文字，其题材涉及记、书、序、赋等。
狭义而言，“游记”是一种专类文体，绝大多数是描写自然景物、记载山水游览，同时又融入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本文将古代游记的概念界定为：古人以散文形式记叙、抒写自己亲身游览或旅行见闻感受的一种文体，独立成篇的一类文献。
研究所涉及的古代游记从时间段上自先秦开始，下迄清末，包括本土作者的游记，也包括外国人的中国游记（不含中国人的外国游记）。围绕古代游记这个主题，前人已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包括古代游记的整理、结集、分类、利用等，这为古代游记的研究和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古代游记的整理、结集方面，王立群在研究我国古代山水游记的过程中，就山水游记的概念、类型及其发展的脉络做了梳理，并且对古代山水游记的出版及其研究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贾鸿雁则从文献学的研究角度，对我国游记文献的概念、特点、分类等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在古代游记的研究利用方面，其研究价值已得到了文学、美学、地理学等方面学者的肯定。
此类研究较多，诸多研究论著均曾大量引用古代游记中的地貌、民俗、畜牧、花木、农作物等信息资料作为论据，使古代游记中的农事资料得到了初步发掘和利用。
前人的研究已经从不同侧面关注了古代游记的农史研究价值，而迄今为止专门探讨古代游记农史价值的成果却并不多见，可谓学界憾事。笔者不揣浅陋，在前人的基础上，欲对古代游记中的农事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分析其中农事资料的存量状况和特征，以达到考释古代游记农史价值的目的。
古代游记是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文体，以记实为基础，又不乏情感的流露，其中蕴藏着较为丰富的农事资料，内容涉及农业生产环境、种植业、林木花卉、畜牧及渔业等方面，且具有真实性、地域性、多样性、时代性等特点。
古代游记具有较高的农史研究价值，可与正史、方志、农书文献相互印证，纠正正史、方志、农书文献农事资料记载的谬误，弥补相关文献农事记载的不足和缺失。
古代游记的类型划分我国古代游记存量之多不可胜计，其记述内容与方式灵活多样。各种不同类型游记文献中所蕴藏的农事信息资料多少不一，所记录的思想内容丰富程度也不相同；
不同游记文献记载的社会生活深度也各有差异。通过对古代游记文献进行分类，可以更全面和具体地认识它们的特征，更准确地把握其价值［4］。本文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将古代游记文献作如下分类：
按游记内容不同分为：游览记和旅行记游览记。人们的游览行为由来已久，作为一种陶冶情操的审美活动，其本质上是“融合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为一体的”，总体而言，所谓游览记大多是指以自然审美情趣的记录和描述为主的一类游记；
该类游记形成于游览过程中，强调文学艺术的追求，主张用优美的文字来描述自然山水，抒发思想感情，表达内心的感受。旅行记，是常见的人类活动之一，往往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由此地到彼地的过程；
旅行记的内容大多为行程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因此旅行的记多以内容庞杂、记史写实著称，其中包括名胜古迹、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物产风俗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记载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水利、物产、农业、农业文化等信息。
山水型游记和社会型游记山水型游记，以抒写自然山水为主，因其数量庞大，在游记文献中占据着山水型游记和社会型游记山水型游记，以抒写自然山水为主，因其数量庞大，在游记文献中占据着“正统”地位，有时甚至单独享有游记之名。
社会型游记，其记载的对象大多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内容，这类游记多数都带有强烈理性色彩的文化意识、政治意识、社会意识等，代表作有玄奘《大唐西域记》、王士性《广志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等。
按游记表现形式与内容不同分为：文学性游记、学术性游记、记叙性游记文学性游记，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与美学方面，即运用描写、抒情、议论的方式，记录自然或人文景观，以表现作家个人思想感情为主。
学术性游记，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术方面，则往往淡化模山范水，通过考证、调查、分析比较等手段，进行科学研究，以取得一定成果，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术方面；如陆游《入蜀记》对多项古迹、风物、诗歌进行考辨，澄清史实，订正前人之失；
《徐霞客游记》在地质地貌学、气象气候学、历史学等方面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记叙性游记，追求的是客观、真实的记录，其具体表现形式比较单一，很少涉及个人的感情色彩，也正因如此，该类游记的史料价值较高，为研究者所看重。
其他按体裁划分，可分为赋体、骈体、杂记体以及书信、序体、日记体等；按著作形式可以分为单篇游记、游记专著和游记集等。
古代游记中的农事资料特点真实性前已有述，游记以出行为先决条件，现实的旅行生活是游记内容的基本来源，它讲求写实，记载现实中的实有之景，实有之物。而农事资料是游记中记录的诸多内容之一，是古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可同正史的记载相互印证。
如明代王士性、黄向坚等在游记中对当时南方地区形势有所反映：《广志绎》载“倭寇浙始丁末，止辛酉……正德六年，诸郡县贼盗蜂起，赣州、南安有华林寨玛瑙寨贼，其后……官兵讨之不定，抚之不从”；
崇祯年间赴广西的黄向坚亦在《寻亲纪程》记载了明末清初西南地区的混乱的社会形势，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自然难以正常进行。地域性古代游记所涉及范围既是广泛的，又是具体的，也就是说游记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陈重秋、石晓奇等对西域游记进行了论述，更加明确了古代游记地域性的特点。我国历史上的农业生产本身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而古代游记的区域性必然可以较为全面、真实的再现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不同状况。
时段性前人对游记的起源发展和各个时代游记发展的情况作过论述，每篇游记都是对所处特定时代事物、景物的记录，因此时段性是游记文献的特点之一。古代游记作者所处的时代直接决定了游记中农事资料的内容，是对特定时间，甚至是特定瞬间农业情况的记录和反映。
不同时段的游记所反映出的农业水平可能是发展的、进步的，也可能是退步的、衰落的。例如《广志绎》中记载了明万历年间四川的丝织业发展情况：“锦一缣五十金，厚数分，织作工细，然不可以衣服，仅充褥之用，只王宫可，非民间所宜。”
从这段资料所反映的信息可知，明代四川地区的蚕桑业总体上逊色于唐宋时期，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唐宋时期的“本地蚕丝本地织造，以九类数十种丝织物交贸天下”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至明代，由于蚕桑业与丝织业的分离，导致四川丝织业的衰落，唐宋时成都蜀锦“蚕桑户亦可自产”，而到了明代却“只王宫可，非民间所宜”。
古代游记的农史价值分析。与正史、方志、农书等文献中的农事记载相互印证古代游记与正史、方志、农书等文献中的农事资料相互佐证，是其农史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游记以其真实性（多为作者亲历）、时代性和地域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文献，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学者们农史研究中，使用古代游记的农史资料，结合正史、方志、农书等文献，可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和说服力度。
这里以秦巴山区森林植被变迁为例，有关秦巴山区的森林植被状况，汉代的《史记》中曾描述过当时秦巴山区一派欣欣向荣的亚热带风光。元世祖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奉命从关中京兆府经陈仓越秦岭到汉中，然后赴成都、昆明，他说“秦岭山地有不少森林，中有无数猛兽，若狮、熊、山猫及其他不少动物，土人捕取无数，获利甚大”，沿途有“大森林及旅人顿止之大馆舍”
“行走两天，踏上巴山“则见不少高山深谷丰林”，说明当时巴山山地依然保持着茂密的森林。至清代，陈奕禧《益州于役记》记：“山树俱高二十丈许，排蔽上下，万峰连阴。”清中期以前秦巴山地的森林植被总体较好，原始老林的面积较为广泛，所谓“幽篁丛林，蒙茸数十里不见山巅”
这表明即使是交通要道处，也是老林阴森，原始森林绵延不断，密不见天日，少有人为破坏的情况。清代中期之后，秦巴山地的林地面积不断缩小。至道光年间，流民的垦殖范围已开始扩展到高山地区。
史载：“陕西西安府，西南至洋县六百里，骆党二谷当南山深处，老林已开者十之六七，未开者如黄柏园、都督河、敖山、太古坪各等处。”这种情形越来越明显，乃至地处秦岭腹地的大巴山地区也受到影响。
纠正正史、方志、农书等文献中农事资料记载的谬误正史和农书囿于撰写体例以及撰写人的经验、阅历，在记录相关农事时难免会出现一些谬误或者不够准确的地方，古代游记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纠正的作用。
在历史气候研究方面，竺可桢以《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首开历史气候研究的先河，竺氏的研究中广泛采用了正史、方志、散文诗歌等文献资料，大致勾勒出了五千年来气候的波动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