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砻江下游发现的夏商周时期遗存较多，既有居址，也有墓葬遗存，同时，各类遗存之间的文化面貌存在较大差异，如墓葬遗存就有土坑墓、瓮棺葬、石棺墓和大石墓等，陶器特征也有明显差异。
咪咪啷遗址
咪咪啷遗址位于西昌市樟木乡李家沟六组，此处安宁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海拔约1550米。2004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考古队测量安宁河流域大石墓时发现该遗址，随后试掘该遗址，获取较为丰富的陶片和少量磨制石器，同时也发现有建筑遗迹和灰坑等现象。
该遗址陶器多为夹砂陶，有灰褐、灰、褐和黑褐等陶色，可辨器型敞口罐、敛口罐、盘口罐、双耳罐、钵、器盖等，多为素面陶，另有刻划纹、戳印篦点纹、戳印指甲纹、戳印圆点纹、绳纹、叶脉纹、水波纹、网格纹、弦纹、乳钉纹、附加堆纹等。根据层位和出土陶器自身特征，咪咪啷遗址大体可分为两段，一段有遗址第4、5层及第5层下开口的H1、F1、F2、F3等单位出土遗存，二段主要为第3层出土遗存。
一段盘口罐尖圆唇，盘口部位下弧后又略微内曲，不见纹饰。二段盘口罐圆唇或近方唇，盘口部位呈喇叭状，上饰有各种刻划纹饰。
一段双耳罐侈口，鼓腹，竖状宽扁双耳位于颈部，颈肩相接处刻划有纹。二段侈口，直腹，素面，两宽扁耳起自口部，耳上饰有三道刻划纹。
一段侈口罐卷沿部分弧线自然，二段弧线隐现折痕，且颈部多饰有网格纹和戳印纹等。
一段平底器底部有饰叶脉纹，下腹部位外撇较甚，二段平底器下腹近竖直，与底相交位置呈假圈足。
此外，遗址一段出土陶器有盆、敛口罐，纹饰多见刻划水波纹和圆点纹，这与金沙江南岸部分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大墩子类型较为接近，但显简陋，推测其年代应与之相去不远，推测可能距今约在3500年左右。二段有器盖，纹饰多为戳印篦点纹、指甲纹和竖向绳纹等，双耳罐与礼州遗址相近似，估计与之年代相若。该遗址第4、5层各有1个碳十四数据,第5层的为距今1910±4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50年~140年,明显有问题。第4层的为距今2840±4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3000-2870年，处于西周时期。
大洋堆遗址
大洋堆遗址位于西昌市经久乡合营村六组，地处安宁河谷中断东岸的一级台地上，西距安宁河约2000米，海拔约1500米。1990年西昌市文物管理所文物普查时发现该遗址，1994年正式发掘该遗址。
发掘者将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本文据此称为三段。
一段仅见墓葬，多为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陶器均为泥质黑陶，火候较高，胎较薄，表面磨光，多为素面，另有锥刺纹、刻划纹、叶脉纹、附加堆纹和镂孔。可辨器型主要有双大耳罐、侈口小罐、侈口单耳罐、圈足簋、豆等。此外，属于此期的M3出有一柄舌形铜短剑。
二段主要有24个器物坑(代号Ka)和19个黄土坑(代号Kb)，据报告可知这类遗存当为瓮棺墓。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红陶次之，多数陶器表面施黑衣，纹饰以乳钉纹为主，有少量附加堆纹和刻划纹，乳丁多对称饰于大口罐肩部，并往上翘。可辨器型有双耳罐、侈口深腹罐、矮圈足簋、杯、钵等。其中，饰有乳丁的大口罐多为瓮棺，其形制可能与属于卡约文化的山坪台乳钉纹罐有某种联系，且二者皆施行瓮棺葬制。
三段出有大石墓(代号DM)和灰坑(代号H)。出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黑陶次之，另有少量红陶，器表多施黑衣，纹饰有刻划纹、乳钉纹、戳印纹与少量镂孔。可辨器型有侈口深腹罐、尊、杯、钵等，其中盘形口比较发达。
简报认为大洋堆遗址早期遗存“与西北地区的史前文化有一定关系，如双大耳罐与西北地区齐家文化出土的双大耳罐有相似之处”，江章华先生也详细比对了前者同甘肃永靖秦魏家、广河齐家坪、青海柳湾等遗址所出齐家文化同类陶器之间的相近关系，此不赘述。但是，发掘者又认为“早期遗存所出的舌形短剑与甘肃灵台白草坡、陕西岐山贺家村及北京的西周早期墓所出铜短剑相似”，且在“成都十二桥商代晚期遗址中也出土过相似的铜短剑。据此推测，大洋堆遗址早期遗存的时代约在西周早期”。其与西北齐家文化之间有紧密联系之说，不过对简报的断代及其依据稍持异议，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齐家文化年代大致在距今4200-3800年，大洋堆遗址第一期陶器表现出与之近缘的关系，相对年代也应相距不远。如果大洋堆遗址早期遗存处于西周早期的话，二者所处年代行将有800余年的差距。两地间这类近似遗存不论交流、传承或影响关系，时间上差距悬殊，这是令人费解的现象。
第二，简报将舌形短剑(M3：3)与北方诸西周时代的遗存相比较，以此来断代，在有陶器类遗存共存情况下，此非上策。众所周知，陶器是变化速率最快的遗存之一，当前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不论讨论文化属性，或是对遗存进行分期、断代，通常情况下都是优先考虑陶器的形制特征及变化，其次才是综合考虑其他类遗存。恰好，铜器本身又是变化速率较慢的遗存之一，且使用、流传时间相对更为长久，诸如在四川盆地春秋战国时期还可以发现三角援形戈(仅指没有纹饰的戈，有明显巴蜀纹饰的戈不在此列)，而此类戈在中原地区主要流行于商末至西周时期。因此，从方法论而言，发掘者虽然考虑到了陶器遗存与齐家文化存在相似因素，却以舌形短剑断代已然有欠细琢。
第三，既然大洋堆早期遗存中陶器与齐家文化有密切联系，那能否在齐家文化中寻见相似短剑或相近遗存？或在与齐家文化相邻地区、大体同时的文化遗存能否寻见？根据当前发现的材料，可知齐家文化中并没有短剑这类遗存。但在新疆东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一柄铜矛，从形制上观察，与大洋堆遗址这件短剑几乎完全一样。这柄铜矛被订为该墓地第二期。李水城先生利用四坝文化遗存与天山北路墓地相比较，认为该墓地年代当在距今4000-3500年之间，但也不否认可能存在年代更晚的遗存10。邵会秋认为墓地第四期已不见四坝文化典型器物，因此墓地部分遗存可能更晚，但不会晚于公元前13世纪11。如此，天山北路墓地的铜矛其绝对年代可能在距今3700年左右，那么大洋堆这件短剑年代与之也当不会太远。
第四，大洋堆遗址这柄舌形短剑长17.6，宽4，最厚处0.6厘米，锋与刃部薄而锋利，中部微起脊，无首，无格，身与茎界限不明显，茎扁平，上有一圆穿(简报公布的器物图既看不出茎是否已残损，也没把圆穿表现出来)，整体形制如同舌形。前文提及的简报作者用来对比的诸遗址所出铜剑，其长宽比值大，整体形制更显瘦长，可称为柳叶形剑，二者明显不属于同一型遗存，甚至不能归入同类遗存，得出彼此年代相近的结论似乎有违类型学原理。相反，大洋堆这柄舌形短剑整体形制与夏商时期直內无胡戈却有某些近似因素，从形制观察，介于井中伟先生所分的甲类A型和甲类Ba型I式之间，年代大约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到二里岗文化时期。再次证明大洋堆这柄舌形短剑的年代可在距今3700-3300年之间。
总结以上四点理由，我们既发现了大洋堆一段陶器遗存与齐家文化晚期遗存相近似，也寻出了第一段遗存唯一一柄短剑与天山北路墓地第二期铜矛、夏商时期无胡戈之间相近似的线索。由此，我们认为大洋堆遗址一段遗存年代上限可达夏代末期，下限定不晚于商代中期，即距今大约在3600-3300年之间。
大洋堆遗址二段遗存出有双耳罐Ka13：5，与一段同类遗存存在显著的演变关系，其年代与之也应相去不远。同时，这件标本与岷江流域昭店M1所出双耳罐较为近似，后者年代推定为上限可能在商代中期，下限不会晚于西周早期。因此，大洋堆二段可能与之同时。
大洋堆遗址三段遗存与二段之间关系略为疏远，但两期共有的侈口深腹罐、矮圈足豆仍存在一定联系，只是侈口罐口沿加宽呈盘口状，豆盘腹身更深。发掘者认为属于该期的大石墓“应该是大石墓的初始类型，其时代可能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期”，可从，但不排除更早的可能。
礼州遗址
礼州遗址位于西昌北25千米的礼州公社陈远大队，礼州中学校园的西北部，成昆铁路东侧，地处安宁河东岸三级阶地上，附近为安宁河与其支流热水河交汇冲积而成的宽阔平坝。海拔大约1590米。1973年首次发现该遗址，随后三次进行考古发掘。
礼州遗址主要为出于第3层的墓葬。该遗址所出陶器均为夹砂陶，大部分为夹砂红陶，另有少量灰陶和褐陶，多素面，另以锥刺纹和刻划纹为多，多平底器，可辨器型主要有带流壶、双耳罐、单耳罐、带把罐、小口瓶、盆、尊、钵、杯、器盖等。早年学界将其视为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遗址自早至晚都称为“礼州类型”，此类文章繁多，不再提及。但根据现在不断增多的考古材料，以及对安宁河流域考古研究的深入，已有学者提出应将礼州遗址主要遗存部分视为青铜时代遗存，这有助于该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及年代研究。
江章华先生在《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试析》中详细论述了礼州遗址，依托报告所能提供的层位、结合周邻新石器时代横栏山文化特征，将礼州遗址分为了早中晚三段，其中早段可归为横栏山文化，中段、晚段均各具特色，并分别以“礼州中段遗存”、“礼州晚段遗存”暂称之，其中，中段遗存还保留有较多横栏山文化因素，如戳印纹发达，带流壶也应该是从横栏山文化演变而来的。晚段遗存与中段区别较大，陶器纹饰多素面和和刻划纹，多见近直腹双耳罐。
本文分别以一段、二段对应江文的中段、晚段遗存。一段与横栏山文化相去不远，推测其年代可能距今4000-3800年。二段双联罐与宝鸡竹园沟西周墓所出同类器相仿，估计二者年代相差不大，据此，我们推测礼州遗址二段遗存可能在春秋中期或略早。同时，二段陶器显现出与西北地区较密切的联系，部分陶器具有齐家文化和马厂文化的遗风，如腹耳壶标本BM3：23与齐家文化腹耳壶之间比较相近，只是前者耳部靠近腹肩处，且饰有刻划网格纹；双耳罐与齐家文化同类器也有相近似因素存在；水桶形器AM11：1252与甘肃皋兰县糜地岘出土马厂文化网纹提梁铃在形制、大小上都相仿，只是后者饰有彩绘。
由此可见，礼州遗址一、二段其文化性质是有所区别的。早年统称为“礼州类型”已然不妥，本文认为可将礼州遗址一段称为“礼州遗存”，其性质为传承当地横栏山文化的一类遗存。咪咪啷一段同属此类遗存。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礼州遗址墓葬随葬陶器十分丰富，极其类似于半山、马厂文化的厚葬习俗，是否为后者习俗在西南地区传播延续？可再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