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古代的各种职业间存在着贵贱高低差别，这种差别，或可称之为等级（或称为等次、档次），古代职业还在人们观念中形成贵贱高低的等级观。
古代职业的等级，影响乃至决定人们的社会等级地位，官方政策对形成这方面的等级也有很大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起决定作用。职业等级及其对人们社会等级地位的影响，又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其残余影响至今，体现诸多。
![]()
值得重视而加强研究。职业有贵贱之分，存在贱业贱役，并影响、决定人们的社会等级地位，是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在距今较近的清代仍有明显体现，官方对职业与人们身份地位的关系，有明确规定。
学界在涉及相关问题时，也曾有学者提到这点，如张小也《制度与观念：九姓渔户的“改贱为良”问题》一文认为“法律规定的只是业与籍之间的关系，但是，职业与身份之间存在着微妙联系”，明代户籍制度将“业”与籍、人户联系起来，“对社会中的身份等级起到了事实上的强化作用”。
经君健在《清代社会等级制度论》中提到“隶卒”时，指出他们本为良民，“一旦充当衙门赋役、缉捕看监、验尸验伤等被视为下贱的差使后，就降低了身份……在这里，职业决定等级身份”。
目前尚未见以其作为专门系统的问题进行研究的专文。相关研究则颇多，如等级制度的论著中，关于倡优、衙役、堕民丐户等贱民等级的考察，要涉及他们的职业。
![]()
官方以士农工商四民为良，娼、优、隶卒等为贱，社会身份地位低于良民，其“贱”之关键，又在于所从事职业行为的性质，即是否属贱业、贱役，所以堕民乐户等即使已除豁贱籍为良，若操原来贱业，仍属贱民，良民操贱业也同样为贱者；
隶卒衙役中也有不属贱役而非贱民者，衙役是否为“贱”者，也取决于其“职”事是否为“贱役”，文章揭示官方将衙役中定为“贱役”的诸役名目，论述其职事行为、性质、特点及定其为“贱役”的原因。
中国古代因职而贱者尤其是执贱业的娼妓等，职业低贱卑污而为社会一般民众鄙视，官方也有贱视政策，最重要的是本身及子孙不得考、捐入仕为官，以此不得齐同于四民之良。但在等级身份地位上，其与奴婢之贱者又是有区别的。
法律中，贱者范畴为有人身隶属之奴婢等，即“因身而贱”者。其“因职而贱”者，在法律中不作“贱”者，他们在刑事命案中的判处，是以良人适用律量刑，高于因身而贱的奴婢等。
![]()
但这并不表明其法律身份完全等同于良人，由于对其无专条律文，因而与良人之间的非命案刑事，法司掌握不一，判处中有考量其贱之因素的案例，也有作良人对待的。
仅因职而贱者正因为没有人身隶属，也不像奴婢那样被家主买卖、役使，因而有这方面的人身自由。凡此，体现了因职而贱者，似处在四民良人之下、又在奴婢之上的社会等级地位。
嘉庆朝官修《大清会典》中“区其良贱”的专目，便主要是从职业的角度规定、划分人们身份的良贱：四民为良。奴仆及娼、优、隶卒为贱。其山西、陕西之乐户，江南之丐户、浙江之惰民，皆于雍正元年、七年、八年先后豁除贱籍。
如报官改业后已越四世、亲支无习贱业者，即准其应考出仕。其广东之疍户、浙江之九姓渔户，皆照此例。凡衙门应役之人，除库丁、斗级、民壮仍列于齐民，其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亦与奴仆同。
![]()
这里的“区其良贱”，主旨说的是因职业而区分的良贱，明确把士农工商之职业的“四民”作为“良”的等级，并列举其他操各种职业而属于“贱”者。需指出的是，上述列举把非职业概念的“奴仆”“长随”混在其中，影响到人们对职业与等级身份之关系的确切理解，有必要做分析。首先将“因职业贱而贱”者做进一步的辨别与说明。
乐户、丐户、惰民、疍户、九姓渔户等原属“贱籍”之人。这些原属“贱籍”的贱民，虽然在雍正年间已经“豁除贱籍”，即已“除其贱籍使为良民”，但官方规定：这些人如果照操旧“贱业”，则仍属贱者，不得做官，并强调“报官改业后已越四世、亲支无习贱业者，即准其应考出仕”，才得与良民一样考试为官，否则就不能齐同于良民。
这里明确说明，是良是贱，关键在于所操职业是否贱业。实际情况是，这些贱民在雍正年间“豁除贱籍”后，由于贫穷及家庭世代所操职业的习惯与局限，相当多的是仍操旧贱业，因而半个多世纪后的嘉庆时修《大清会典》，仍将他们序列在“贱”民群体中，甚至规定：
即使改业后的四代以内之人，以及亲支中有操贱业者，仍不得与良民一样出仕为官，视其仍有“贱”的因素在身，可见官方对贱业影响人们等级身份之“贱”的重视程度。即使原非乐户、丐户等人，若操同样贱业，也被同样对待。
![]()
实际上娼妓、优伶中很多人也原本是良民，因其业贱而致贱。隶卒也是如此。娼妓、优伶，又有合而概称“倡优”者，历来被视为卑贱行业之人，作为“贱”者较好理解，但情况复杂，具体情况的分析。衙门应役之人。
即俗称的“衙役”。上述《大清会典》在“衙门应役之人”中特别说明“库丁、斗级、民壮，仍列于齐民”，即属于齐民之良。其他诸如“皂隶、马快……皆为贱役”。官方在这里明确说明，衙役中有不属执贱役之人，即“库丁、斗级、民壮”。
众所周知，这里的“民壮”，是衙役“三班”——皂班、快班、壮班中的“壮班”官役，那为何其中两班的“皂隶、马快”等是贱役，而衙役民壮却不属贱役？官方解释，是因“各省民壮原为捍御城署、仓库而设”，不像马快、皂隶那样“承缉盗犯”。
官方还强调：若“由民壮改充县役，所管督解递犯、承差词讼，与皂、快名异实同，其子孙不准捐纳监生”，便与皂隶、马快同为“贱”者了。可见，本不属贱者的库丁、斗级，一旦从事皂役、捕快、禁卒等“承缉盗犯”“督解递犯、承差词讼”等贱役职事，也“因职而贱”，并影响子孙。
![]()
“衙门应役之人”中的长随，并无固定职差职名，因而严格说来不是“职业”概念，而是对其与所雇官员有私隶性人身关系之称，在这点上与奴仆、雇工人（非固定职名）有性质类同之处。
所以长随与奴仆之“贱”，是因其本来的低贱身份而“贱”，他们也从事贱役、贱业，尤其是被长官雇用为衙门差役的长随，当然与其他从事这类职业的隶卒同样为“贱”者，因而并列于此。
但他们也有不从事贱业的，如奴仆为主人业农、经商。本文以职业等级为主旨，因而对奴仆、长随等从根本上说是“因身而贱”之人，不做专门论述，长随，只在涉及从事衙门官役时谈到。还有官衙“家人”，也不是“职业”之称，故从略。
另外，长随与奴仆虽然都因人身隶属而“贱”，但又有区别，长随在社会上的等级身份地位高于奴仆，因而笼统地称贱者长随“与奴仆同”，严格说来也不确切，。清代的贱役贱业，并非只是如上《大清会典》所述。
![]()
还有一些，主要是在上述（嘉庆）《大清会典》纂修以后，官方在发布禁止从事某些职业者捐考为官之时，而间接述及的，也反映了清代官方对贱役贱业界定范围的扩大。
综合前述，因职业之“贱”而被定为“贱”者的人群主要有：贱业：娼妓、优伶，原乐户、丐户、堕民、疍户、九姓渔户等等仍操旧业者，盐场捆工，屠户。较长时期被贵族官员府第等私人雇用的厨行、轿夫、车夫、水火夫等，也被视为贱者。
贱役：衙役中的隶卒皂隶、马快、步快、捕快、小马、禁卒、门子、军牢、弓兵、仵作、粮差，官轿夫、锣夫、吹手、厨行，税关巡役、书差（与其渡夫），巡捕营番役，户部库丁，以及应官差而检验刑事女性的收生婆，等等。
以上是目前见于记载的各种贱业、贱役名目，应该说并不全面，还有在文献中未见记述者，如“捆工”“官轿夫”之为贱业贱役，便是在前述道光四年宣布厨行为禁止为官的贱役时，间接提到的“厨行一项，除本身不准捐考外，酌照捆工及在官轿夫之例”而禁其子孙为官。
![]()
说明在道光四年以前有过禁止“捆工”“官轿夫”及其子孙捐、考的规定，但现存文献并未见到，由于有记述厨行不得为官的禁令才得知。还有道光十七年覆准的“湖北省荆州关书差，专司钱粮书算、税单，稽查偷漏，即系该关巡役，其子孙不准捐考”，以前也没见到禁止税关巡役子孙捐考的谕令，也是在禁止税关书差时连带提到的。
所以，可能还会有未见记载而属贱役者。另外，虽说禁止的是湖北荆州关书差，实际上其他税关的书差，也应属同例。以上间接见到者，或许在档案中有保留，待考。不过，以上记述，已大致反映了清代属于“贱”业的性质范围概况（详见后文关于因职业“行为性质”而定其为“贱”者的原因分析）。
还应指出的是，官衙应役之人，情况也较复杂，虽有分工性专职名目，但又常有兼任他职者，尤其是衙署中事务较少、长官品级低而配置之官役人较少者，更是如此，因而有贱役与非贱役集于一身的情况。
再如厨行，长期受雇于贵族府第及官宦、富有之家而为其私家服务者为贱业，而为乡民红白事临时雇用为厨人者，或属帮忙者，就不可能为贱者，而长期受雇于饭铺店主的厨师，则因其服务对象复杂，有公众也有私家，需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性。
![]()
再如“乡职”之乡长、庄首、保甲长、“地方”等等，与官衙贱役职事也有类似之处，对其“界定具体人等的身份则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就连官方对其良贱的鉴别也需根据具体情况而讨论。
结语
总之，贱役贱业有官方的界定，而具体到某从事之人是否就属“贱”者，在确定上较复杂。
中国古代的各种职业间存在着贵贱高低差别，这种差别，或可称之为等级（或称为等次、档次），古代职业还在人们观念中形成贵贱高低的等级观。
古代职业的等级，影响乃至决定人们的社会等级地位，官方政策对形成这方面的等级也有很大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起决定作用。职业等级及其对人们社会等级地位的影响，又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其残余影响至今，体现诸多。
值得重视而加强研究。职业有贵贱之分，存在贱业贱役，并影响、决定人们的社会等级地位，是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在距今较近的清代仍有明显体现，官方对职业与人们身份地位的关系，有明确规定。
学界在涉及相关问题时，也曾有学者提到这点，如张小也《制度与观念：九姓渔户的“改贱为良”问题》一文认为“法律规定的只是业与籍之间的关系，但是，职业与身份之间存在着微妙联系”，明代户籍制度将“业”与籍、人户联系起来，“对社会中的身份等级起到了事实上的强化作用”。
经君健在《清代社会等级制度论》中提到“隶卒”时，指出他们本为良民，“一旦充当衙门赋役、缉捕看监、验尸验伤等被视为下贱的差使后，就降低了身份……在这里，职业决定等级身份”。
目前尚未见以其作为专门系统的问题进行研究的专文。相关研究则颇多，如等级制度的论著中，关于倡优、衙役、堕民丐户等贱民等级的考察，要涉及他们的职业。
官方以士农工商四民为良，娼、优、隶卒等为贱，社会身份地位低于良民，其“贱”之关键，又在于所从事职业行为的性质，即是否属贱业、贱役，所以堕民乐户等即使已除豁贱籍为良，若操原来贱业，仍属贱民，良民操贱业也同样为贱者；
隶卒衙役中也有不属贱役而非贱民者，衙役是否为“贱”者，也取决于其“职”事是否为“贱役”，文章揭示官方将衙役中定为“贱役”的诸役名目，论述其职事行为、性质、特点及定其为“贱役”的原因。
中国古代因职而贱者尤其是执贱业的娼妓等，职业低贱卑污而为社会一般民众鄙视，官方也有贱视政策，最重要的是本身及子孙不得考、捐入仕为官，以此不得齐同于四民之良。但在等级身份地位上，其与奴婢之贱者又是有区别的。
法律中，贱者范畴为有人身隶属之奴婢等，即“因身而贱”者。其“因职而贱”者，在法律中不作“贱”者，他们在刑事命案中的判处，是以良人适用律量刑，高于因身而贱的奴婢等。
但这并不表明其法律身份完全等同于良人，由于对其无专条律文，因而与良人之间的非命案刑事，法司掌握不一，判处中有考量其贱之因素的案例，也有作良人对待的。
仅因职而贱者正因为没有人身隶属，也不像奴婢那样被家主买卖、役使，因而有这方面的人身自由。凡此，体现了因职而贱者，似处在四民良人之下、又在奴婢之上的社会等级地位。
嘉庆朝官修《大清会典》中“区其良贱”的专目，便主要是从职业的角度规定、划分人们身份的良贱：四民为良。奴仆及娼、优、隶卒为贱。其山西、陕西之乐户，江南之丐户、浙江之惰民，皆于雍正元年、七年、八年先后豁除贱籍。
如报官改业后已越四世、亲支无习贱业者，即准其应考出仕。其广东之疍户、浙江之九姓渔户，皆照此例。凡衙门应役之人，除库丁、斗级、民壮仍列于齐民，其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亦与奴仆同。
这里的“区其良贱”，主旨说的是因职业而区分的良贱，明确把士农工商之职业的“四民”作为“良”的等级，并列举其他操各种职业而属于“贱”者。需指出的是，上述列举把非职业概念的“奴仆”“长随”混在其中，影响到人们对职业与等级身份之关系的确切理解，有必要做分析。首先将“因职业贱而贱”者做进一步的辨别与说明。
乐户、丐户、惰民、疍户、九姓渔户等原属“贱籍”之人。这些原属“贱籍”的贱民，虽然在雍正年间已经“豁除贱籍”，即已“除其贱籍使为良民”，但官方规定：这些人如果照操旧“贱业”，则仍属贱者，不得做官，并强调“报官改业后已越四世、亲支无习贱业者，即准其应考出仕”，才得与良民一样考试为官，否则就不能齐同于良民。
这里明确说明，是良是贱，关键在于所操职业是否贱业。实际情况是，这些贱民在雍正年间“豁除贱籍”后，由于贫穷及家庭世代所操职业的习惯与局限，相当多的是仍操旧贱业，因而半个多世纪后的嘉庆时修《大清会典》，仍将他们序列在“贱”民群体中，甚至规定：
即使改业后的四代以内之人，以及亲支中有操贱业者，仍不得与良民一样出仕为官，视其仍有“贱”的因素在身，可见官方对贱业影响人们等级身份之“贱”的重视程度。即使原非乐户、丐户等人，若操同样贱业，也被同样对待。
实际上娼妓、优伶中很多人也原本是良民，因其业贱而致贱。隶卒也是如此。娼妓、优伶，又有合而概称“倡优”者，历来被视为卑贱行业之人，作为“贱”者较好理解，但情况复杂，具体情况的分析。衙门应役之人。
即俗称的“衙役”。上述《大清会典》在“衙门应役之人”中特别说明“库丁、斗级、民壮，仍列于齐民”，即属于齐民之良。其他诸如“皂隶、马快……皆为贱役”。官方在这里明确说明，衙役中有不属执贱役之人，即“库丁、斗级、民壮”。
众所周知，这里的“民壮”，是衙役“三班”——皂班、快班、壮班中的“壮班”官役，那为何其中两班的“皂隶、马快”等是贱役，而衙役民壮却不属贱役？官方解释，是因“各省民壮原为捍御城署、仓库而设”，不像马快、皂隶那样“承缉盗犯”。
官方还强调：若“由民壮改充县役，所管督解递犯、承差词讼，与皂、快名异实同，其子孙不准捐纳监生”，便与皂隶、马快同为“贱”者了。可见，本不属贱者的库丁、斗级，一旦从事皂役、捕快、禁卒等“承缉盗犯”“督解递犯、承差词讼”等贱役职事，也“因职而贱”，并影响子孙。
“衙门应役之人”中的长随，并无固定职差职名，因而严格说来不是“职业”概念，而是对其与所雇官员有私隶性人身关系之称，在这点上与奴仆、雇工人（非固定职名）有性质类同之处。
所以长随与奴仆之“贱”，是因其本来的低贱身份而“贱”，他们也从事贱役、贱业，尤其是被长官雇用为衙门差役的长随，当然与其他从事这类职业的隶卒同样为“贱”者，因而并列于此。
但他们也有不从事贱业的，如奴仆为主人业农、经商。本文以职业等级为主旨，因而对奴仆、长随等从根本上说是“因身而贱”之人，不做专门论述，长随，只在涉及从事衙门官役时谈到。还有官衙“家人”，也不是“职业”之称，故从略。
另外，长随与奴仆虽然都因人身隶属而“贱”，但又有区别，长随在社会上的等级身份地位高于奴仆，因而笼统地称贱者长随“与奴仆同”，严格说来也不确切，。清代的贱役贱业，并非只是如上《大清会典》所述。
还有一些，主要是在上述（嘉庆）《大清会典》纂修以后，官方在发布禁止从事某些职业者捐考为官之时，而间接述及的，也反映了清代官方对贱役贱业界定范围的扩大。
综合前述，因职业之“贱”而被定为“贱”者的人群主要有：贱业：娼妓、优伶，原乐户、丐户、堕民、疍户、九姓渔户等等仍操旧业者，盐场捆工，屠户。较长时期被贵族官员府第等私人雇用的厨行、轿夫、车夫、水火夫等，也被视为贱者。
贱役：衙役中的隶卒皂隶、马快、步快、捕快、小马、禁卒、门子、军牢、弓兵、仵作、粮差，官轿夫、锣夫、吹手、厨行，税关巡役、书差（与其渡夫），巡捕营番役，户部库丁，以及应官差而检验刑事女性的收生婆，等等。
以上是目前见于记载的各种贱业、贱役名目，应该说并不全面，还有在文献中未见记述者，如“捆工”“官轿夫”之为贱业贱役，便是在前述道光四年宣布厨行为禁止为官的贱役时，间接提到的“厨行一项，除本身不准捐考外，酌照捆工及在官轿夫之例”而禁其子孙为官。
说明在道光四年以前有过禁止“捆工”“官轿夫”及其子孙捐、考的规定，但现存文献并未见到，由于有记述厨行不得为官的禁令才得知。还有道光十七年覆准的“湖北省荆州关书差，专司钱粮书算、税单，稽查偷漏，即系该关巡役，其子孙不准捐考”，以前也没见到禁止税关巡役子孙捐考的谕令，也是在禁止税关书差时连带提到的。
所以，可能还会有未见记载而属贱役者。另外，虽说禁止的是湖北荆州关书差，实际上其他税关的书差，也应属同例。以上间接见到者，或许在档案中有保留，待考。不过，以上记述，已大致反映了清代属于“贱”业的性质范围概况（详见后文关于因职业“行为性质”而定其为“贱”者的原因分析）。
还应指出的是，官衙应役之人，情况也较复杂，虽有分工性专职名目，但又常有兼任他职者，尤其是衙署中事务较少、长官品级低而配置之官役人较少者，更是如此，因而有贱役与非贱役集于一身的情况。
再如厨行，长期受雇于贵族府第及官宦、富有之家而为其私家服务者为贱业，而为乡民红白事临时雇用为厨人者，或属帮忙者，就不可能为贱者，而长期受雇于饭铺店主的厨师，则因其服务对象复杂，有公众也有私家，需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性。
再如“乡职”之乡长、庄首、保甲长、“地方”等等，与官衙贱役职事也有类似之处，对其“界定具体人等的身份则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就连官方对其良贱的鉴别也需根据具体情况而讨论。
结语
总之，贱役贱业有官方的界定，而具体到某从事之人是否就属“贱”者，在确定上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