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380—390年之间，亲身参与罗马-波斯战争的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在描述萨珊波斯时，使用了波斯来源的地理模式，从萨珊波斯的中心到边缘进行叙述，这实际上承认了萨珊波斯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的特殊性。
尽管罗马人仍旧称呼波斯人为蛮族人，但是来自叙利亚的罗马公民马塞里努斯却没有像西部的拉丁作家一样使用这种称呼，对他来说，蛮族是指日耳曼人，并非强大文明的东方帝国。随着萨珊波斯日益强大的军事压力，波斯战争成为早期拜占庭帝国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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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叙利亚语和亚美尼亚语的近东地区由罗马与波斯两大帝国划分，这里因此成为了解早期拜占庭世界地理观的最佳地点。科斯马斯是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罗马公民，他属于东方叙利亚教会信奉的聂斯脱利派，与波斯的基督徒接触颇多。
在他的《基督教世界风土记》中，他了解了中国，还记录了穿越欧亚大陆的旅行所需要的日程：从中国到幼发拉底河上的塞琉西亚需要243天，从地中海东岸到达赫拉克利斯之柱（直布罗陀海峡）需要150天。
他笔下的波斯帝国幅员广阔，可以和罗马帝国相提并论。在4—7世纪的拜占庭的史料中，有关萨珊波斯-拜占庭关系的官方说法，最常见的便是“兄弟之邦”。在马拉拉斯、普罗柯比、塞奥菲拉科特·席莫卡塔及其后的史家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类似两国君主是“兄弟”或“如手足一般”的描述。
萨珊波斯的科斯老二世在写给罗马皇帝莫里斯的信中说：“上天让这世界由两只眼睛照亮，这就是最强大的罗马皇帝和最强干的萨珊君主。因为他们会将那些不驯服的，无知的蛮族部落拔除，让人类的进程继续平安有序地进行。”
对于拜占庭而言，在政治和军事上，这一时期罗马人与波斯人势均力敌；在文化上，萨珊波斯与其他蛮族不同，具有高度的文明。6世纪的普罗柯比在评论拜占庭帝国新接触的嚈哒人时说：“他们是由一个国王所统治，并且由于他们有一个法治的体制，所以他们无论在相互之间还是同他们的邻人打交道时完全和罗马人与波斯人一样地遵守权利与正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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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普罗柯比的眼中，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相互理解对方的政治与外交原则，尽管双方的战事不断，但是这些战争在文明国家之间进行，与无法理解、毫无规则的蛮族劫掠完全不同。
由于两大帝国保持着对等的关系，双方的皇室礼仪和外交礼仪常常相互借鉴，因此呈现出不少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也体现在4—7世纪拜占庭与萨珊波斯发行的钱币上。在拜占庭金币上，正面刻画罗马皇帝头戴王冠，上置战盔，身着军装，手持长枪或是十字架，背面是手持十字架的胜利女神或者天使。
在萨珊波斯银币上，正面是萨珊皇帝头带王冠，背面是两位祭司相向而立，中间是燃烧着圣火的祭台。在这两种传达统治者政治意图的钱币上，我们可以看到相似的图像组合，两位皇帝都在强调自身统治的宗教特性，在基督教或是拜火教的支持下，他们赢得了胜利，捍卫了各自的国家与文明。
总之，在早期拜占庭时代，萨珊波斯帝国一直是罗马人无法忽视的竞争对手。与罗马盛期的罗马-安息关系不同，在拜占庭帝国的世界地理中，东面的萨珊波斯是一个保持着对等关系的国家，是“大地之上的两只眼睛”，这一新观念将早期拜占庭的世界地理观与奥古斯都所完善的罗马中心观区别开来，也显示出东方在新时代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然而，东方的意义不仅仅反映在拜占庭对于遥远东方国家如印度、中国的了解，以及与萨珊波斯的势均力敌之中，公元6世纪之后，来自中亚的嚈哒人和突厥人逐渐进入拜占庭帝国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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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兴的游牧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熟悉的日耳曼人乃至稍后的斯拉夫人不同，后者实际上居住在帝国的边境地区，早已经熟悉罗马政治体系，认同帝国的政治威权和文化优势。
相比之下，嚈哒人和突厥人兴起于蒙古草原，属于欧亚大陆东部的游牧民族，拥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体系，在5—6世纪扩张到中亚地区时，他们对于西方的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缺乏接触，在拜占庭人与波斯人眼中，这些新蛮族完全凭借军事优势称霸一方，强大而难以沟通。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描述东方草原民族的文献中，我们看到“可汗”的称呼，在拜占庭的语境中，它既不同于常用于罗马皇帝和萨珊波斯皇帝的巴赛琉斯，更不同于称呼哥特人和法兰克人国王的hēgemōn，有时可以解释为蛮族皇帝。
拜占庭史家在记载阿瓦尔人、突厥人和可萨人时经常使用可汗称呼其领袖。这些史家包括公元6—7世纪的保护者米南德、塞奥菲拉科特·席莫卡塔，公元8—9世纪的牧首尼基弗卢斯和归于坚信者塞奥法尼斯。
米南德记载了公元558—582年之间的历史，他一般使用首领一词称呼蛮族国王，包括乌提古尔人的领袖善狄科斯、嚈哒人国王以及墨洛温王朝的国王西吉伯特。在记载阿瓦尔人时，米南德则使用了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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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79年，阿瓦尔人与拜占庭帝国发生冲突，米南德在记述这段历史时用可汗称呼阿瓦尔的领袖白颜，后者无耻地打破了与拜占庭帝国的和约，拜占庭皇帝提比略二世则被称为巴塞琉斯或者君主，与背信弃义的可汗形成鲜明的对比。
出使君士坦丁堡的阿瓦尔使节塔吉提斯说明了皇帝与阿瓦尔可汗之间的关系，阿瓦尔可汗是拜占庭皇帝的“儿子”，父与子的关系是当时拜占庭处理与蛮族关系时常用的外交模式，如占据意大利的东哥特国王奥多里克就被芝诺收为义子。
不过，米南德提到这个概念并非来自拜占庭人，而是由阿瓦尔人提出，阿瓦尔可汗要求提比略二世显示“父爱”，提供“子”应该获得的礼物，即来自拜占庭的大笔岁贡。
显然，这种所谓的父子关系不同于罗马政治传统中的收养制，也并非拜占庭帝国处理西部蛮族的模式，在阿瓦尔人的概念中，阿瓦尔可汗既然接受成为拜占庭人的盟友，保证拜占庭人发动波斯战争时后方的安全，可汗就有充分的理由获得来自皇帝的回馈。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同一时期中国史料中对于称霸北方草原的突厥佗钵可汗的记载：时佗钵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相姻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钵益骄，每谓其下曰：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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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处于部落社会的北方草原民族来说，所谓的“父子关系”即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与其从属部落之间的关系，与表达平等与亲密的“兄弟”不同，当一部落承认另一部落为父时，即确立了这种宗主关系以及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在战争中，作为联盟成员的子要跟随父参战，但是也因此获得了分享战利品的资格。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阿瓦尔可汗为何一再要求拜占庭皇帝显示“父爱”，其实就是在申明自己的这种权利，这是完全符合当时草原民族的政治法律和逻辑的。另一方面，当拜占庭史家提到突厥可汗时，可汗一词有了更为正面的含义。
567年，西突厥可汗室点密通过粟特人摩尼亚赫的介绍与拜占庭签订盟约，共同对抗萨珊波斯，米南德先是提到“由于突厥人日益增多的运气（即军事胜利）使得他们的粟特臣民向突厥人的巴塞琉斯提出，要向波斯人贩卖丝绸”。
在拜占庭文献中，巴塞琉斯是专门用来称呼拜占庭与萨珊皇帝的头衔，米南德使用这一称呼，说明他理解突厥帝国当时的国际影响力。在米南德和席莫卡塔笔下，突厥可汗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控制着广阔的领土，突厥可汗在接待罗马使节时大肆排场，在得知拜占庭人与突厥人的死敌阿瓦尔人结盟后，可汗痛斥其背信弃义，并迫使拜占庭使节在室点密的葬礼上按照突厥习俗割面默哀。
在致罗马皇帝莫里斯的信中，突厥可汗称呼莫里斯为罗马人的巴塞琉斯，而自称可汗，七个民族与世界上七重地域的统治者。以上种种都显示出突厥可汗将自己放在与罗马皇帝同等的地位，可汗是草原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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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公元4—7世纪，呈现在拜占庭帝国眼中的已知世界与奥古斯都时代的“已知世界”已然不同。公元98年，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以罗马式的清晰与条理描述着帝国边境的蛮族，尽管他是元首制的坚定反对者，他笔下的蛮族却和奥古斯都功德碑中被征服的蛮族与外国一样，整齐地排列在帝国边境，被茂密的森林、湍急的河流等天险与罗马领土分隔。
在罗马盛期的世界地图中，罗马中心与罗马霸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4世纪之后，拜占庭文献中的蛮族既包括西部兴起的蛮族王国，也包括东方的萨珊波斯与进入这一区域不久的草原民族，不同蛮族在拜占庭外交关系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蛮族不仅仅是多元化的，而且有了等级地位的差别。
与此同时，这个新“已知世界”伴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与传播有了新的内涵，当罗马实际控制的领土在缩小，罗马皇帝的声望与影响力却在增加，拜占庭帝国不但是罗马帝国的延续者，也是基督教正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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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皇帝是全世界基督教徒的保护者，拜占庭将要建立一个基督教的世界，这个以拜占庭为中心的新的宗教文化共同体——希腊正教世界在若干世纪之后，通过战争、外交与传教最终得以建立。
380—390年之间，亲身参与罗马-波斯战争的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在描述萨珊波斯时，使用了波斯来源的地理模式，从萨珊波斯的中心到边缘进行叙述，这实际上承认了萨珊波斯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的特殊性。
尽管罗马人仍旧称呼波斯人为蛮族人，但是来自叙利亚的罗马公民马塞里努斯却没有像西部的拉丁作家一样使用这种称呼，对他来说，蛮族是指日耳曼人，并非强大文明的东方帝国。随着萨珊波斯日益强大的军事压力，波斯战争成为早期拜占庭帝国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在他的《基督教世界风土记》中，他了解了中国，还记录了穿越欧亚大陆的旅行所需要的日程：从中国到幼发拉底河上的塞琉西亚需要243天，从地中海东岸到达赫拉克利斯之柱（直布罗陀海峡）需要150天。
他笔下的波斯帝国幅员广阔，可以和罗马帝国相提并论。在4—7世纪的拜占庭的史料中，有关萨珊波斯-拜占庭关系的官方说法，最常见的便是“兄弟之邦”。在马拉拉斯、普罗柯比、塞奥菲拉科特·席莫卡塔及其后的史家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类似两国君主是“兄弟”或“如手足一般”的描述。
萨珊波斯的科斯老二世在写给罗马皇帝莫里斯的信中说：“上天让这世界由两只眼睛照亮，这就是最强大的罗马皇帝和最强干的萨珊君主。因为他们会将那些不驯服的，无知的蛮族部落拔除，让人类的进程继续平安有序地进行。”
对于拜占庭而言，在政治和军事上，这一时期罗马人与波斯人势均力敌；在文化上，萨珊波斯与其他蛮族不同，具有高度的文明。6世纪的普罗柯比在评论拜占庭帝国新接触的嚈哒人时说：“他们是由一个国王所统治，并且由于他们有一个法治的体制，所以他们无论在相互之间还是同他们的邻人打交道时完全和罗马人与波斯人一样地遵守权利与正义的原则。”
可见，在普罗柯比的眼中，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相互理解对方的政治与外交原则，尽管双方的战事不断，但是这些战争在文明国家之间进行，与无法理解、毫无规则的蛮族劫掠完全不同。
由于两大帝国保持着对等的关系，双方的皇室礼仪和外交礼仪常常相互借鉴，因此呈现出不少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也体现在4—7世纪拜占庭与萨珊波斯发行的钱币上。在拜占庭金币上，正面刻画罗马皇帝头戴王冠，上置战盔，身着军装，手持长枪或是十字架，背面是手持十字架的胜利女神或者天使。
在萨珊波斯银币上，正面是萨珊皇帝头带王冠，背面是两位祭司相向而立，中间是燃烧着圣火的祭台。在这两种传达统治者政治意图的钱币上，我们可以看到相似的图像组合，两位皇帝都在强调自身统治的宗教特性，在基督教或是拜火教的支持下，他们赢得了胜利，捍卫了各自的国家与文明。
总之，在早期拜占庭时代，萨珊波斯帝国一直是罗马人无法忽视的竞争对手。与罗马盛期的罗马-安息关系不同，在拜占庭帝国的世界地理中，东面的萨珊波斯是一个保持着对等关系的国家，是“大地之上的两只眼睛”，这一新观念将早期拜占庭的世界地理观与奥古斯都所完善的罗马中心观区别开来，也显示出东方在新时代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然而，东方的意义不仅仅反映在拜占庭对于遥远东方国家如印度、中国的了解，以及与萨珊波斯的势均力敌之中，公元6世纪之后，来自中亚的嚈哒人和突厥人逐渐进入拜占庭帝国的视野。
这些新兴的游牧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熟悉的日耳曼人乃至稍后的斯拉夫人不同，后者实际上居住在帝国的边境地区，早已经熟悉罗马政治体系，认同帝国的政治威权和文化优势。
相比之下，嚈哒人和突厥人兴起于蒙古草原，属于欧亚大陆东部的游牧民族，拥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体系，在5—6世纪扩张到中亚地区时，他们对于西方的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缺乏接触，在拜占庭人与波斯人眼中，这些新蛮族完全凭借军事优势称霸一方，强大而难以沟通。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描述东方草原民族的文献中，我们看到“可汗”的称呼，在拜占庭的语境中，它既不同于常用于罗马皇帝和萨珊波斯皇帝的巴赛琉斯，更不同于称呼哥特人和法兰克人国王的hēgemōn，有时可以解释为蛮族皇帝。
拜占庭史家在记载阿瓦尔人、突厥人和可萨人时经常使用可汗称呼其领袖。这些史家包括公元6—7世纪的保护者米南德、塞奥菲拉科特·席莫卡塔，公元8—9世纪的牧首尼基弗卢斯和归于坚信者塞奥法尼斯。
米南德记载了公元558—582年之间的历史，他一般使用首领一词称呼蛮族国王，包括乌提古尔人的领袖善狄科斯、嚈哒人国王以及墨洛温王朝的国王西吉伯特。在记载阿瓦尔人时，米南德则使用了可汗。
公元579年，阿瓦尔人与拜占庭帝国发生冲突，米南德在记述这段历史时用可汗称呼阿瓦尔的领袖白颜，后者无耻地打破了与拜占庭帝国的和约，拜占庭皇帝提比略二世则被称为巴塞琉斯或者君主，与背信弃义的可汗形成鲜明的对比。
出使君士坦丁堡的阿瓦尔使节塔吉提斯说明了皇帝与阿瓦尔可汗之间的关系，阿瓦尔可汗是拜占庭皇帝的“儿子”，父与子的关系是当时拜占庭处理与蛮族关系时常用的外交模式，如占据意大利的东哥特国王奥多里克就被芝诺收为义子。
不过，米南德提到这个概念并非来自拜占庭人，而是由阿瓦尔人提出，阿瓦尔可汗要求提比略二世显示“父爱”，提供“子”应该获得的礼物，即来自拜占庭的大笔岁贡。
显然，这种所谓的父子关系不同于罗马政治传统中的收养制，也并非拜占庭帝国处理西部蛮族的模式，在阿瓦尔人的概念中，阿瓦尔可汗既然接受成为拜占庭人的盟友，保证拜占庭人发动波斯战争时后方的安全，可汗就有充分的理由获得来自皇帝的回馈。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同一时期中国史料中对于称霸北方草原的突厥佗钵可汗的记载：时佗钵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相姻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钵益骄，每谓其下曰：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
对于处于部落社会的北方草原民族来说，所谓的“父子关系”即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与其从属部落之间的关系，与表达平等与亲密的“兄弟”不同，当一部落承认另一部落为父时，即确立了这种宗主关系以及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在战争中，作为联盟成员的子要跟随父参战，但是也因此获得了分享战利品的资格。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阿瓦尔可汗为何一再要求拜占庭皇帝显示“父爱”，其实就是在申明自己的这种权利，这是完全符合当时草原民族的政治法律和逻辑的。另一方面，当拜占庭史家提到突厥可汗时，可汗一词有了更为正面的含义。
567年，西突厥可汗室点密通过粟特人摩尼亚赫的介绍与拜占庭签订盟约，共同对抗萨珊波斯，米南德先是提到“由于突厥人日益增多的运气（即军事胜利）使得他们的粟特臣民向突厥人的巴塞琉斯提出，要向波斯人贩卖丝绸”。
在拜占庭文献中，巴塞琉斯是专门用来称呼拜占庭与萨珊皇帝的头衔，米南德使用这一称呼，说明他理解突厥帝国当时的国际影响力。在米南德和席莫卡塔笔下，突厥可汗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控制着广阔的领土，突厥可汗在接待罗马使节时大肆排场，在得知拜占庭人与突厥人的死敌阿瓦尔人结盟后，可汗痛斥其背信弃义，并迫使拜占庭使节在室点密的葬礼上按照突厥习俗割面默哀。
在致罗马皇帝莫里斯的信中，突厥可汗称呼莫里斯为罗马人的巴塞琉斯，而自称可汗，七个民族与世界上七重地域的统治者。以上种种都显示出突厥可汗将自己放在与罗马皇帝同等的地位，可汗是草原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总之，公元4—7世纪，呈现在拜占庭帝国眼中的已知世界与奥古斯都时代的“已知世界”已然不同。公元98年，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以罗马式的清晰与条理描述着帝国边境的蛮族，尽管他是元首制的坚定反对者，他笔下的蛮族却和奥古斯都功德碑中被征服的蛮族与外国一样，整齐地排列在帝国边境，被茂密的森林、湍急的河流等天险与罗马领土分隔。
在罗马盛期的世界地图中，罗马中心与罗马霸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4世纪之后，拜占庭文献中的蛮族既包括西部兴起的蛮族王国，也包括东方的萨珊波斯与进入这一区域不久的草原民族，不同蛮族在拜占庭外交关系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蛮族不仅仅是多元化的，而且有了等级地位的差别。
与此同时，这个新“已知世界”伴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与传播有了新的内涵，当罗马实际控制的领土在缩小，罗马皇帝的声望与影响力却在增加，拜占庭帝国不但是罗马帝国的延续者，也是基督教正统所在：
拜占庭皇帝是全世界基督教徒的保护者，拜占庭将要建立一个基督教的世界，这个以拜占庭为中心的新的宗教文化共同体——希腊正教世界在若干世纪之后，通过战争、外交与传教最终得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