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受蒙古族习俗的浸染，早在明初，黄鼠已是北部边疆居民饮食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当地经济相对落后，生活水平较低，在没有足够肉类供应的情况下，人们捕捉野生动物改善饮食，补充脂肪与蛋白质，黄鼠是重要的肉食来源之一。
久而久之，边民也往往以黄鼠为珍味，如陕西巩昌府安定县（今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当地“佳肉食之味，以羊与黄鼠、山竹鸡为品”。洪武十八年（1385）前后，独身客居宁夏的瑞州人萧彦良返乡探亲，临归前其妻弟委托江西广信府儒学教授郑真代笔作诗相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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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庭西望李王朝，万里晴沙雪未消。晓镜孤鸾心悄悄，春晖寸草梦迢迢。穹庐饭早烧黄鼠，古漠衣寒制黑貂。应有外家怜宅相，离情远逐暮云飘。”这种烤黄鼠为食、制貂裘为衣的日常虽非诗人亲历，然定有所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明初宁夏边塞民众的生活。
万历十四年（1586），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因请册立皇长子为太子而被谪为大同府广昌县典史，台琐清班一旦沦为边县佐杂，沮丧心情自是难免：“飞狐关外黄鼠肥，朝哺夕脯徒自嘻。”此句虽言其惆怅，亦可见黄鼠在当地饮食结构中所占比重。
既以黄鼠为食，捕捉黄鼠就成了边民的一项必备技能。除了前述以水灌洞穴，人们常用的手段是驯养动物捕鼠。《霏雪录》称黄鼠“惟畏地猴”，“地猴形极小，人驯养之，纵入其穴，则衔黄鼠喙，曳而出之。”地猴，又被明人叫作夜猴、松尾鼠，即今之艾鼬。
《菽园杂记》称艾鼬咬住的是黄鼠鼻而非嘴：“凡捕鼠者，必畜松尾鼠数只，名夜猴儿，能嗅黄鼠穴，知其有无，有则入啮其鼻而出。”或两者均可。万历四年（1576）徐渭应宣府巡抚吴兑之邀，赴任文书，期间他便根据观察写下艾鼬捕黄鼠的诗：“黄鼠白脂捷遁逃，夜猴搏鼠捷于猱。将猴比鼠无多大，自古獐麋怕皁雕。”
此外，边民也会蓄养鹰类猛禽配合艾鼬：“鼠生大同、宣府地界，窃食田禾而肥，土人放鹰逐之，鼠辄入坎中，不能擒也。有兽名夜猴者，状如鼠而大，土人系以伺鹰既得坎，则放夜猴入坎中，立擒出之。”栖于农耕带的黄鼠以作物为食，边民捕鼠既可除田害，又因其肥美可以为餐，可谓变害为宝、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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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山西黄鼠数量多、繁殖快，驯养动物捕鼠效率不高，所以当地农民在种植菽麦的过程中，必须购买砒石随之播撒入土中，因其毒性较强，能“驱田中黄鼠害”。外地砒石运至，“每岁千万金钱速售不滞。”
直至明末清初，边民生活与黄鼠的联系几乎没有改变。明遗民屈大均曾游历陕西，品尝“边头以为美味”的黄鼠，大加赞赏。康熙七年（1668）八月二日，屈大均行至应州，时值仲秋，新霜始降，雉兔方肥，他与三五同伴骑马出城西，“射得沙鸡二、半翅一，以夜猴缒入穴中，捕得黄鼠二。”
屈氏为广东番禺人，这些捕鼠技巧显然是从边民处学得，时去明亡已20余年，易代对当地的饮食生活似乎并无影响。黄鼠与明代边塞军事行动与边民情况不同，明代北部边军实行军事化管理，行动有组织纪律，其捕食黄鼠也基本依托于边塞的军事行动。
自永乐年间开始宣、大等处就负责捕捉黄鼠并输往宫廷，以供皇室食用与赏赐。明宣宗虽拒绝了边将进献的黄鼠，但明中期以后，黄鼠产地的镇守总兵、中官令边军捕鼠的现象有增无减，所捕黄鼠用于上供皇室，赠送朝臣，还有一部分充当军中伙食。
正统初年，巡抚山西兵部右侍郎于谦作《塞上即景》诗曰：“目极烟沙草带霜，天寒岁暮景苍茫。炕头炽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上将亲平西突厥，前军近逐左贤王。边城无事烽尘静，坐听鸣笳送夕阳。”彼时承接仁宣之治余绪，边境相对安定，年末闲暇时，将士们用炭火烧烤黄鼠作菜肴，是为边塞生活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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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三年（1452）三月，叶盛出任山西右布政使司右参政，分督万全都司边储，巡边期间他受到边将好酒好肉的热情招待，作诗曰：“边城一饭敢忘恩，报答无能未忍论。黄鼠正肥黄酒熟，万年三祝望金门。”
叶盛与当地将领共事三月，结下深厚友谊，此时，边将普遍役使边军，除安排他们参与官衙、桥梁、道路等建筑工作，甚至不顾屯田士兵秋收农忙，令他们去塞外捕捉黄鼠。叶盛在景泰四年（1453）的《观风竹枝》第七首不无同情地写道：“龙门关西黄鼠多，龙门关里尽奔波。一千军帖缴不去，可有工夫收早禾？”
边军捕食黄鼠的重要季节是秋天。北部边疆气候严寒，黄鼠在公历十月份便蛰伏地底冬眠，最为肥硕也最好捕捉。而且每逢秋高马肥，蒙古部族往往乘机南犯，所以大量捕食黄鼠、补充体力也是边军防秋的需要。
孙继鲁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出任山西布政使司左参政，后历任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山西巡抚，他曾巡视雁门关广武站并作诗曰：“雁门高，广武卑，北风惨澹胡马驰，将军扼险何难为。杀黄鼠，烹黄羊，大军出塞烧朔荒，空坚广武那凄凉。”
所谓“烧荒”即“守边将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纵火”。11自永乐五年（1407）始，边军就例行出塞烧荒。嘉靖年间俺答汗崛起，兵力强盛，成为明廷大患，因此明军高度警备，烧荒更是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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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荒的具体时间，据正德《宣府镇志》载：“每年冬十月间，以草枯为始，本镇统领官军出境，焚烧野草，使达贼不能南牧。”再由孙继鲁诗大概可推断，每年公历十一月份左右，军士们捕捉黄鼠，大快朵颐后，出塞执行烧荒任务。
万历四十三年（1615）任陕西西宁道兵备副使1的刘遵宪在《塞下曲》第四首写道：“炉头炽炭炙黄鼠，山下弯弓射白狼。纵酒不知天欲晓，新霜遥拂雁声长。”首句化用于谦诗句，这种安逸情形的再现，与隆庆四年（1570）“俺答封贡”有关。此后中央朝廷与蒙古部族关系基本缓和，九边紧张局势得以纾解。
捕鼠、占役、馈遗：晚明边塞腐败的恶性循环明代后期，边军被私占工役的情况更加严重。黄鼠是权贵们一致认可的塞外风味，因此边将投其所好，用黄鼠结纳朝廷大臣，以巩固其军中地位。边塞的黄鼠被作为贿赂源源不断输入京师，加剧了朝中的腐败现象；而得到朝堂保举的边将，又会变本加厉地驱使士兵们捕捉黄鼠，由此形成腐败的恶性循环。
有识官员对边塞与朝廷之间互相利用的腐败情况有着清醒认识。隆庆三年（1569）入阁的大学士赵贞吉“平日深愤边政紊乱，每年将官与挞虏买和，总督虚张报捷，当事者纳其重贿，即滥冒功赏，岁以为常，而包藏祸患，将来有不可胜言者”。
当时宣大总督陈其学报捷，称蒙古部族犯大同，总兵赵苛率军邀击，连胜数阵，斩俘甚众，迅速将其逐出塞外。然而不久，直隶巡按御史燕儒宦奏称大同失事，“虏自入境来，我兵无敢发一矢与之敌者，攻陷堡塞，杀掳人畜甚多，宜正诸臣玩愒之罪”，失事者正是赵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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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颠倒黑白的总兵赵苛，由于是“一大臣门下人”，仅受到戴罪立功的处分。云南道御史王圻愤愤不平，上疏弹劾，慷慨直言。赵贞吉对他大为赞赏：“衙门中有一王御史，方才成个都察院。”又批评其他科道官尸位素餐：“台省诸人，身任国家之重，今分受几车白银、黄鼠，即不顾朝廷利害，大臣固当如是耶？”
几车的白银和黄鼠固然有夸张成分，但宣、大等处边将以黄鼠等塞上之物大肆贿赂朝廷官员却是人尽皆知的秘密。万历初年，虽有张居正改革军务，但人亡政息，边塞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由户部改任兵部尚书不久的石星对边防形势忧心忡忡，认为边将们自隆庆和议后忌讳谈兵，“至于今而边事之坏极矣。”
为此他上《枢筦急务疏》，条陈禁剥削、杜钻剌、禁馈遗、重将权、甄边材、重司属、严功罪等边务七事。黄鼠是鼠疫杆菌的主要宿主，宣府、大同又处在察哈尔丘陵黄鼠鼠疫疫源地的南部边界。
明末北方连年大旱，加上边疆长期不合理开垦，黄鼠栖息地遭到破坏，纷纷出穴觅食，深入农耕区，边军、边民与黄鼠的频繁接触，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隐患。康熙十二年（1673）刊刻的《延绥镇志》，在列当地土产“黄鼠”末注曰：“今其种榆中绝矣，或曰年荒则生，殆不祥之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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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编纂者无法解释这一奇怪的现象，只能迷信地称黄鼠为“不祥之物”，然而这条记录却给我们提供了思路，荒年时黄鼠大量出现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由于食物匮乏，不得不倾巢而出。无论是人类、天敌的捕杀或是饥饿都不至于令大量黄鼠短时间内销声匿迹。
清初人们所发现的黄鼠在榆林地区绝种，很有可能是死于明末黄鼠间流行的鼠疫，而动物间鼠疫又可以通过人鼠接触转变为人间鼠疫。尽管目前尚无确凿证据，但以上种种蛛丝马迹暗示，北部边疆的黄鼠产地均有可能是明末华北鼠疫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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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蒙古族习俗的浸染，早在明初，黄鼠已是北部边疆居民饮食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当地经济相对落后，生活水平较低，在没有足够肉类供应的情况下，人们捕捉野生动物改善饮食，补充脂肪与蛋白质，黄鼠是重要的肉食来源之一。
久而久之，边民也往往以黄鼠为珍味，如陕西巩昌府安定县（今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当地“佳肉食之味，以羊与黄鼠、山竹鸡为品”。洪武十八年（1385）前后，独身客居宁夏的瑞州人萧彦良返乡探亲，临归前其妻弟委托江西广信府儒学教授郑真代笔作诗相赠：
“边庭西望李王朝，万里晴沙雪未消。晓镜孤鸾心悄悄，春晖寸草梦迢迢。穹庐饭早烧黄鼠，古漠衣寒制黑貂。应有外家怜宅相，离情远逐暮云飘。”这种烤黄鼠为食、制貂裘为衣的日常虽非诗人亲历，然定有所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明初宁夏边塞民众的生活。
万历十四年（1586），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因请册立皇长子为太子而被谪为大同府广昌县典史，台琐清班一旦沦为边县佐杂，沮丧心情自是难免：“飞狐关外黄鼠肥，朝哺夕脯徒自嘻。”此句虽言其惆怅，亦可见黄鼠在当地饮食结构中所占比重。
既以黄鼠为食，捕捉黄鼠就成了边民的一项必备技能。除了前述以水灌洞穴，人们常用的手段是驯养动物捕鼠。《霏雪录》称黄鼠“惟畏地猴”，“地猴形极小，人驯养之，纵入其穴，则衔黄鼠喙，曳而出之。”地猴，又被明人叫作夜猴、松尾鼠，即今之艾鼬。
《菽园杂记》称艾鼬咬住的是黄鼠鼻而非嘴：“凡捕鼠者，必畜松尾鼠数只，名夜猴儿，能嗅黄鼠穴，知其有无，有则入啮其鼻而出。”或两者均可。万历四年（1576）徐渭应宣府巡抚吴兑之邀，赴任文书，期间他便根据观察写下艾鼬捕黄鼠的诗：“黄鼠白脂捷遁逃，夜猴搏鼠捷于猱。将猴比鼠无多大，自古獐麋怕皁雕。”
此外，边民也会蓄养鹰类猛禽配合艾鼬：“鼠生大同、宣府地界，窃食田禾而肥，土人放鹰逐之，鼠辄入坎中，不能擒也。有兽名夜猴者，状如鼠而大，土人系以伺鹰既得坎，则放夜猴入坎中，立擒出之。”栖于农耕带的黄鼠以作物为食，边民捕鼠既可除田害，又因其肥美可以为餐，可谓变害为宝、一举两得。
然而，由于山西黄鼠数量多、繁殖快，驯养动物捕鼠效率不高，所以当地农民在种植菽麦的过程中，必须购买砒石随之播撒入土中，因其毒性较强，能“驱田中黄鼠害”。外地砒石运至，“每岁千万金钱速售不滞。”
直至明末清初，边民生活与黄鼠的联系几乎没有改变。明遗民屈大均曾游历陕西，品尝“边头以为美味”的黄鼠，大加赞赏。康熙七年（1668）八月二日，屈大均行至应州，时值仲秋，新霜始降，雉兔方肥，他与三五同伴骑马出城西，“射得沙鸡二、半翅一，以夜猴缒入穴中，捕得黄鼠二。”
屈氏为广东番禺人，这些捕鼠技巧显然是从边民处学得，时去明亡已20余年，易代对当地的饮食生活似乎并无影响。黄鼠与明代边塞军事行动与边民情况不同，明代北部边军实行军事化管理，行动有组织纪律，其捕食黄鼠也基本依托于边塞的军事行动。
自永乐年间开始宣、大等处就负责捕捉黄鼠并输往宫廷，以供皇室食用与赏赐。明宣宗虽拒绝了边将进献的黄鼠，但明中期以后，黄鼠产地的镇守总兵、中官令边军捕鼠的现象有增无减，所捕黄鼠用于上供皇室，赠送朝臣，还有一部分充当军中伙食。
正统初年，巡抚山西兵部右侍郎于谦作《塞上即景》诗曰：“目极烟沙草带霜，天寒岁暮景苍茫。炕头炽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上将亲平西突厥，前军近逐左贤王。边城无事烽尘静，坐听鸣笳送夕阳。”彼时承接仁宣之治余绪，边境相对安定，年末闲暇时，将士们用炭火烧烤黄鼠作菜肴，是为边塞生活的真实写照。
景泰三年（1452）三月，叶盛出任山西右布政使司右参政，分督万全都司边储，巡边期间他受到边将好酒好肉的热情招待，作诗曰：“边城一饭敢忘恩，报答无能未忍论。黄鼠正肥黄酒熟，万年三祝望金门。”
叶盛与当地将领共事三月，结下深厚友谊，此时，边将普遍役使边军，除安排他们参与官衙、桥梁、道路等建筑工作，甚至不顾屯田士兵秋收农忙，令他们去塞外捕捉黄鼠。叶盛在景泰四年（1453）的《观风竹枝》第七首不无同情地写道：“龙门关西黄鼠多，龙门关里尽奔波。一千军帖缴不去，可有工夫收早禾？”
边军捕食黄鼠的重要季节是秋天。北部边疆气候严寒，黄鼠在公历十月份便蛰伏地底冬眠，最为肥硕也最好捕捉。而且每逢秋高马肥，蒙古部族往往乘机南犯，所以大量捕食黄鼠、补充体力也是边军防秋的需要。
孙继鲁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出任山西布政使司左参政，后历任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山西巡抚，他曾巡视雁门关广武站并作诗曰：“雁门高，广武卑，北风惨澹胡马驰，将军扼险何难为。杀黄鼠，烹黄羊，大军出塞烧朔荒，空坚广武那凄凉。”
所谓“烧荒”即“守边将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纵火”。11自永乐五年（1407）始，边军就例行出塞烧荒。嘉靖年间俺答汗崛起，兵力强盛，成为明廷大患，因此明军高度警备，烧荒更是常态化。
烧荒的具体时间，据正德《宣府镇志》载：“每年冬十月间，以草枯为始，本镇统领官军出境，焚烧野草，使达贼不能南牧。”再由孙继鲁诗大概可推断，每年公历十一月份左右，军士们捕捉黄鼠，大快朵颐后，出塞执行烧荒任务。
万历四十三年（1615）任陕西西宁道兵备副使1的刘遵宪在《塞下曲》第四首写道：“炉头炽炭炙黄鼠，山下弯弓射白狼。纵酒不知天欲晓，新霜遥拂雁声长。”首句化用于谦诗句，这种安逸情形的再现，与隆庆四年（1570）“俺答封贡”有关。此后中央朝廷与蒙古部族关系基本缓和，九边紧张局势得以纾解。
捕鼠、占役、馈遗：晚明边塞腐败的恶性循环明代后期，边军被私占工役的情况更加严重。黄鼠是权贵们一致认可的塞外风味，因此边将投其所好，用黄鼠结纳朝廷大臣，以巩固其军中地位。边塞的黄鼠被作为贿赂源源不断输入京师，加剧了朝中的腐败现象；而得到朝堂保举的边将，又会变本加厉地驱使士兵们捕捉黄鼠，由此形成腐败的恶性循环。
有识官员对边塞与朝廷之间互相利用的腐败情况有着清醒认识。隆庆三年（1569）入阁的大学士赵贞吉“平日深愤边政紊乱，每年将官与挞虏买和，总督虚张报捷，当事者纳其重贿，即滥冒功赏，岁以为常，而包藏祸患，将来有不可胜言者”。
当时宣大总督陈其学报捷，称蒙古部族犯大同，总兵赵苛率军邀击，连胜数阵，斩俘甚众，迅速将其逐出塞外。然而不久，直隶巡按御史燕儒宦奏称大同失事，“虏自入境来，我兵无敢发一矢与之敌者，攻陷堡塞，杀掳人畜甚多，宜正诸臣玩愒之罪”，失事者正是赵苛。
如此颠倒黑白的总兵赵苛，由于是“一大臣门下人”，仅受到戴罪立功的处分。云南道御史王圻愤愤不平，上疏弹劾，慷慨直言。赵贞吉对他大为赞赏：“衙门中有一王御史，方才成个都察院。”又批评其他科道官尸位素餐：“台省诸人，身任国家之重，今分受几车白银、黄鼠，即不顾朝廷利害，大臣固当如是耶？”
几车的白银和黄鼠固然有夸张成分，但宣、大等处边将以黄鼠等塞上之物大肆贿赂朝廷官员却是人尽皆知的秘密。万历初年，虽有张居正改革军务，但人亡政息，边塞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由户部改任兵部尚书不久的石星对边防形势忧心忡忡，认为边将们自隆庆和议后忌讳谈兵，“至于今而边事之坏极矣。”
为此他上《枢筦急务疏》，条陈禁剥削、杜钻剌、禁馈遗、重将权、甄边材、重司属、严功罪等边务七事。黄鼠是鼠疫杆菌的主要宿主，宣府、大同又处在察哈尔丘陵黄鼠鼠疫疫源地的南部边界。
明末北方连年大旱，加上边疆长期不合理开垦，黄鼠栖息地遭到破坏，纷纷出穴觅食，深入农耕区，边军、边民与黄鼠的频繁接触，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隐患。康熙十二年（1673）刊刻的《延绥镇志》，在列当地土产“黄鼠”末注曰：“今其种榆中绝矣，或曰年荒则生，殆不祥之物与？”
方志编纂者无法解释这一奇怪的现象，只能迷信地称黄鼠为“不祥之物”，然而这条记录却给我们提供了思路，荒年时黄鼠大量出现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由于食物匮乏，不得不倾巢而出。无论是人类、天敌的捕杀或是饥饿都不至于令大量黄鼠短时间内销声匿迹。
清初人们所发现的黄鼠在榆林地区绝种，很有可能是死于明末黄鼠间流行的鼠疫，而动物间鼠疫又可以通过人鼠接触转变为人间鼠疫。尽管目前尚无确凿证据，但以上种种蛛丝马迹暗示，北部边疆的黄鼠产地均有可能是明末华北鼠疫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