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地区。西域历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秦汉王朝所经营的范围是属于狭义的西域，指西至葱岭、东到玉门关的大片区域。
史载，西域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除了汉民族之外，历来是“羌藏人、突厥人、蒙古人、阿利安人、印度人迭居其地”，相关的民族各自独立，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习惯和生活方式，并且大多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在玉门关到葱岭之间就有36国之多。
公元前128年（元朔六年）至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10年间对匈奴展开3次大决战，并且取得了绝对的胜利。特别是公元前121年的汉匈大决战，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汉武帝派骡骑将军霍去病统帅数万骑兵，直出陇西、北地，攻入匈奴中心地带2000余里，控制了祁连山北河西走廊重要的通道，并且设置了张掖、敦煌、酒泉、武威四郡，从而达到了对西北全局的战略性管控的目的。
东汉王朝建立后，在西汉的基础上同样对西域进行了多方经营。比较著名的是马媛协理陇右，窦固率兵进入天山打击匈奴，重新西域都护，班超父子纵横西域数年，以最小的投入，周旋于西域诸国“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
1、 先进生产工具的推广。在生产工具方面，由文献及考古资料可见军事屯田地区铁制农业生产工具的普及率较高，农业生产技术也与内地相近。汉王朝在开发与经营西域时，十分注重先进技术与生产工具的输入问题，经常官给“牛犁谷种”。
古楼兰境内发现的木简纸文书等考古资料对西域牛耕的推广亦有记载，这是当时西域地区养牛、实行牛耕的直接证据；
另外，学者们在拜城克孜尔石龛窟壁画也发现了二牛抬杠图，该图与嘉峪关汉朝古墓中的图画非常相似。考古出土的居延汉简文字和考古发现的汉代屯田遗址，可知汉代中原地区推行的代田法亦在西域屯田区得到了推广。
2、 移民屯田。屯田的地区范围方面，从北道开始逐步扩展到天山南北，北道的屯田区域包括赤谷、雷眩，中道屯田区域包括北胥礎、焉耆、姑墨、轮台、渠犁、车师等，南道的屯田区域包括楼兰、伊循等。
屯田的规模方面，屯田初期的规模较为有限，但是，随着屯田事业的推进，西域屯田的规模越来越大，到宣帝时仅渠犁的屯田卒就达到了一千五百余人，并且“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
从今天新疆多处考古发现的汉代灌溉水渠、田埋等农业开发古迹分析，可知以轮台为代表的多个屯田区的规模的确有了较大的发展。具体如赤谷地区的“三校”屯田，据相关学者研究，该处屯田的人数不少于2,000人，面积可达40,000亩；且“三校”屯田分布范围较大，涵盖了昭苏及赤谷等地。
东汉时期。东汉时期，富饶的关中三辅地区由于羌变波及，人口锐减，经济残破，关中经济区呈现衰落之势，其他地区经济尚未兴起。全国的经济重心东移至关东地区。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关东地区“人稠地狭”，经济发达，虽然它在全国的经济比重比西汉时期稍有下降，但司、豫、充地区开始成为全国的首要经济区。
东汉王朝建都洛阳，洛阳成为全国政治和经济中心。东汉朝廷特别注重河南、河内、颍川、南阳诸郡经济的发展。在经历两汉之际战乱破坏之后，这一地区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人口增加，垦田增多，地主田庄经济壮大，手工业和商业仍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洛阳和宛县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
（1）人口数量与分布状况。西汉平帝时期全国户数约为1223.31万，人口约为5959.50万。
东汉司、豫地区人口变化规律和全国大体相同。东汉前期的统治者和地方官吏注意人口的增殖。一些地方官也以增殖人口为务。灵帝时期发生黄巾起义，特别是献帝时期的董卓之乱，中原人民大量死亡，人口又严重减少。
就人口的密度而言，以陈国、颍川两郡国最大，河南、陈留两郡次之。可见，当时人口分布以河南中、东部平原和南阳、洛阳盆地较为密集，也说明这一地区经济较为发达。
据统计，东汉永和五年全国人口总数约为5013.48万。今河南省辖境人口数约为986.60万，占全国人口比重19.7%；山东省辖境人口约为889.01万，占17.8%；河北省辖境人口约为640.70万，占12.8%。
就人口密度而言，今河南省辖境62人/平方千米，山东59.3A/平方千米，河北29.5人/平方千米气由此可见，东汉时河南地区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地区，几乎占全国人口的1/5,人口密度也是全国最大的。人口密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司、豫地区人口密度居全国首位，说明该地区的经济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2）水利事业的发展。东汉时期河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是黄河的治理。西汉末“平帝时，河、汴决坏，未及得修”。可见，当时充、豫二州受灾百姓要求治河的呼声甚高。渠成后，“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
堤外出现了面积很大的肥沃土地。明帝巡视河堤，诏令沿河郡国置河堤员吏，负责堤防的管理。这次治理，使黄河河道维持将近千年，到1048年才又发生大的改道。
除了治理黄河、汴渠这类大型水利工程之外，京畿和豫州诸郡国还兴建了不少中小型水利工程。东汉的水利兴建，多由各郡国地方官主持，反映了地主经济的发展对于水利的需要。在汝南、南阳等郡，已经形成了以陂塘、沟渠组成的长藤结瓜式水利灌溉系统。河南郡的水利工程有多项。
当时百姓呼吁修复鸿隙陂。但是西汉末年社会动荡，统治者自顾不暇，修复工程不可能提上日程。东汉初南阳人邓晨任汝南太守，于建武十三年辟举水利专家许扬为都水掾，主持鸿隙陂的修复工程。当地百姓在许扬的指导下，“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
这项工程虽然用了数年时间，动用了不少民力，但成效显著，灌溉了大片农田，使农作物连年丰收。史称邓晨“兴鸿隙阪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鸿隙陂水利工程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项工程。
明帝永平年间，鲍昱任汝南太守。就是对原有渠道进行疏浚，以利灌溉。济源市东北太行山南麓沁河谷右岸山峰之间有摩刻石门铭一方，记载“师将兵徒千余人”凿开石门的情况。是年在魏郡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与河南安阳县一带）又“修理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败坏了的漳水灌区得以重新恢复。
（3）农耕区的拓展。西汉后期，在一些地方，又实行更加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它可以在小块土地上集中使用人力物力，精耕细作，防旱保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西汉时期的粮食作物品种很多，在今河南地区发现的就有粳稻、大麦、小麦、黍、豆、麻、高粱等。其中不少作物名称见于明器陶困文字。
洛阳金谷园车站11号汉墓随葬陶器上的文字，有小麦、黍、麦、粟、豆、大豆等。洛阳出土的西汉陶仓中，有“稻种万石”陶仓，内装有稻种。由于粮食产量的提高，百姓家中有储备粮食的仓困，郡国治所则有大型粮仓。仅《洛阳烧沟汉墓》一书中就收录983件明器陶困，实用的仓困在洛阳也有发现。
其中有土圆茅困四处，内有朽谷痕迹。秦西汉时期著名的粮仓除敖仓、黎阳仓外，在陈留、宛县等地也都有仓储积粟。敖仓遗址位于荥阳北邙乡和高村乡的苏庄、马沟村一带。考古调查发现多处圆形仓窑，部分仓窑中有少量炭化物的遗留。
敖仓“天下转输久矣”，“其下乃有减粟甚多”。它是位于粮食产地和交通要冲的一个大粮仓，是全国著名的粮食转运、贮存中心。
东汉初年，南阳太守杜诗“造作水排，铸为农器”，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崔暧迁任汲县（今卫辉）令，“为人开稻田数百顷”。东汉时期牛耕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得到了普遍使用，垦田数量有明显增加。
东汉时，除了汝南等郡外，在黄河以北的河内地区也种植水稻。崔環为汲县（今卫辉）令，曾“为人开稻田数百顷”。就是用大量淡水冲洗卤土，改盐碱地为稻田。当时河南地区的粮食产量，每亩多则三斛，少则一斛。
总之，河南地区在西汉王朝则分属于司隶部（东南部）、豫州刺史部（西部及北部）、兖州刺史部（西南部）及荆州刺史部（北部）。
结语
河南作为秦汉王朝的腹里地区，位于当时全国最大的经济区一一关东经济区的西部，可细分为三河中的河南河内、颍川南阳和梁宋三个小经济区。它不仅在当时全国经济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