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环南海是外来宗教的输入地，也是各大文明交流的通道和平台，地处文明中心的边缘，在文明交流和宗教传播中发挥特殊作用。文明交流的跳板与小中心环南海作为各大宗教的输入地，也成为它们进军其他文明中心的基地、中继站和跳板。
许多宗教尽管以南海为输出地，但它们的最终目标是另一个文明中心，如佛教的目标是中国中原地区，是京师，基督教的传播目标也是京师，因为皇权是决定宗教传播成效的关键。因此，僧人在南海诸国和广州停留一下，就北上中国的政治中心———建康、长安、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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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以中国为传教目标，被誉为“远东开教之元勋”的传教士沙勿略认为，“如谋发展吾主耶稣基督的真教，中国是最有效的基地。一旦中国人信奉真教，必能使日本唾弃现行各教学说和派别。”
在他之后的天主教传教士以澳门为基地，向北京进发。新教传教士最初难以在澳门立足，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和米伶便找到马六甲为传教中心，随后到来的传教士主要在华人中传教，这与伦敦会的主要目标是中国相一致，在华人中传教，是为将来到中国传教做好准备。
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伦敦会认为到中国传教的机会终于来了，便舍弃马六甲，将传教站、英华书院、印刷所迁往香港。马六甲实际上成为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跳板。
环南海在宗教传播中的跳板、基地定位，实际上表明南海处于各大文明的边缘地位，受到不同文明中心的影响，华南地区和安南更多受中国中原文化的影响，儒释道占据主导地位;南海诸国曾经更多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印度教—佛教占据主导地位;
中南半岛国家后来更多受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影响，上座部佛教占主导地位;海岛国家后来受中东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占据主导地位;菲律宾则受欧洲文化的影响，天主教占据主导地位。环南海处于大文明的边缘，但形成小的宗教传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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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中心大多位于港口和京城，港口的贸易繁荣程度，决定了其在宗教传播中的地位。位于华南的广州一直是南海最繁荣的港口之一，尤其是唐朝，国势强盛，海上贸易繁荣，广州商船云集，广州成为众多外来宗教的登陆点，海路佛教僧人大都“附商舶”在广州上岸和起程。
晋唐时期，经海路来华的外国僧人共53位，明确记载从广州上岸或离开者，共24位，占45%，一些未载明登陆地者，可能也多是从广州上岸。广州在佛教传播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汤用彤所说:“其在南朝，与天竺交通，多由海程。西域中亚虽为中国北部通印度之要途，然迂回取道南海者，亦有其人。……取道海上则常经广州。广州在南朝，亦为佛法重镇也。”
位于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国(中国史籍称其为尸利佛逝、佛逝、三佛齐等)是南海诸国佛教中心，一方面，东来的天竺高僧先到此地落脚，另一方面，中国西行僧人通常也先到该处落脚，再乘船前往西天。
如唐代高僧义净在前往印度取经途中，先到室利佛逝，在此停留半年学习梵文，为西去印度做准备。义净认为此地是学习梵文、熟悉佛法的好地方，特向打算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建议，“若其高僧欲向西方为听读者，停斯一二载，习其法式，方进中天，亦是佳也。”
亚齐享有“麦加走廊”的美称，“它既是港口，又是来自风下之地的朝圣者和学者汇聚的中心，等待满载胡椒的商船把他们载往伊斯兰教圣地。”亚齐成为东南亚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和前往麦加朝觐的启程地。马六甲曾被称为“小麦加”，它扼守马六甲海峡，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也是伊斯兰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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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是明清海禁下的一个贸易中心，也是天主教最重要的传教基地。1576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将澳门升格为主教区，管辖中国、日本、朝鲜、安南、缅甸、暹罗、柬埔寨等地的传教事务。
当1641年马六甲沦入荷兰之手后，澳门成为远东地区天主教最重要的传教基地。所有葡萄牙所属修会的传教士都是先到澳门，再进入中国内地、日本、安南、暹罗、柬埔寨等地传教。澳门是传教士的进入地和出发地，是收取信件、指示、经费、礼物之地，是患病传教士的治病地，是被驱逐传教士的避难地，是培训传教士的基地，是传教地域的转换地，可以说是环南海天主教传教士联接网络的中心。
外源型宗教在环南海传播，要不断吸收本土信仰和宗教，最终实现外来宗教的本土化。如印尼群岛，先是外来的印度教吸收本土信仰，之后是外来的伊斯兰教吸收本土信仰和印度教，爪哇文化就是伊斯兰教、印度教、本土信仰的混合体。
如中国，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都要吸收儒教，“以儒释典”，接受中国本土祭祖、祭孔习俗，实现“中国化”，才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在菲律宾，则出现“民俗天主教”，天主教与本土信仰相结合，才能在菲律宾站稳脚跟。
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相结合，使得环南海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表现出“不纯粹”“不正统”的特质，这是宗教嬗变的必然后果，是南海地处文明边缘，远离宗教中心的必然结局，也是外来宗教落地生根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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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制度化宗教本质上要追求“正统”“正信”，因而宗教大中心和本土宗教人士反对“不正统”的宗教，要对宗教进行“纯洁”。所以有古代僧人在印度、中国、南海诸国之间的“弘法”和“求法”，有中南半岛国家向斯里兰卡的求法，有清廷与罗马天主教廷的“礼仪之争”，有中东地区瓦哈比运动对米南加保的影响，有马来亚印度教的“梵化”努力。
这种“不正统”与“正统”之争，既反映了宗教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也反映了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的纠结，但无论如何，“正统”追求为环南海外源型宗教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南海地处各大文明的边缘，但这种边缘地位并不意味着南海在宗教传播中的次等地位，相反，使其具有文明中心不可比拟的宗教传播优势。
第一，其边缘地位，意味着中央集权控制力的减弱，为各种宗教和学说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生长空间;第二，多种宗教共处，宽容和包容，互相吸收，能碰撞出新的学说;第三，作为外来宗教的登陆地，具有先发优势。
因此，作为文明边缘地的环南海，更多受到外来文化的滋养，更少受到政治、文化中心的控制，能发展出新的宗教派别和学说，并反向影响文明中心。以华南为例，华南地处陆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汇地，中原文化与印度文化的碰撞地，因此在宗教信仰上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多元性特征。
佛教最先登陆广州，禅宗南派发源于广东，与广东的边缘地位不无关系。唐时岭南还是南蛮之地，华夷杂处，文化落后，通常是罪犯的流放地，也经常是被贬官员的放逐地。但恰恰因其地处政治、文化边缘，中央行政管辖难以抵达，因而管制较少，文化和思想生存空间较大，禅宗南宗才能产生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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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儒教在华南传播，朱熹集大成，批判性地吸收佛、道理念，发展程朱理学，这是儒教发展成熟的标志。正如钱穆所指出的:“在全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文化史上，自唐以来一千数百年，广东有六祖，福建有朱子，几乎掌其枢纽，汇为主流;其影响力之大，其他各地区，缘莫与伦比。”
基督教最先登陆华南，带来西学，华南成为西学东渐的策源地，得风气之先，成为近代中国的引领者。再以暹罗为例，暹罗处于上座部佛教的边缘，向斯里兰卡这一上座部佛教中心求取真经，延续僧伽传承。当斯里兰卡因战乱导致僧团戒法断传，反而要求助暹罗派遣高僧去传授比丘戒，才能复兴斯里兰卡的僧伽系统。
这种反向输出，表明边缘对中心的重要性。近代时期，因为斯里兰卡沦为殖民地，而暹罗是唯一保持独立的上座部佛教国家，曼谷王朝历代国王致力于护持佛教，使得暹罗取代锡兰，成为上座部佛教的中心。
结语环南海因其碎片化的地理、相对落后的文明、重要的贸易地位，而成为外来制度化宗教的输入地，形成典型的外源型宗教传播模式，与内源型宗教传播模式相比，环南海宗教传播具有自上而下、由点到面、温和、多样、融合包容的特征，这有助于理解环南海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特点。
此外，厘清南海外源型宗教传播模式，也有助于重新审视文明边缘与文明中心的关系:一方面，文明中心输出宗教，维持着“正统”和“中心”地位;另一方面，文明边缘形成小中心，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最终反向影响文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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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南海是外来宗教的输入地，也是各大文明交流的通道和平台，地处文明中心的边缘，在文明交流和宗教传播中发挥特殊作用。文明交流的跳板与小中心环南海作为各大宗教的输入地，也成为它们进军其他文明中心的基地、中继站和跳板。
许多宗教尽管以南海为输出地，但它们的最终目标是另一个文明中心，如佛教的目标是中国中原地区，是京师，基督教的传播目标也是京师，因为皇权是决定宗教传播成效的关键。因此，僧人在南海诸国和广州停留一下，就北上中国的政治中心———建康、长安、洛阳。
基督教以中国为传教目标，被誉为“远东开教之元勋”的传教士沙勿略认为，“如谋发展吾主耶稣基督的真教，中国是最有效的基地。一旦中国人信奉真教，必能使日本唾弃现行各教学说和派别。”
在他之后的天主教传教士以澳门为基地，向北京进发。新教传教士最初难以在澳门立足，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和米伶便找到马六甲为传教中心，随后到来的传教士主要在华人中传教，这与伦敦会的主要目标是中国相一致，在华人中传教，是为将来到中国传教做好准备。
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伦敦会认为到中国传教的机会终于来了，便舍弃马六甲，将传教站、英华书院、印刷所迁往香港。马六甲实际上成为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跳板。
环南海在宗教传播中的跳板、基地定位，实际上表明南海处于各大文明的边缘地位，受到不同文明中心的影响，华南地区和安南更多受中国中原文化的影响，儒释道占据主导地位;南海诸国曾经更多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印度教—佛教占据主导地位;
中南半岛国家后来更多受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影响，上座部佛教占主导地位;海岛国家后来受中东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占据主导地位;菲律宾则受欧洲文化的影响，天主教占据主导地位。环南海处于大文明的边缘，但形成小的宗教传播中心。
这些小中心大多位于港口和京城，港口的贸易繁荣程度，决定了其在宗教传播中的地位。位于华南的广州一直是南海最繁荣的港口之一，尤其是唐朝，国势强盛，海上贸易繁荣，广州商船云集，广州成为众多外来宗教的登陆点，海路佛教僧人大都“附商舶”在广州上岸和起程。
晋唐时期，经海路来华的外国僧人共53位，明确记载从广州上岸或离开者，共24位，占45%，一些未载明登陆地者，可能也多是从广州上岸。广州在佛教传播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汤用彤所说:“其在南朝，与天竺交通，多由海程。西域中亚虽为中国北部通印度之要途，然迂回取道南海者，亦有其人。……取道海上则常经广州。广州在南朝，亦为佛法重镇也。”
位于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国(中国史籍称其为尸利佛逝、佛逝、三佛齐等)是南海诸国佛教中心，一方面，东来的天竺高僧先到此地落脚，另一方面，中国西行僧人通常也先到该处落脚，再乘船前往西天。
如唐代高僧义净在前往印度取经途中，先到室利佛逝，在此停留半年学习梵文，为西去印度做准备。义净认为此地是学习梵文、熟悉佛法的好地方，特向打算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建议，“若其高僧欲向西方为听读者，停斯一二载，习其法式，方进中天，亦是佳也。”
亚齐享有“麦加走廊”的美称，“它既是港口，又是来自风下之地的朝圣者和学者汇聚的中心，等待满载胡椒的商船把他们载往伊斯兰教圣地。”亚齐成为东南亚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和前往麦加朝觐的启程地。马六甲曾被称为“小麦加”，它扼守马六甲海峡，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也是伊斯兰教中心。
澳门是明清海禁下的一个贸易中心，也是天主教最重要的传教基地。1576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将澳门升格为主教区，管辖中国、日本、朝鲜、安南、缅甸、暹罗、柬埔寨等地的传教事务。
当1641年马六甲沦入荷兰之手后，澳门成为远东地区天主教最重要的传教基地。所有葡萄牙所属修会的传教士都是先到澳门，再进入中国内地、日本、安南、暹罗、柬埔寨等地传教。澳门是传教士的进入地和出发地，是收取信件、指示、经费、礼物之地，是患病传教士的治病地，是被驱逐传教士的避难地，是培训传教士的基地，是传教地域的转换地，可以说是环南海天主教传教士联接网络的中心。
外源型宗教在环南海传播，要不断吸收本土信仰和宗教，最终实现外来宗教的本土化。如印尼群岛，先是外来的印度教吸收本土信仰，之后是外来的伊斯兰教吸收本土信仰和印度教，爪哇文化就是伊斯兰教、印度教、本土信仰的混合体。
如中国，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都要吸收儒教，“以儒释典”，接受中国本土祭祖、祭孔习俗，实现“中国化”，才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在菲律宾，则出现“民俗天主教”，天主教与本土信仰相结合，才能在菲律宾站稳脚跟。
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相结合，使得环南海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表现出“不纯粹”“不正统”的特质，这是宗教嬗变的必然后果，是南海地处文明边缘，远离宗教中心的必然结局，也是外来宗教落地生根的必由之路。
然而，制度化宗教本质上要追求“正统”“正信”，因而宗教大中心和本土宗教人士反对“不正统”的宗教，要对宗教进行“纯洁”。所以有古代僧人在印度、中国、南海诸国之间的“弘法”和“求法”，有中南半岛国家向斯里兰卡的求法，有清廷与罗马天主教廷的“礼仪之争”，有中东地区瓦哈比运动对米南加保的影响，有马来亚印度教的“梵化”努力。
这种“不正统”与“正统”之争，既反映了宗教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也反映了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的纠结，但无论如何，“正统”追求为环南海外源型宗教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南海地处各大文明的边缘，但这种边缘地位并不意味着南海在宗教传播中的次等地位，相反，使其具有文明中心不可比拟的宗教传播优势。
第一，其边缘地位，意味着中央集权控制力的减弱，为各种宗教和学说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生长空间;第二，多种宗教共处，宽容和包容，互相吸收，能碰撞出新的学说;第三，作为外来宗教的登陆地，具有先发优势。
因此，作为文明边缘地的环南海，更多受到外来文化的滋养，更少受到政治、文化中心的控制，能发展出新的宗教派别和学说，并反向影响文明中心。以华南为例，华南地处陆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汇地，中原文化与印度文化的碰撞地，因此在宗教信仰上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多元性特征。
佛教最先登陆广州，禅宗南派发源于广东，与广东的边缘地位不无关系。唐时岭南还是南蛮之地，华夷杂处，文化落后，通常是罪犯的流放地，也经常是被贬官员的放逐地。但恰恰因其地处政治、文化边缘，中央行政管辖难以抵达，因而管制较少，文化和思想生存空间较大，禅宗南宗才能产生并发扬光大。
另外，儒教在华南传播，朱熹集大成，批判性地吸收佛、道理念，发展程朱理学，这是儒教发展成熟的标志。正如钱穆所指出的:“在全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文化史上，自唐以来一千数百年，广东有六祖，福建有朱子，几乎掌其枢纽，汇为主流;其影响力之大，其他各地区，缘莫与伦比。”
基督教最先登陆华南，带来西学，华南成为西学东渐的策源地，得风气之先，成为近代中国的引领者。再以暹罗为例，暹罗处于上座部佛教的边缘，向斯里兰卡这一上座部佛教中心求取真经，延续僧伽传承。当斯里兰卡因战乱导致僧团戒法断传，反而要求助暹罗派遣高僧去传授比丘戒，才能复兴斯里兰卡的僧伽系统。
这种反向输出，表明边缘对中心的重要性。近代时期，因为斯里兰卡沦为殖民地，而暹罗是唯一保持独立的上座部佛教国家，曼谷王朝历代国王致力于护持佛教，使得暹罗取代锡兰，成为上座部佛教的中心。
结语环南海因其碎片化的地理、相对落后的文明、重要的贸易地位，而成为外来制度化宗教的输入地，形成典型的外源型宗教传播模式，与内源型宗教传播模式相比，环南海宗教传播具有自上而下、由点到面、温和、多样、融合包容的特征，这有助于理解环南海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特点。
此外，厘清南海外源型宗教传播模式，也有助于重新审视文明边缘与文明中心的关系:一方面，文明中心输出宗教，维持着“正统”和“中心”地位;另一方面，文明边缘形成小中心，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最终反向影响文明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