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赋》等京都赋题所夸饰的建国经历，在两晋都邑赋中鲜有涉及，便是两晋散体大赋缺乏特定美颂内容的明证。在班固《两都赋》与张衡《二京赋》中，都极陈王朝初基，都城定址应合天人。其中东汉王朝的建立，更是被赋家浓墨重彩地吹嘘。
两晋建国的不光彩方式，使都邑大赋中的这一内容消失。两汉君臣取得的辉煌业绩，为两晋的君臣望尘莫及。西晋创基立本的手段并不光彩，对西晋建立以后的君臣心态，显然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在皇权上，表现为帝王无法公开宣扬他们顺天承“统”的合理性，甚至难以启齿。西晋建立以后对孝道的大力宏扬，而不公开提倡“忠”的伦常价值，显然是在有意回避这段不光彩的历史。统治者可以杀伐任意，使文士保持沉默，但高压与恐怖却无法获得赋家发自内心的认同，奏赋以颂的创作动机更是无从谈起。
贾充弒高贵乡公曹髦事一度造成了“内外喧哗”场面，以至侍中陈泰竟然提出“唯杀贾充以谢天下”的建议，用以平复人们心里的不满。随着西晋短暂的安宁去而不返，到了东晋时代，人们则不再避讳直接描绘这一不光彩的事件。“掩面覆床”，完全可以想见当年篡弑违背礼制的程度。
这种不光彩的立国方式，士人需要一段时间来认同“继统”的合法性。而从动荡纷争走向统一，那些原本处于敌对政权的士人同样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蚀故国之思，方能认同新的王朝。
西晋的开国远不如两汉之君于“马上取天下”的方式更容易让人认同。汉高祖刘邦虽多流氓习气，但其建国比西晋篡取曹氏显然要光采得多。否则不至身为帝胄而全然不知发家历史。得之不以其道，则这一本来可资颂美的“帝功”势必在散体大赋中消失。
两晋国力衰弱，疲于动荡，帝王自然也不可能有心思和能力组织起像汉代那种场面壮观的畋猎活动。赋家直接参与的情形更是不多。故而两晋时期蒐狩题材，全然辱没散体大赋的恢宏气度，胶着于兔雉鹰隼等细微之物，了无气象。所谓“蒐狩”，大多无关奢泰，仅是表现个人的逸乐享受。
既非“劝而不止”之事，赋家也不需“作赋以颂”或“作赋以讽”。皇权的衰落，无遐扬宣扬“一统”的天人学问。言语词臣以大赋美颂帝王决策的天然合理，也不是迫切的需求。
君臣不能相得，赋家多为基层的技术官僚贡职于中央朝廷，或作为宗室诸王，权臣门阀的家臣谋士，缺乏汉代赋家为帝王近臣、邺下赋家的丕、植僚友的优游从容。在国家的层面上，物产疆域、宫室器用、武备制度都随着八王之乱、永嘉之乱而丧失大国的气象，促使京殿苑猎等大赋题材普遍衰落。
缺乏帝功、无事可颂，是政治环境对两晋大赋衰落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仅有郭璞《江赋》、木华《海赋》在描写对象上有所开拓，不失大赋铺陈的特征，然其矜夸则无关西晋帝王的事功。两晋时代缺乏散体大赋资为美颂的事功内容，赋家也不热衷于对政治的美颂。
西晋初期的短暂稳，但士人仍多观望。转变情感，从而实现对新王朝的认同并非朝夕所能。没有清明政治、强盛国力为基础，认同便无从谈起。权臣争斗、宗室屠戮，使赋家的生存环境恶劣，不少赋家直接成为政治纷争的牺牲品。时世的促迫使赋家普遍缺乏开阔的心胸。
东晋虽郭璞“述川渎之美”，但多陈水物而已，还达不到“包括宇宙，总揽人物”的汉人气度。要之，两晋从建立直至灭亡，它从来就没有实现真正的强大，赋家没有大国臣民的自豪。又以战乱频仍，南渡之际文士也多因卷入政治角逐而几伤亡殆尽。凡此际会，共同造成两晋大赋创作的衰落。
朝廷无可颂之事，赋家无美颂意愿，乃至文坛无能赋之人。无论西晋还是东晋，都不曾让赋家产生大国臣民的自豪意绪。赋家无美颂政治的强烈愿望，则在赋题的选择上偏离体国经野的宏大领域，即取大题，亦多名实不符，内容大多未能呈现出散体大赋应有的气象。
相对汉魏而言，两晋赋的题材选择发生了重大变化。马积高先生将曹魏及西晋赋放在一起讨论，认为该段赋“向着体物方向延伸”及“向着人情世态深入”。
毫无疑问，“体物”乃是魏晋赋题材选择最突出的特征，而批判人情世态的赋作品，主要产生于魏晋之际，两晋时期深刻表现人情事态的作品并不多。花果、草木、鳞介、鸟兽、器用等细微物什成为赋家热衷体察的对象。
在对这些事物的体察中，两晋赋家似乎不太关心它们的功用，而是更在意他们的色彩、质地、形状等“本然”的特征。在对事物的体察描摹中发现对象“自然”的特质，体悟到物我处境的相似，是两晋赋“体物”最突出的特点。咏物赋的兴盛，本身即已表明赋家远离政治主题的明显倾向。
对社会政治漠不关心，与玄学价值主张的内向转化密切关联。骚体赋急剧减少，强烈的“骚怨”普遍衰落，可以看到老、庄“自然”之道对士人的影响并非仅停留在阔谈义理，已然深入影响到赋家精神格局。
特别是《庄子》调适自我精神困境的主张被赋家普遍接受，便不再有汉代赋家经学浸润下形成的进取精神。没有参与政治的热情，也就没有因“入仕”志向的阻滞而产生的强烈“不遇”。《离骚》确立的“士不遇”情感表达的模式，被两汉赋家普遍运用。屈原“高阳苗裔”的尊贵身份，汉代赋家大多望尘莫及。
但于忠直履道而不容于世俗的愤慨则多有共鸣。不得不说，从屈原《离骚》到汉代骚体赋一脉相承的“士不遇”情感，关涉的乃是赋家积极入仕的精神、建功立业的渴望。入世品格体现的当然是儒家士人外向型的担当精神。
汉代骚体赋沿用屈原《离骚》的模式抒写情志理想，体现的也是赋家外向性的价值关怀。玄学浸润，使两晋时期骚体赋普遍衰落，庄子调适自我以至“逍遥”的主张，则成为两晋赋家的思想基石。
赋家的学识素养。玄学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是士人群体学术兴趣整体转移的结果，而其兴盛又进一步造成士人的学术兴趣从儒家经典转向老、庄之学。士人学术兴趣的生成既受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同时又遵循着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汉代经学的一尊地位提供了通经入仕途径，使士人热衷于对经学的研习。
魏武治国以法术相御，对人才的甄择标准不同于儒家伦常的标尺。曹魏的情形在两晋并未改善。曹氏父子在对国家的治理中没有将经学的价值体系作为官方唯一的意识形态。
无论是曹操对“贤才”“逸才”的认定还是曹丕的“通达”，都在统治的层面背弃儒家经学的价值主张。天下“贵刑名”“贱守节”的行为，与汉代士人皓首穷经的行为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上行下效。
曹魏时期经学统治地位的丧失，已经导致研习儒家经典的人员大量流失。从傅玄的上疏中可以看到，西晋初期的情形仍然如此。《举清远疏》也说明晋初晋对士人的选择任用与经学关系不大。而武帝虽报准其疏，但也未采取重建经学地位的有效措施。
经学的独尊地位在两晋崩溃，儒家经义的价值体系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从帝王到庶众，都表现出对经学伦常的背离。西晋立国与曹魏相似，都不光彩。不符经学“忠”的要求。
汉代建国风起云涌的征战驰逐，远比魏晋光彩得多。汉景帝时辕固生与黄生论商汤、周武，仍不免陷入“汤武革命”与“汤武弑君”的两难境地。统治层面不能对经学进行有效的引导，士人不好经术就不足为奇。
两晋经学地位的衰落受到晋朝发家历史的影响。卫绍生先生指出，两晋时期的君王也需要以儒家伦常来建立统治秩序，但统治者又对违悖礼法伦常的行为格外宽容，故而“政失准的”。两晋君主对越礼之士的宽容，并非缘于帝王的博大胸襟，也不全是宽容名士以为朝庭门面的装饰。
从开国之君的发迹历史到守成之主的操行，相对于名士对经义伦常的悖弃有过之而无不及。律己不严，自能待人以宽。宽容的态度只是表明，在两晋君王的眼里，对儒家伦常是否遵守已然不是问题，现实的享乐更加重要。
结语
政治统治层面对经学的废弃，士人便不再对经学有浓厚兴趣。士人的学术必将从经学的繁琐中转移到更为轻松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