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大禹传说为中心的巴蜀古史研究，除了受“古史辨”方法影响外，也受到“古史新证”研究路径的影响。
王国维早在《古史新证》中对当时的疑古思潮有所批评，他认为古书中的古史史料都可以视作对古史的不同程度的反映，为了证实古史，则需要开阔视野，以“地下之材料”补证“纸上之材料”：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
疑古史家主观上给古史史料进行层累的排队，并对时代愈久远的古史史料加以怀疑、否定。这在王国维看来，他们对于古史传说与史料的处理并不够客观，疑古立论的根据即主观的层累原则亦值得怀疑。事实上，“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非绝无根据也”，故而绝不能轻易否定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
王国维将上古传说中的史实“素地”考辨出来，王氏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地下之材料”是“古史新证”之“新”的本质，其能成为“新”方法在于其能用不断扩充之史料去论证历史问题。
也就是说，“二重证据法”的精核并非限于“甲骨文字”与“金文”两类，而在于不断地开拓史料范围。因此，自“二重证据法”提出之后，古史研究便有了不断扩充史料的研究法门。
徐中舒于１９２５年在清华国学院师从王国维，深刻地认识到其师所倡导的以“二重证据法”去作“古史新证”的精髓。１９４１年，徐中舒在《古代四川之文化》中即说： 至常书（今《华阳国志》———引者注）所称蜀之先世世次甚详，必有所受。
石棺石筍，并为先代史迹。为旧都所在，《汉书·地理志》蜀郡蚕陵县，明为蚕丛陵寝之地。凡此亦不能一例视为凿空之谈。即杜宇五丁之传说，充满神话色彩，此自民间传说真相，亦不能虚构。
![]()
是知秦汉以前之蜀，自有其悠远之历史，其文化亦必有可观者矣。据此可知，徐中舒首先认为传世文献中的巴蜀古史的传说材料都有其历史渊源，其中包含不少史实的素地。
为了进一步挖掘巴蜀古史传说中的史实要素，徐中舒承袭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精要，只是限于当时巴蜀之地的考古发掘活动尚不规范，故其暂舍“地下材料”而去开拓了“川边民族”材料，以论证巴蜀古史的史实。
徐中舒说：至于川边民族，自秦汉以迄于今，尚有保存其原始住地及状况者。此等民族之文化，于古代四川必有深厚之影响。且川中民物风习及交过状况，今尚有沿习甚古者。凡此均足资为旁证。
徐中舒重视用川边民族材料去研究巴蜀古史的方法，与当时学界普遍关注并利用早期羌族调查材料中的大禹传说线索去论证巴蜀古史问题，实暗通心曲。川边民族的史料以前较少被学界重视，如川北羌民中流传的大禹传说即极少为人所熟知，故其史料价值更显得珍贵。
![]()
黄氏的观点，概括地说，就是蜀中的大禹治水传说于周末自关中秦人传入四川后，它又分化为鳖令（开明）治水和冰夷（李冰）治水之说，其中“禹”、“鳖令”、“冰”都是音转相同。
在黄氏的论证中，他把蜀中流传的大禹治水传说与蜀中其他治水传说看成是一个传说。这一论证看似很好地解决了开明、李冰治水传说虽晚于大禹治水却没有层累地成为古蜀水利工程的始源的内在矛盾。
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大的疑惑：若开明、李冰都是大禹，那么如何弥合《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明确记载的开明为蜀王、李冰为秦灭蜀之后的蜀守之迥异？笔者以为黄氏立论的背后是将巴蜀古史置于中原古史体系之下，实质上是对秦灭巴蜀之前的巴蜀古史没有予以理性体察。
这里可以引用黄芝冈的一段文字为证：“导江、别沱和凿玉垒（离堆）的人是李冰，是开明还是大禹，在秦以前，中原人是无从说明的。那时的中原人只知道有一个‘开国茫然’的蜀，到周慎王五年，张仪，司马错等定蜀，中原人才第一次和蜀中的山川形势（岷山、沱江、离堆等）相见……”
依这段文字论，黄氏认为，秦灭蜀以前是一个“开国茫然”的蜀，《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所记载的古蜀史事乃是秦灭蜀以后依附于中原古史传说而逐渐形成的记述。
![]()
事实上，这种将古蜀史事全盘编入中原古史知识谱系之下的大胆做法，与胡适、顾颉刚所倡导的“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系统的异同状况”的“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
由此可见，程、黄二氏对古蜀与中原的洪水传说比较研究尚存明显不足，他们力图去弥补顾颉刚论证中的缺憾，却反而将自身的论证置于更大的可疑之中，实不可取。此外，程仰之还提出蜀中流传的大禹治水传说的时代可能晚至西汉，这显然是为了修正顾颉刚认为大禹治水传说在战国时传入蜀地的观点。
因为若蜀中大禹治水传说兴起于西汉，那么根据层累的原则，它自然就会演绎成时代最久远的传说（即顾颉刚所谓“蜀中水利工程之开始”）。也就是说，以此立论，则更加切合“古史辨”的方法与原则。
可留意的是，冯汉骥对“禹兴西羌”的研究，亦可能受到此一思路的影响： 细考禹生石纽说之起，实原于“禹兴于西羌”一语。按最早之作此说者，莫过于陆贾与司马迁：陆贾《新语·术事篇》：“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故圣贤与道合”。
《史记·六国年表》序：“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毫（亳），周之王也以丰镐。”冯汉骥还认为，“禹生石纽”是在“禹兴西羌”基础上附会而成，“其后（汉）武帝开冉駹置汶山郡，羌人每来蜀为佣，蜀人对于汶山郡之羌人，知之渐稔，禹既有兴于西羌之说，而汶川有羌人，禹即可生于汶山郡了”。
![]()
冯汉骥的意思是汉初始有“禹兴西羌”传说，等到汉武帝时才衍生出“禹生石纽”传说。据此可以推知，冯汉骥也把蜀地大禹治水传说的兴起时代置于西汉时期。若是，冯汉骥的论证修正了顾颉刚认为战国时期大禹治水传说传入蜀地的说法。
这样一来，蜀中流传的大禹诸多传说事迹，是西汉时被人层累地加到蜀地旧有古史之上，从而形成的一个新的巴蜀古史系统。这样的论证逻辑，既避免了将巴蜀原有古史系统混同于中原古史，又严密地符合古史辨层累的原则。
冯汉骥立论的重要支点，是大禹传说兴起于西汉时期。然而，这一点并非牢不可破。事实上，“禹兴于西羌”之说，能够在西汉得到陆贾和司马迁等学者的认可，足见其流传渊源有自。
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皇甫谧说“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恐非虚造之辞。再联系《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可知孟子对于上古圣王的记述早已有之，故而皇甫谧所云“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一条，虽不见于今本《孟子》一书，亦可视作是《孟子》一书的佚文。
孟子所云“西夷”，即指西羌，不惟传世文献多有记载，而且与当时羌民的民族调查知识多有吻合。因此，笼统地将古蜀流传的大禹传说时代划在西汉时期，实难令人信从。
![]()
综上而言，“疑古”思潮视野下的巴蜀地区大禹传说研究，主要论点是：或主张大禹治水传说是战国时期自关中流入巴蜀，然后才演化为巴蜀治水之源；或认为蜀地诸治水传说都是从大禹治水衍化而来，时代或启于秦灭巴蜀之时或晚至西汉。
据此，“疑古”思潮影响下的学者，多认为巴蜀古史多是虚构的传说，秦灭巴蜀以前，巴蜀古史的历史记载可信度很低。顾颉刚便说“那些古代巴蜀史事的记载可信的实在太有限了。……至于真的历史的事实，则只有蚕丛等为蜀王，巴与楚有国际关系的两点而已。
扫除尘雾，露出本相，原来不过如此。”顾氏的话有两层涵义：其一，秦灭巴蜀以前古蜀与中原没有关系；其二，巴蜀古史传说多是在秦汉大一统思想影响下附会上中原古史。这两点认识引导了当时学者对秦汉以前巴蜀古史多持不足凭信的态度，对言及秦汉以前的巴蜀历史与文化犹显讳莫如深。
如缪凤林就直言：“历史上对于巴蜀文化的记载，始于汉人，近世发现的巴蜀文物，我所见所知的，亦以汉代者为多，我不能凭空恣论汉前的巴蜀文化，我只能据汉代的记载和遗物，对于古代的巴蜀文化作一个合理的推测。”这一派学者对于新出现的川北羌民中的大禹传说材料显然也会持怀疑的态度，他们对巴蜀古史的总体认可度较低。
通过前文辨析可知，无论是按照古史层累原则，抑或是对相关文献史料的仔细辨析，都会发现他们的观点都有难以自洽之处。究其原因，乃是受疑古思潮影响的研究者对巴蜀悠远的古史认识远不足够。
![]()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大禹传说为中心的巴蜀古史研究，除了受“古史辨”方法影响外，也受到“古史新证”研究路径的影响。
王国维早在《古史新证》中对当时的疑古思潮有所批评，他认为古书中的古史史料都可以视作对古史的不同程度的反映，为了证实古史，则需要开阔视野，以“地下之材料”补证“纸上之材料”：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疑古史家主观上给古史史料进行层累的排队，并对时代愈久远的古史史料加以怀疑、否定。这在王国维看来，他们对于古史传说与史料的处理并不够客观，疑古立论的根据即主观的层累原则亦值得怀疑。事实上，“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非绝无根据也”，故而绝不能轻易否定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
王国维将上古传说中的史实“素地”考辨出来，王氏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地下之材料”是“古史新证”之“新”的本质，其能成为“新”方法在于其能用不断扩充之史料去论证历史问题。
也就是说，“二重证据法”的精核并非限于“甲骨文字”与“金文”两类，而在于不断地开拓史料范围。因此，自“二重证据法”提出之后，古史研究便有了不断扩充史料的研究法门。
徐中舒于１９２５年在清华国学院师从王国维，深刻地认识到其师所倡导的以“二重证据法”去作“古史新证”的精髓。１９４１年，徐中舒在《古代四川之文化》中即说： 至常书（今《华阳国志》———引者注）所称蜀之先世世次甚详，必有所受。
石棺石筍，并为先代史迹。为旧都所在，《汉书·地理志》蜀郡蚕陵县，明为蚕丛陵寝之地。凡此亦不能一例视为凿空之谈。即杜宇五丁之传说，充满神话色彩，此自民间传说真相，亦不能虚构。
是知秦汉以前之蜀，自有其悠远之历史，其文化亦必有可观者矣。据此可知，徐中舒首先认为传世文献中的巴蜀古史的传说材料都有其历史渊源，其中包含不少史实的素地。
为了进一步挖掘巴蜀古史传说中的史实要素，徐中舒承袭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精要，只是限于当时巴蜀之地的考古发掘活动尚不规范，故其暂舍“地下材料”而去开拓了“川边民族”材料，以论证巴蜀古史的史实。
徐中舒说：至于川边民族，自秦汉以迄于今，尚有保存其原始住地及状况者。此等民族之文化，于古代四川必有深厚之影响。且川中民物风习及交过状况，今尚有沿习甚古者。凡此均足资为旁证。
徐中舒重视用川边民族材料去研究巴蜀古史的方法，与当时学界普遍关注并利用早期羌族调查材料中的大禹传说线索去论证巴蜀古史问题，实暗通心曲。川边民族的史料以前较少被学界重视，如川北羌民中流传的大禹传说即极少为人所熟知，故其史料价值更显得珍贵。
黄氏的观点，概括地说，就是蜀中的大禹治水传说于周末自关中秦人传入四川后，它又分化为鳖令（开明）治水和冰夷（李冰）治水之说，其中“禹”、“鳖令”、“冰”都是音转相同。
在黄氏的论证中，他把蜀中流传的大禹治水传说与蜀中其他治水传说看成是一个传说。这一论证看似很好地解决了开明、李冰治水传说虽晚于大禹治水却没有层累地成为古蜀水利工程的始源的内在矛盾。
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大的疑惑：若开明、李冰都是大禹，那么如何弥合《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明确记载的开明为蜀王、李冰为秦灭蜀之后的蜀守之迥异？笔者以为黄氏立论的背后是将巴蜀古史置于中原古史体系之下，实质上是对秦灭巴蜀之前的巴蜀古史没有予以理性体察。
这里可以引用黄芝冈的一段文字为证：“导江、别沱和凿玉垒（离堆）的人是李冰，是开明还是大禹，在秦以前，中原人是无从说明的。那时的中原人只知道有一个‘开国茫然’的蜀，到周慎王五年，张仪，司马错等定蜀，中原人才第一次和蜀中的山川形势（岷山、沱江、离堆等）相见……”
依这段文字论，黄氏认为，秦灭蜀以前是一个“开国茫然”的蜀，《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所记载的古蜀史事乃是秦灭蜀以后依附于中原古史传说而逐渐形成的记述。
事实上，这种将古蜀史事全盘编入中原古史知识谱系之下的大胆做法，与胡适、顾颉刚所倡导的“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系统的异同状况”的“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
由此可见，程、黄二氏对古蜀与中原的洪水传说比较研究尚存明显不足，他们力图去弥补顾颉刚论证中的缺憾，却反而将自身的论证置于更大的可疑之中，实不可取。此外，程仰之还提出蜀中流传的大禹治水传说的时代可能晚至西汉，这显然是为了修正顾颉刚认为大禹治水传说在战国时传入蜀地的观点。
因为若蜀中大禹治水传说兴起于西汉，那么根据层累的原则，它自然就会演绎成时代最久远的传说（即顾颉刚所谓“蜀中水利工程之开始”）。也就是说，以此立论，则更加切合“古史辨”的方法与原则。
可留意的是，冯汉骥对“禹兴西羌”的研究，亦可能受到此一思路的影响： 细考禹生石纽说之起，实原于“禹兴于西羌”一语。按最早之作此说者，莫过于陆贾与司马迁：陆贾《新语·术事篇》：“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故圣贤与道合”。
《史记·六国年表》序：“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毫（亳），周之王也以丰镐。”冯汉骥还认为，“禹生石纽”是在“禹兴西羌”基础上附会而成，“其后（汉）武帝开冉駹置汶山郡，羌人每来蜀为佣，蜀人对于汶山郡之羌人，知之渐稔，禹既有兴于西羌之说，而汶川有羌人，禹即可生于汶山郡了”。
冯汉骥的意思是汉初始有“禹兴西羌”传说，等到汉武帝时才衍生出“禹生石纽”传说。据此可以推知，冯汉骥也把蜀地大禹治水传说的兴起时代置于西汉时期。若是，冯汉骥的论证修正了顾颉刚认为战国时期大禹治水传说传入蜀地的说法。
这样一来，蜀中流传的大禹诸多传说事迹，是西汉时被人层累地加到蜀地旧有古史之上，从而形成的一个新的巴蜀古史系统。这样的论证逻辑，既避免了将巴蜀原有古史系统混同于中原古史，又严密地符合古史辨层累的原则。
冯汉骥立论的重要支点，是大禹传说兴起于西汉时期。然而，这一点并非牢不可破。事实上，“禹兴于西羌”之说，能够在西汉得到陆贾和司马迁等学者的认可，足见其流传渊源有自。
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皇甫谧说“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恐非虚造之辞。再联系《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可知孟子对于上古圣王的记述早已有之，故而皇甫谧所云“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一条，虽不见于今本《孟子》一书，亦可视作是《孟子》一书的佚文。
孟子所云“西夷”，即指西羌，不惟传世文献多有记载，而且与当时羌民的民族调查知识多有吻合。因此，笼统地将古蜀流传的大禹传说时代划在西汉时期，实难令人信从。
综上而言，“疑古”思潮视野下的巴蜀地区大禹传说研究，主要论点是：或主张大禹治水传说是战国时期自关中流入巴蜀，然后才演化为巴蜀治水之源；或认为蜀地诸治水传说都是从大禹治水衍化而来，时代或启于秦灭巴蜀之时或晚至西汉。
据此，“疑古”思潮影响下的学者，多认为巴蜀古史多是虚构的传说，秦灭巴蜀以前，巴蜀古史的历史记载可信度很低。顾颉刚便说“那些古代巴蜀史事的记载可信的实在太有限了。……至于真的历史的事实，则只有蚕丛等为蜀王，巴与楚有国际关系的两点而已。
扫除尘雾，露出本相，原来不过如此。”顾氏的话有两层涵义：其一，秦灭巴蜀以前古蜀与中原没有关系；其二，巴蜀古史传说多是在秦汉大一统思想影响下附会上中原古史。这两点认识引导了当时学者对秦汉以前巴蜀古史多持不足凭信的态度，对言及秦汉以前的巴蜀历史与文化犹显讳莫如深。
如缪凤林就直言：“历史上对于巴蜀文化的记载，始于汉人，近世发现的巴蜀文物，我所见所知的，亦以汉代者为多，我不能凭空恣论汉前的巴蜀文化，我只能据汉代的记载和遗物，对于古代的巴蜀文化作一个合理的推测。”这一派学者对于新出现的川北羌民中的大禹传说材料显然也会持怀疑的态度，他们对巴蜀古史的总体认可度较低。
通过前文辨析可知，无论是按照古史层累原则，抑或是对相关文献史料的仔细辨析，都会发现他们的观点都有难以自洽之处。究其原因，乃是受疑古思潮影响的研究者对巴蜀悠远的古史认识远不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