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战国时司马错说：“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唐代李白有诗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历来人们对于巴蜀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相当有限，直到晚近随着学界对大禹、巴蜀古史等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笼罩在巴蜀古史之上的迷雾方渐散去。
“巴蜀古史”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其渊薮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１９３４年，旅居日本的郭沫若，根据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林名均在广汉考古发掘的玉石器材料，提出古代西蜀与中原、华北文化有联系的观点。自此学界对于巴蜀古史的研究开始注重考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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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月刊》１９４１年第３卷第４期和１９４２年第３卷第７期均编有“巴蜀文化专号”，学者卫聚贤、商承祚对巴蜀青铜器以及林名均、郑德坤等对巴蜀玉石器都作过讨论。此一时期，以卫聚贤的《巴蜀文化》一文为代表援用了近代考古学方法，这对后来的巴蜀文化研究影响深远。
还应注意的是，卫聚贤将“巴蜀古史”作为巴蜀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加以提出，并具体地将巴蜀古史分为传说的和可信的历史两部分。他的这一认识与当时古史研究思潮密切相关。在“疑古”与“释古新证”的背景下，重建巴蜀古史所要解决的首个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古代巴蜀流传的大禹传说。
犹有意味的是，庄学本在川西北地区进行了早期民族调查，将羌民中流传的大禹传说材料向学界予以推介，令巴蜀古史和大禹传说的研究耳目一新，开启了学界援引民族学调查资料研究巴蜀文化的风气。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巴蜀古史研究的兴起，与抗战内迁的文化学者们关注到川边民族调查活动有密切关系。彼时从事川边民族调查的学者及其著述，在抗战时期的成都、重庆学界得到普遍而热情的关注。
如庄学本对川边羌族、夷族的调查摄影，就得到当时著名学者如丁文江、任乃强、胡鉴民、曾家梧、顾颉刚、徐益棠、冯汉骥、江应樑、韩儒林、陈志良和葛维汉等人的支持与关注。特别是庄学本把川北羌民的民族学调查资料整理成《羌戎考察记》一书向学界作了推介，使得学界对于羌民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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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羌戎考察记》一书《弁言》中说：现在图上对于四川的西北部，甘肃的西南部，青海的南部，西康的北部，还是一块白地。民族学的研究者，关于这个地带所得到的报告也是奇缺，我为了这样大的使命更应该进去一探。
由庄氏的介绍可知，《羌戎考察记》一书的最大价值在于首次以民族学调查报告的形式向学界介绍川北羌民的情况。此外，陈志良给《羌戎考察记》一书作“序”，亦提及该书在民族、历史、地理、宗教、风俗、考古等方面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庄学本与陈志良的学术交往过程中，庄氏还以实地考察所得的包括羌民的传说和方志资料启发了陈氏对“禹生石纽”问题的新研究。
陈志良在《禹生石纽考》中写道：笔者对于这项资材之获得，不得不感谢从川西考察归来的至友庄学本君（即《羌戎考察记》之作者），他非但给了我这个问题的启示，又供给了我许多不容易得到的志书作为参考———如灌县、汶川、茂县、理番、松潘等县的县志，而本文取材最多的要算李锡书的《汶志纪略》。
陈志良批评了以往学界在研究大禹问题时所依据的材料并不充分的问题，提出要更加重视和利用羌民的传说材料。他认为，庄学本的《羌》书，“实为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地理学界之大好园地、珍贵资源”。
此外，陈志良还依据川北羌民“民族志”资料对“禹生石纽”问题进行了考辨，从而引起学界对大禹传说与巴蜀古史问题的普遍关注。当时学界已明显地感到川北羌民所流传的大禹传说的可信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原古史中大禹传说是否可信。在新的民族调查知识背景下，重新审视大禹传说问题，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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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川边地区的民族调查知识和地方志书史料，拓宽了学界研究相关问题的视野，客观上促成了学界对川边民族历史与巴蜀古史问题的重视。由川北羌民大禹传说引起的巴蜀古史研究，本身也属于古史研究的范畴，自然会受到当时古史研究思潮的影响。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古史学界就兴起了“疑古”与“古史新证”的思潮，前者以“古史辨”为宗，后者以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即“二重证据法”为精核。“疑古”与“新证”两大思潮深刻地影响着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关于大禹传说的新研究。
１９４１年，陈志良就曾说：“五四运动而后的我国学术界，最大的收获是古史，而古史中争辩最烈者当首推‘夏禹问题’，真理愈辩而愈明，虽是文献贫乏的夏史，经二十年来多数学者努力的结果，真相逐渐明白，多数的假定已经构成，结论之获得，则尚须时日。”其中所言五四运动后古史学界争辩最激烈的“夏禹问题”，应是指“古史辨”与“古史新证”两派对这一问题的论争。
“古史辨派”可举顾颉刚为代表。顾颉刚以大禹传说为切入口，贯彻其层累的古史观，并将古书中禹、夏的历史一并加以否定。顾颉刚的这一做法，在当时即遭到刘掞藜、胡堇人等人的质疑。
刘掞藜指出：“‘禹’是治水敷土，建功立业，铸鼎象物这么一个伟人，流传下来纵有附会，断不至于绝无其人。如果在《诗经》里毫不带有神秘意味底‘禹’尚不信有其人，则‘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底‘商’和‘履帝武敏歆’而生的‘后稷’更不足信有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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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堇人则更直接指出了顾颉刚对战国以前经传和诸子书中记载的“禹”材料以及“岣嵝碑”等实物材料都给予漠视的问题。此外，１９２５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授课，始以《古史新证》为讲义，１９２７年又以同名文章发表于《国学月报》上。
他在该文中对“疑古”史家将“尧舜禹”人物加以怀疑、否定的做法表示不满：“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明确指出了疑古史家研究的弊病，即由古书的辨伪而上升到对古书中古史史料的否定。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古史学者在讨论大禹问题时，所依据材料多是传统文献材料，主要是《诗经》、《尚书》、《论语》及诸子著作。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随着川边民族调查资料的面世，让学界开始接触到许多刚发现的新史料，如羌族传说中涉及大禹的材料，就为大禹的研究注入了新元素。
４０年代，古史学者对大禹问题的研究，自然也会根据新材料而对前期研究的方法和观点进行检视与调整。巴蜀地区大禹传说的新发现，亦会稍带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引入学界，即如果川边民族材料中的大禹传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史实，那么巴蜀古史的面貌自然不再是茫然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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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当时学界围绕着川北羌民大禹传说问题作论争，亦尝试着对巴蜀古史的基本认识作进一步清理。
“疑古”思潮视野下的大禹传说。研究析论“疑古”思潮的代表“古史辨派”学者多认为，古代四川地区流传的大禹传说，是由后人附会而成，并不代表历史事实。
１９４１年，顾颉刚在《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一文中首次将大禹治水传说与蜀中流传的其他治水传说进行类比，认为蜀中的大禹传说乃是战国时期从中原地区传入的；蜀中的水利历史悠久，自大禹传说流入后，大禹治水层累地成为蜀人治水之始源。
那么为何这些“时代愈后”的蜀中治水传说却没有成为蜀中水利工程的始源呢？此中隐含了顾颉刚简单地将“层累说”移植于古蜀史传的研究难免有自相矛盾之处。
战国时司马错说：“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唐代李白有诗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历来人们对于巴蜀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相当有限，直到晚近随着学界对大禹、巴蜀古史等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笼罩在巴蜀古史之上的迷雾方渐散去。
“巴蜀古史”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其渊薮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１９３４年，旅居日本的郭沫若，根据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林名均在广汉考古发掘的玉石器材料，提出古代西蜀与中原、华北文化有联系的观点。自此学界对于巴蜀古史的研究开始注重考古材料。
《说文月刊》１９４１年第３卷第４期和１９４２年第３卷第７期均编有“巴蜀文化专号”，学者卫聚贤、商承祚对巴蜀青铜器以及林名均、郑德坤等对巴蜀玉石器都作过讨论。此一时期，以卫聚贤的《巴蜀文化》一文为代表援用了近代考古学方法，这对后来的巴蜀文化研究影响深远。
还应注意的是，卫聚贤将“巴蜀古史”作为巴蜀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加以提出，并具体地将巴蜀古史分为传说的和可信的历史两部分。他的这一认识与当时古史研究思潮密切相关。在“疑古”与“释古新证”的背景下，重建巴蜀古史所要解决的首个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古代巴蜀流传的大禹传说。
犹有意味的是，庄学本在川西北地区进行了早期民族调查，将羌民中流传的大禹传说材料向学界予以推介，令巴蜀古史和大禹传说的研究耳目一新，开启了学界援引民族学调查资料研究巴蜀文化的风气。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巴蜀古史研究的兴起，与抗战内迁的文化学者们关注到川边民族调查活动有密切关系。彼时从事川边民族调查的学者及其著述，在抗战时期的成都、重庆学界得到普遍而热情的关注。
如庄学本对川边羌族、夷族的调查摄影，就得到当时著名学者如丁文江、任乃强、胡鉴民、曾家梧、顾颉刚、徐益棠、冯汉骥、江应樑、韩儒林、陈志良和葛维汉等人的支持与关注。特别是庄学本把川北羌民的民族学调查资料整理成《羌戎考察记》一书向学界作了推介，使得学界对于羌民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他在《羌戎考察记》一书《弁言》中说：现在图上对于四川的西北部，甘肃的西南部，青海的南部，西康的北部，还是一块白地。民族学的研究者，关于这个地带所得到的报告也是奇缺，我为了这样大的使命更应该进去一探。
由庄氏的介绍可知，《羌戎考察记》一书的最大价值在于首次以民族学调查报告的形式向学界介绍川北羌民的情况。此外，陈志良给《羌戎考察记》一书作“序”，亦提及该书在民族、历史、地理、宗教、风俗、考古等方面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庄学本与陈志良的学术交往过程中，庄氏还以实地考察所得的包括羌民的传说和方志资料启发了陈氏对“禹生石纽”问题的新研究。
陈志良在《禹生石纽考》中写道：笔者对于这项资材之获得，不得不感谢从川西考察归来的至友庄学本君（即《羌戎考察记》之作者），他非但给了我这个问题的启示，又供给了我许多不容易得到的志书作为参考———如灌县、汶川、茂县、理番、松潘等县的县志，而本文取材最多的要算李锡书的《汶志纪略》。
陈志良批评了以往学界在研究大禹问题时所依据的材料并不充分的问题，提出要更加重视和利用羌民的传说材料。他认为，庄学本的《羌》书，“实为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地理学界之大好园地、珍贵资源”。
此外，陈志良还依据川北羌民“民族志”资料对“禹生石纽”问题进行了考辨，从而引起学界对大禹传说与巴蜀古史问题的普遍关注。当时学界已明显地感到川北羌民所流传的大禹传说的可信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原古史中大禹传说是否可信。在新的民族调查知识背景下，重新审视大禹传说问题，显得尤为必要。
易言之，川边地区的民族调查知识和地方志书史料，拓宽了学界研究相关问题的视野，客观上促成了学界对川边民族历史与巴蜀古史问题的重视。由川北羌民大禹传说引起的巴蜀古史研究，本身也属于古史研究的范畴，自然会受到当时古史研究思潮的影响。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古史学界就兴起了“疑古”与“古史新证”的思潮，前者以“古史辨”为宗，后者以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即“二重证据法”为精核。“疑古”与“新证”两大思潮深刻地影响着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关于大禹传说的新研究。
１９４１年，陈志良就曾说：“五四运动而后的我国学术界，最大的收获是古史，而古史中争辩最烈者当首推‘夏禹问题’，真理愈辩而愈明，虽是文献贫乏的夏史，经二十年来多数学者努力的结果，真相逐渐明白，多数的假定已经构成，结论之获得，则尚须时日。”其中所言五四运动后古史学界争辩最激烈的“夏禹问题”，应是指“古史辨”与“古史新证”两派对这一问题的论争。
“古史辨派”可举顾颉刚为代表。顾颉刚以大禹传说为切入口，贯彻其层累的古史观，并将古书中禹、夏的历史一并加以否定。顾颉刚的这一做法，在当时即遭到刘掞藜、胡堇人等人的质疑。
刘掞藜指出：“‘禹’是治水敷土，建功立业，铸鼎象物这么一个伟人，流传下来纵有附会，断不至于绝无其人。如果在《诗经》里毫不带有神秘意味底‘禹’尚不信有其人，则‘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底‘商’和‘履帝武敏歆’而生的‘后稷’更不足信有其人了。”
胡堇人则更直接指出了顾颉刚对战国以前经传和诸子书中记载的“禹”材料以及“岣嵝碑”等实物材料都给予漠视的问题。此外，１９２５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授课，始以《古史新证》为讲义，１９２７年又以同名文章发表于《国学月报》上。
他在该文中对“疑古”史家将“尧舜禹”人物加以怀疑、否定的做法表示不满：“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明确指出了疑古史家研究的弊病，即由古书的辨伪而上升到对古书中古史史料的否定。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古史学者在讨论大禹问题时，所依据材料多是传统文献材料，主要是《诗经》、《尚书》、《论语》及诸子著作。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随着川边民族调查资料的面世，让学界开始接触到许多刚发现的新史料，如羌族传说中涉及大禹的材料，就为大禹的研究注入了新元素。
４０年代，古史学者对大禹问题的研究，自然也会根据新材料而对前期研究的方法和观点进行检视与调整。巴蜀地区大禹传说的新发现，亦会稍带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引入学界，即如果川边民族材料中的大禹传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史实，那么巴蜀古史的面貌自然不再是茫然不可知。
故而，当时学界围绕着川北羌民大禹传说问题作论争，亦尝试着对巴蜀古史的基本认识作进一步清理。
“疑古”思潮视野下的大禹传说。研究析论“疑古”思潮的代表“古史辨派”学者多认为，古代四川地区流传的大禹传说，是由后人附会而成，并不代表历史事实。
１９４１年，顾颉刚在《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一文中首次将大禹治水传说与蜀中流传的其他治水传说进行类比，认为蜀中的大禹传说乃是战国时期从中原地区传入的；蜀中的水利历史悠久，自大禹传说流入后，大禹治水层累地成为蜀人治水之始源。
那么为何这些“时代愈后”的蜀中治水传说却没有成为蜀中水利工程的始源呢？此中隐含了顾颉刚简单地将“层累说”移植于古蜀史传的研究难免有自相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