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21日，国民党军警将王孝和逮捕，关押在警备大队中进行审讯。在老虎凳上，经过几次昏迷又被多次电刑的王孝和，看着对面凶神恶煞的特务面露微笑。
这场关押审讯长达半年之久，在同年10月1日上午，无计可施的国民党决定将王孝和提审法庭，治罪死刑。
当天上午，王孝和从容不迫地穿着白衬衫，从牢房走向国民党设立的法庭。在法庭之上，数名记者在场报道着国民党处理“叛党共匪”的新闻头条。
王孝和悲愤地走进法庭，高声呼喊着：“特刑庭不讲理！特刑庭乱杀人！”
特刑庭长气急败坏地说到：“不需多说，现在已经判决，立刻执行。”
王孝和先是坚毅地表达了自己的抗议，随后便转身面对广大记者，露出了胸怀坦荡的微笑。
记者们的快门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幕，它不止是一个面对死亡的坦然，更是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革命精神的体现。
1949年11月5日，新中国成立后王孝和一事再被翻出，在上海逸园举行了追悼会。会上王孝和的妻子忻玉英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参加了追悼会，看到丈夫被冠以“烈士”后，忻玉英才真正了解了自己的丈夫。
一场“不了解”的婚姻
在忻玉英7岁时便和王孝和定下了娃娃亲，原本按照乡下习俗，男方应当在女方15岁时就应下聘礼结婚。但是一直到忻玉英18岁时，只等到了一封王孝和拒绝婚姻的信。
在旧社会，娃娃亲被退婚是非常不光彩的，邻里之间一定会认为是妇人家有不检点的地方，加上双方家长都不同意，忻玉英就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了上海找王孝和。
王孝和其实在17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岁便进入到杨树浦发电厂做上了党的秘密工作。拒绝婚约除了对封建婚约的抵制外，更多的是出于这个原因，身处敌区的地下党员不想耽误这个定下娃娃亲的姑娘。
王孝和
在双方家长的安排下，二人终于有了第一次见面。二人见面后的第一印象就是双方有着非常大的差距，王孝和完全就是城里人模样，穿着洋气略显精神；而忻玉英却是与其相反，一副乡下人打扮纯粹朴实。
在见面后，王孝和并不和信中所说一样，直接拒绝了婚约，而是带着忻玉英在上海四处逛了逛。在第一次约会中，王孝和对这位乡下来的姑娘就非常感兴趣，问了她非常多的问题：
“你信不信佛啊？平时喜欢些什么？乡下局势如何呢？”
忻玉英非常不解，这个在大城市中打拼的工人怎么会问出这些问题，忻玉英回答说：“我不信佛，没有什么喜欢的，我在家也就帮助母亲织布，在乡下我也不知道什么形势，但是我知道国民党特别坏！”
王孝和听到她说的“国民党特别坏”后，又再深层次地往下问。可是出生贫寒的忻玉英也说不出什么具体，但是王孝和可以确定的是对国民党并无好感。
在后来的日子里，王孝和多次约她见面，拒绝婚姻的事情貌似也没有了，甚至王孝和还有主动想要结婚的意愿。
王孝和反常的状态，让忻玉英倍感疑惑。曾经在信中严词拒绝婚姻的人，如今却主动要求结婚。忻玉英以为是二人聊的投机改变了王孝和的看法，但是这其中的原因却另有说法。
自从19岁来到发电厂从事地下工作后，王孝和就一直给我党传递出重要信息。
可是在厂里人多眼杂，一直与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联系也容易暴露，除此之外王孝和一直单身一人，这样的情况很容易被国民党特务怀疑。
于是在组织商议后决定，要给王孝和找一个“搭档”。这个搭档要能够协助王孝和的地下工作，还要能解决王孝和单身的问题。
忻玉英
而这样一个人并不好找，既要有强烈的革命意识，还要是一个姑娘。就在王孝和跟组织都在寻找这么一个搭档时，忻玉英就出现在了王孝和的视野中。
他多次与忻玉英约会就是为了摸清她心中的想法，在深入了解后得知，忻玉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没有文化并且想法质朴单纯，虽说没有革命意识但是也有一定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知。
这样看来，选她作为“搭档”是再合适不过了。
后来在组织考察后，王孝和的上级沈鸿春对他说：
“乡下姑娘好，朴实、单纯，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好处，不识字就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这个人合适。”
于是，一场“丈夫了解妻子，而妻子对丈夫一无所知”的婚姻出现了。
不知真相的“搭档”
在婚后，王孝和就一直坚持要在外租房，本来他们可以住在父母的家中，而父母也要求如此。但是王孝和出于地下工作的考虑，还是执意要外出。
他的执念引起了母亲的不满，不准王孝和从家里带家具外出租房，甚至是王孝和的衣服都不能带走。
除此之外，王孝和的母亲还要求他必须要将自己的工资拿出一部分给家里补贴，不然就要到厂里大闹。
所以二人结婚后，生活变得非常拮据。忻玉英从乡下来，没有文化也没有能力，在这里也就很难找到工作。家中的收入就只能由王孝和一人承担，两个人便挤在了一个小房间里。
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屋里吃饭的桌子，都是厂里的同事们出钱凑的，家中除了床和锅炉外，就只有一张桌子和四个凳子。
而忻玉英不知道，就这样一个小房间将成为地下党员的联络站。
一天夜里，王孝和左顾右盼的带着一群人来到家中，王孝和对妻子说：“这些我们厂里的同事，下班来想一起来叙叙旧，屋里较小，只能委屈你先在外面将就一下。”
忻玉英也没有多想，应声后便靠在了屋外的凳子上休息。丈夫进门前又嘱咐了一句：“如果待会儿还有同事来……，你先进来告诉我。”
从那晚以后，那群人便多次在夜里来到二人家中，为了掩人耳目，王孝和还买了一副麻将摆在桌上。这些人一来，王孝和就对妻子说同事们来打麻将叙叙旧。
为此，忻玉英还颇为不满，有一次便质问丈夫：“都是穷人家，你怎么还要搓麻将！”
王孝和微笑着对忻玉英说：
“我们不玩，你到外面去，如果有陌生人来，你就敲三下门。”
忻玉英不解到：“怎么搓麻将还要偷偷摸摸？”
王孝和回答说：“没有，你出去看着，防止有人来抓赌。”
忻玉英虽然嘴里嘟囔着，但是还是拿上小凳子来到楼下的门口坐着。有时候她上去上厕所时，透过窗子他看到丈夫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在打麻将，总是坐着说些什么。
忻玉英本来就疑惑了，但是接下来的事更是让忻玉英摸不着头脑。
第二天一早，王孝和便对忻玉英说：“厂里有材料需要送给别人，我工作繁忙，忙不着去送，要你帮我送过去。”
忻玉英也没有拒绝，对于材料的内容也不过问。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丈夫的条件，这份材料怎么送，送给什么人都是王孝和安排好的。
后来据忻玉英说：
“那时候，隆昌路申家滩一带是有山有坟地的。他告诉我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人拿着锄头锄地的就把东西给他。有时候，是一个人咳嗽吐口痰，就把东西塞给这个人；有时候有个人摸出一块手绢，擦擦鼻子，就把东西给这个人。接头的人各种各样，我都认识但叫不上名字。”
这些接资料的人，大多来忻玉英家里打过“麻将”，虽说脸熟，但是他们的名字她却一无所知。
忻玉英和两个女儿
在工作之余，王孝和也非常关心忻玉英。二人没有一起外出，也没有看过电影，可是两人关系就是很好。
王孝和教妻子写字、写自己的名字、说一些英文，在无意间帮助王孝和从事地下工作的日子里，忻玉英也非常开心。
王孝和在“打完麻将”后还对忻玉英说：
“你在乡下多少苦，我们穷人要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这就等于一根筷子一扭就断，单打独斗是没有用的，国民党就要压迫你，如果是一扎筷子，就不容易断啦。”
忻玉英虽然不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但是对于丈夫的话她一直是深信不疑。
当时楼下的邻居问忻玉英说：“你家王先生是不是共产党啊，怎么每天晚上进进出出这么多人？可吓人哩。”
忻玉英从容地回到到：“不是的，那些都是他的朋友和同学。”
在那个时候忻玉英确实是不知道丈夫到底是在干嘛，不过在解放后忻玉英也说了当时的想法：
“只知道他是好人，不会干坏事。”
黎明前的黑暗
婚后不久，在忻玉英的坚持下，二人还是有了一个女儿。王孝和怕自己被捕，一直坚持不要孩子，他常常对妻子说：“如果我有不测，那你们一定会受苦。”
妻子将这个“不测”理解为在发电厂遭遇不测，思想封建的他还责怪王孝和说：“不就是个工人吗？哪里来的不测，乱说。”
忻玉英在以往相处的日子里，虽说是对丈夫的工作有所怀疑，但是她并没有想过自己的丈夫会是共产党。这个观念一直持续到女儿出生后，家里来了一个国民党的特务。
忻玉英和两个女儿
在王孝和的发电厂里有一个国民党特务名叫万一，这人在发电厂就一直怀疑王孝和。组织上让王孝和找“搭档”也是因为这个人，毕竟长年在国民党特务眼皮底下做事，有些蛛丝马迹还是会有遗漏。
万一怀疑王孝和是共产党员，但是他又不敢确定，只能旁敲侧击地“套问”王孝和跟家人。
他来到王孝和家中，劝说到：“你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走？他们都是穷人，你看看你家里，怎么要受这个苦呢？”
随后又对忻玉英说：“嫂子你也做做他的工作，怎么要在这个地方，我们头头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不用在这烧煤球，大房子还能烧煤气。”
他多次劝说，王孝和都表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而忻玉英也对他的劝说不管不顾。她只有在夜里，才会悄悄问王孝和：
“我们乡下的国民党都横行霸道，为什么上海的国民党那么好，还让我们住洋房？”
王孝和说到：
“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只不顾要利用我罢了。”
说到这里，忻玉英的心里已经有把握了，自己的丈夫肯定不简单。
1948年4月19日，万一又来到了他家，对他最后一次劝说，还下了最后通牒。
王孝和预感到国民党已经要动手了，在当天夜里烧掉了很多东西。有曾经忻玉英拿回来的资料，还有不知何时王孝和在阳台上挖了洞，里面也藏了东西。
而此时妻子正在一旁一脸懵地看着他，不时帮他把烧剩下的灰往外倒。在外出倒灰时，忻玉英看到外面已经聚集了很多特务，她连忙跑进来冲着王孝和大喊：“你快走啊！我求求你快走！”
然而此时王孝和并未接到组织上撤退的命令，他坚决不走。王孝和哭着抱住妻子和女儿，对妻子说：“要让你受苦了。”
王孝和被捕
此时王孝和不知道忻玉英已经有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急切地对她说：
“我被抓后，你可以去做奶妈，孩子给我妈妈养，家里的东西都可以卖掉，我如果能出来，我一定会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给你。平常我让你做的事、你见过的人绝对不能说。”
国民党特务撞门时，王孝和又说到：“在上海一定要小心，不要受骗上当，如果我出不来另外找一个忠实可靠的人，只要把女儿养大就好。”
随后，王孝和就被抓去了威海卫路国民党警备大队。走得时候，十个月大的女儿正在扶着墙向前走，在临别时，女儿还朝着王孝和说拜拜。
我倒下了还会有人站起来
王孝和被带到了警备大队后，不出意料的被严刑拷打。但是面对严刑拷打的特务，王孝和始终是微笑着面对。
他一言不发，镇定坦然。特务们气急败坏，随后便对他使用了“磨排骨”、“电老虎”等酷刑，自从4月20日被抓到警备大队后，王孝和多次昏迷，又被多次电击。
在被抓后19天，忻玉英获准来到监狱里探视，当她看到王孝和时，眼里的泪水都止不住的往外掉。而王孝和用尽力气说到：“不要哭，要好好保重身体。”
此后的五个多月里，忻玉英再也没有见过王孝和，只不过二人一直以书信来往，王孝和给她写了将近50多封信，这些信中大多是王孝和对忻玉英表达歉意，更多的是二人未说明又存在的爱情。
后来在信中王孝和知道了自己又要有一个孩子，他在监狱中放声大笑。
惨无人道的折磨并没有压垮王孝和坚强的意志，严刑拷打他也没有说出任何有关共产党的秘密。国民党无计可施，于是在1948年9月24日，国民党以“意图妨碍治安”的罪名判处王孝和死刑。
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王孝和面无惧色，猖狂的国民党特务一直在威胁他恐吓他，而王孝和就坐在凳子上面露微笑，嘲弄着反动派滥杀无辜的罪名。
在知道自己即将面临死亡后，王孝和满怀热血的写下了三封信。一封给在狱中的难友，一封写给年迈的父母，一封写给了即将分娩的妻子。
这三封信，先是给难友以希望，再表达了对父母不能尽养老之孝的遗憾，最后则是对妻儿的嘱托。他对忻玉英说到：
“不要伤心！应好好的保重身体！好好的抚导两个孩子！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是被谁杀害的！嘱他们刻在心头，切不可忘……但愿你分娩顺利！未来的孩子就唤他叫佩民！”
1948年9月27日上午，特刑庭准备执行死刑。当日刑场上人头攒动，他们大多是王孝和的工友，其中还有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同志。
而王孝和面带微笑，在人群中找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人群的簇拥下，忻玉英抱着他们的大女儿站到了人群的最前面。
女儿在母亲怀里一直啼哭，王孝和坦然的微笑下也充满了泪水。此情此景彻底点燃了工人们的怒火，大家纷纷抗议。
在众人的愤怒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王孝和改期执行。
时间到了9月30日，狱中的难友们深知国民党的作派，如果不能明面上做，那便会搞秘密暗杀。他们感到王孝和的时间所剩无几，就都自发写纸条给王孝和。
王孝和感动不已，在狱中留下了自己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的绝笔。这封信是写给自己同甘共苦的战友：
“今天我的任务已告一段落，希望你们两位不断把革命进行到底，祝你们向光明的道路前进！”
不出所料，在10月1日上午，特刑庭再次提审王孝和，接下来就有了开头在庭上面对记者的那一幕。
王孝和与记者们的互动彻底让国民党特刑庭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在场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便急急忙忙的将王孝和压至刑场。
在前往途中，他面露微笑，本想在庭外再看妻儿一眼，可是转念一想，秘密处决也就死了心。
来到刑场后，王孝和被绑在了一张木椅上，他坦然的笑着，死死的盯着举着枪的刽子手。刽子手一直发抖，喘着粗气，最后闭眼一枪命中王孝和的胸口，而王孝和依然面不改色的看着他。
王孝和在刑场
随后的补枪，这名刽子手彻底被他的气势折服了，连续三枪都没有命中。最后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将他推倒，一脚一脚的往王孝和肚子上踹。
不久后，这位面对死亡坦然笑之的烈士彻底牺牲了，那时他24岁。
尾声
自从王孝和牺牲后，共产党多次照顾忻玉英和两个孩子。当地地下党时常会给忻玉英一些钞票，但是因为过度伤心，忻玉英还是得了神经错乱的病。
当时她在印纸厂工作，有时候印钞票时，她哈哈大笑说到：“那么多钞票，那我们孝和呢？”，随后又趴在钞票堆里哭了起来。
解放后，党组织治好了她的病，还给她去正规学校学习，最后分配了房子。在那里，她认识了后来的伴侣——陆祖兰，他知道王孝和的事，非常同情忻玉英，不顾家人的反对和她结了婚。
王孝和的两个女儿也有了很好的安置，大女儿王佩琴从音乐学院毕业后在上海芭蕾舞团拉小提琴，小女儿从事了地方工作。
对于跟王孝和这场“另有所图”的婚姻，有人问过忻玉英是否后悔，而忻玉英听后总是泪流满面，毅然决然的说到：“从未后悔！”
杨树浦发电厂门前王孝和塑像
如今在杨树浦发电厂门前，还屹立着王孝和的雕像。在党的档案中，依然记录着王孝和的入党誓言：
“我一定用我的生命保卫党，保卫工人阶级的崇高事业，永不动摇，一直革命到底。”
他用24岁的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
参考文献：
《笑着走向刑场的地下党员》.宋晓东
《妻子心中的王孝和》.忻玉英
母狼产子时无食物，老猎人送猪头救活狼崽，数年后狼群前来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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