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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多数阅读本文的朋友都知道，中国在许多西方语言里被称为China，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也知道，在许多斯拉夫语言里，中国不叫China，而叫Kitay（Китай），而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契丹。而且契丹这个词在包括英语在内的许多其它西方语言里，其实在历史上也曾得到广泛应用，被用来指代中国，那么为什么契丹这个词曾经被这么多人接受？它在其它语言里又是怎么衰落的？为何在斯拉夫语言里又一直使用至今呢？
“契丹”如何成了中国的名字？
客观地说，在西方语言里，China这个名字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契丹（关于China（支那）这个名字出现的渊源及其含义演变，桃花石杂谈以前专文写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现代的主流观点认为，China一词来源于“秦”的音译，最早出现在梵语之中，在公元前后就已经开始出现在了西方的语言里。
而契丹这个词出现的时间可就要晚的多了。用“Kitay”（契丹）或者类似的词来指代中国，是伴随着公元10世纪契丹人崛起，建立辽朝而出现的。但因为一些历史原因，这个词从中世纪到近代前期，其影响力甚至一度超越了China，成为了欧洲人指代中国用的最多的词。
鼎盛时期的辽朝疆域
首先这个词的来源当然是契丹的族名。而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在鼎盛时期统治了从今天西伯利亚太平洋沿岸到中亚的广大区域，其中包括中原地区的传统领土幽云十六州地区。因此在公元1000年前后中亚地区一些用突厥语族语言写成的摩尼教文献里，就开始出现了“契丹”这个名字。但在许多突厥语族语言的文献里，“契丹”这个词结尾的鼻音n被转化成了y。
鼎盛时期的西辽疆域
而在辽朝被金朝灭亡之后，契丹这个词在中亚地区却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强化。因为辽朝灭亡之后，契丹贵族耶律大石西迁中亚，建立了西辽王朝。西辽王朝鼎盛时期成为了中亚各民族的共主。而耶律大石本人在契丹人里属于汉化程度最高的人，他是辽朝唯一一个通过汉文科举考中进士的人，所以他建立的西辽王朝虽然地处中亚，却一直将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有很高的汉化程度。因此在西辽时期，西辽皇室始终是以中原皇帝的身份对中亚各族进行统治的。所以在中亚地区，西辽皇帝有时也被称为“秦国汗”，在这时，“契丹”在很多中亚民族，乃至西亚的伊斯兰教地区开始成为了“中国”的名字。当时在伊斯兰教世界，曾有许多学者写过世界上有五个伟大的君主，即阿拉伯、中国、东罗马、印度和突厥，而在他们的眼里，当时代表中国的就是西辽的皇帝，也就是契丹的皇帝。
用“契丹”代表中国的那几百年
而“契丹”这个词，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期传到了欧洲，在许多的欧洲语言里，也都出现了用“契丹”指代中国的情况。比如在英语、法语和德语里，契丹被写成Cathay，在西班牙语里契丹则被写成了Catai。而让契丹这个词在欧洲语言里名声大噪的人则是马可·波罗。
后人绘制的《马可·波罗游记》世界观地图，如果光看这本书，就会认为中国北面是契丹国，南面是蛮子国
因为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可并不是说自己去了China，而是说自己去了契丹，所以在欧洲，自马可·波罗之后，始终都认为那个被马可·波罗描绘的像天堂一样的国家是契丹，而不是China。但《马可·波罗游记》却也给欧洲带去了一个持续了几百年的误会。因为在《马可·波罗游记》所描绘的年代，南宋还没有灭亡，所以《马可·波罗游记》里，一直把中国南方称为“蛮子国”（Mangi），这导致欧洲在后来的几百年里一直认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着两个国家，一个叫契丹国，一个叫蛮子国。
而后来这个“蛮子国”的概念又跟从印度和阿拉伯等海路传到了欧洲的China联系在了一起，导致欧洲人在几百年里都坚信，契丹和China是两个国家。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欧洲人凭耳闻加想像绘制的世界地图里，在代表中国的区域都长期画有两个不同的国家，即契丹和蛮子或者契丹和China。这种错误观念的影响之大其实是远远超过了现代普通人的想像的。
哥伦布的《马可·波罗游记》，上面的笔记是他亲笔所写
比如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就是《马可·波罗游记》的铁杆粉丝，航行的时候还总带着一本，不时翻阅。而我们现代说他航行的目标是希望能航行到中国或者印度，但其实在他的观念里，自己航行的最终目标是要到达“契丹”。所以在到达美洲之后，因为他自己也感觉美洲和马可·波罗笔下的契丹不一样，所以他曾多次对别人说自己到达的土地是蛮子国，而蛮子国和契丹国接壤，因此他也坚信自己很快就能到达契丹。
China与契丹是什么关系？这是个问题！
所以一直到公元16世纪，欧洲人从海路真正来到了中国之后，这种误解都还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公元1513年葡萄牙人欧维士第一次抵达中国的土地，到达珠江口时，他们都按照当时流行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称呼，将中国称为了China。但在当时，这些最早来到中国的欧洲人根本没有把China当成契丹。而其实在他们的观念里，“契丹”才是那个他们通过《马可·波罗游记》知晓的中国。
一份1570年欧洲人出版的地图，只有沿海地区被标为China，中国内地都被标为Cataio，即契丹
当然促成他们这种误解的原因，除了他们对中国的政治与地理不了解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在《马可·波罗游记》里曾记载，契丹有大量基督教徒的存在，但他们在China却连一个基督教徒都找不到，所以他们认为这根本不可能是同一个国家。现代研究一般认为，因为马可·波罗未必亲自到过中国，所以他对中国的描述很多来自西亚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徒，而有些伊斯兰教徒在中国看见中国的信仰不是伊斯兰教，而且有些祭祀活动和他们也一知半解的基督教仪式有点像，所以以讹传讹，使《马可·波罗游记》里有了中国基督教徒很多的记载。另外在元朝时，有一些蒙古部落也信仰基督教，还有大量来自东欧的色目人在中国生活，可能也是《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中国基督教徒数量很多的原因。
而欧洲人搞明白China和契丹是指同一个国家则也费了许多周折。首先意识到自己从海路来到的China可能就是契丹的欧洲人是中欧历史上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他在公元1582年从澳门抵达中国，然后开始由南向北游历中国各地。最初他也仍然认为自己到的只是China，只要一直向北走，总会走到契丹。但越往北走，他就越感到不对，并开始怀疑契丹和China是不是只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名字。当时他还非常认真的通过几个角度进行分析，以支持自己的“假说”：一是长江横贯China，而这和马可·波罗说的契丹一样，二是马可·波罗说契丹就在北方草原的南面，而据他听说China和北方草原之间并不存在其它国家。三是在China从来没人听说过Cathay（契丹）这个“北方邻国”。
而他的这种疑惑在他于公元1598年到达北京之后终于得到了证实。在这他在客栈里遇到了一群可能是来自西域的穆斯林商人，他们非常肯定地告诉利玛窦，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大契丹”（Great
Cathay）。这才使利玛窦确信，China就是契丹，只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名字。然后与他同行的其它一些传教士立马通过信件把这个“特大新闻”传递给了当时在印度果阿的葡萄牙亚洲殖民地总部。
专程来中国考证了契丹就是China的本托·德·古伊斯
但在印度的其它传教士却打死也不相信利玛窦他们的这种说法，其原因上面已经提到了。而他们为了验证利玛窦他们的说法，专门派了一个名叫本托·德·古伊斯的人从陆路前往契丹，以确认契丹到底是不是China。结果古伊斯一路从阿富汗翻越了中亚的巴达克山，在公元1605年抵达了今天新疆的喀什。在喀什，他遇到了一群刚从北京带着货物回来的商人，结果这群商人告诉他的话和利玛窦他们在北京客栈里听到的话竟然一模一样，所以现代有学者认为，有可能古伊斯遇到的那群商人和利玛窦在北京遇到的是同一群商人。古伊斯最终来到了甘肃的肃州，但在等待明朝官方批准其前往北京期间生病死了。不过他的随行人员最终把他们也证实契丹就是China的消息传了回去。
一张公元1610年的地图，还是硬在China北面挤出了一个契丹
但利玛窦和古伊斯的发现还是没能立即改变欧洲人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认知，在公元17世纪初欧洲出版的许多地图上，都仍然绘制有和China不同的“契丹国”，而它的地点有的是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有的则是紧挨着长城。而直到公元1650年代之后，China就是“契丹”的结论才在欧洲得到了广泛接受，用“契丹”称呼中国才逐渐在西欧语言里消失了。但Cathay这个词在现代英语等欧洲语言里仍然存在，通常都是在一些诗歌里代指中国。
而最后我们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在很多斯拉夫语言里还把中国叫“契丹”。其实刚才桃花石杂谈已经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契丹”是从中亚乃至北亚陆路传到欧洲的称呼，而斯拉夫民族兴起较晚，又生活在欧亚草原周边，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就是来自这唯一途径。他们从未从海路到过中国，所以他们的概念里并没有从海路传来的China这个概念，因此没有过西欧人曾经的困惑和澄清过程。在他们眼里，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契丹”，所以没有更改称呼，澄清混淆的需要，改称呼反而会使他们产生混淆，所以他们直到现代还在沿用“契丹”这个对中国的称呼。（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告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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