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2日，北京万寿路的一所普通小区内，突然来了许多记者。
原来记者们都是冲着一位104岁，已经逝世的老人而来。
她到底是谁呢？她的逝世怎么会引来如此大的动静？
她的名字叫黄静汶。
晚年的她，时常翻看着手中的一本泛黄的相册，和一些旧的信件，不禁热泪盈眶。
相册中记录着她与黄埔有关的岁月，那是她最珍贵的记忆。
她是中国第一代黄埔女兵。
她和抗日英雄赵一曼是同学。
她是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巾帼英雄。01
1926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激烈动荡的一年，这一年的7月，北伐战争拉开了序幕。这一年的11月，国民革命军到达了长江流域，连克湖南、湖北和江西。
随着北伐的推进，武汉成为了大革命的中心，在革命浪潮的激励下，越来越多的热血青年投身革命之中。
北伐战争以洪水猛兽之势发展，也迫切需要更多的军事人才加入其中。北伐军攻下武汉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也随之成立，当时该分校提议要招收一批女学员，让他们接受正规的训练，从而组建一个女子队。更具诱惑力的是，女子毕业后，能与男子一样担任军官。
然而，在那个封建年代，军人和战场，是男人的专属领域。中国的女人，就是走出家门都很困难，还别说去当女兵。
如果说哪个女人去当兵，那就像就让男人去生孩子一样，被人耻笑。黄埔武汉分校却开了这样的先河，让女人当兵。
可以说，黄埔军校女子队的成立时间，要比美国西点军校招收女兵的时间还要早上50年。
这一年，19岁的黄静汶正在家乡以教书为生，当她无意中看到长沙大公报上的武汉军校的招生启事时，当“招生女生”几个字样映入她的眼帘时，她立刻眼前一亮，便萌生了报考该军校的想法。
她思考了两天后，她开始旁敲侧击地向父亲提起此事，她的父亲黄宝清是老同盟会的会员，曾参加过反清斗争，思想比较开明，在子女的教育上，她也提倡男女平等。
在黄静汶小的时候，别的同龄女孩子都裹着小脚，父亲却从来没有逼她裹脚。在这种家庭氛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当别的女孩子不敢出门，裹着小脚时，准备嫁个好婆家的时候，她却想着如何唤醒她们的自立意识。
父亲听完黄静汶的想法后，拍手叫好，力挺女儿报考黄埔军校。于是黄静汶在父亲的支持下，报名参加了考试。当她在榜单中看到自己入选后，兴奋地大叫出来，恨不得让全县城的人都知道，她一个女孩子也可以考上军校，上战场杀敌。
这样的场景，在1966年的电影《大浪淘沙》中有绘神绘色的描绘。大革命时期，女人走出封建家庭，考入军校的兴奋感，空气里都弥漫着自由的味道。
当黄静汶回到家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命人为她备好了践行的饭菜。她的二哥黄文凯特意请假，送她去武昌军校报到。
如果说，黄静汶不上军校，安安心心教个书，至少短期内生活还算安逸。但是黄静汶并不安于 这样的生活。
黄静汶的二哥黄文凯曾跟随毛泽东一起参加农民运动，为了保护家人，他一直向家人隐瞒着自己的活动。这次妹妹考上军校，她由衷地支持妹妹。
二哥虽然从来不告诉黄静汶自己从事的事业，但是黄静汶朦胧感觉到，二哥的努力，也是她努力的方向。二哥经常会带回诸如《新青年》杂志的进步书籍，她都会认真翻看，也深受影响。
火车驶上轨道，在黑暗的车厢里，一伙年轻人一路高歌，似乎在庆祝新生命的开始，在庆祝光明的前途。02
黄静汶是幸运的，她上黄埔军校得到的家人的支持。
而后来和她同校的著名作家谢冰莹、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她们都是抗婚逃到了武汉，进入了黄埔军校。像红军女烈士胡筠，都是已婚已育，偷跑出来的。甚至后来领导山西临汾抗日救亡运动的王玉霞，是抱着孩子来上的学。
这注定让她们的这一条从军之路更为坎坷。好在食宿费用由学校提供。
和这样一群志同道合，意志坚定，敢于走出封建枷锁的女性在一起，黄静汶也深受鼓舞。大家虽然住在简陋的旅馆里，却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1926年11月25日，是新生入伍的日子，入学第一天，黄静汶剪掉了长发，穿上了灰布衣服 ，戴上了军帽，和男学生的穿着一样。
为此，她和同学还专门到武昌的黄鹤楼照相馆，留下了人生中第一张戎装照。
黄埔武汉分校的负责人恽代英说：“成立女生队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军事教育史上的创举。”
而这项创举，不但受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抨击，也遭到反对分子的重重阻挠。
为了阻挠黄埔女兵，一些反动份子甚至雇佣妓女，打着黄埔女兵的旗号上街，她们搔首弄姿，穿着暴露，各种抹黑女兵。
尽管如此，女兵们仍然顶着舆论的压力，坚守理想。
清者自清，不久反对份子抹黑女兵的行为也无疾而终。
当时，我党决定在军校内培训一批妇女骨干，毕业后参加领导中国妇女翻身解放斗争。
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都在这所学校任教。那些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可以扛着枪杆和男生并肩站立，训练动作和男生一样。
图|黄埔第一届女兵的英姿
校方给每个女兵都配了英文字母“W”的红臂章，如果女生来例假的时候，只要戴上这个臂章，就可以不用出操。但是女兵们为了证明男女平等，纷纷要求拆掉这个字母。
黄静汶虽然个头不大，但是她训练非常刻苦。因为有父亲和哥哥的支持，她更是底气十足地憧憬着上战场的那一天。
没想到这一天很快就来临了。
1927年的民国，时局善变。蒋介石发动政变，武汉形势危急，叛军进攻武汉，叶挺率军任敌前总指挥，武汉军校的女生队也奉命开往前线。
在战争中，黄静汶和女队员们担负放哨、巡逻、抢救伤员的工作。她们虽然裹着小脚，行走不方便，走夜路时，经常会绊倒，被摔得浑身是伤，但是她们咬牙坚持，从不肯落泪。
真正让她们落泪的是在救护伤员和掩埋战友的时候。掩埋战友的遗体，也激发了她们的斗志。
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人在武汉分校也没有了生存空间，前一秒还是凯旋的英雄，后一秒便成了被通缉的对象。
黄静汶曾在信中写道：“谈到武汉军校的事，我却记忆犹新，因为这段生活对我的印象太深了，六月底，蒋介石下令要解散军校，消息传来，大家对蒋介石更是切齿痛恨。”
1927年7月，武汉分校被迫解散，学校给每一个学生发了一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第六期的毕业证书。
学生大多数上了战场，黄静汶作为我党人员，却被要求留校，参加地下革命。
黄静汶以为，这样的安排完全背离了她的初衷，她的初衷是上战场，可以跟敌人真刀真枪地干。03
黄静汶找到了学校负责人杨博岩，执意表示要跟着大部队走。
杨博岩拗不过她，就写了一张条子，让她自己去找周恩来。
虽然在黄埔军校，黄静汶也经常听到周恩来的名字，但她从来没有见过周恩来。
她在去找周恩来的路上，一遍遍地告诫自己：无论周恩来说什么，自己也要跟着部队去打仗。
可当她到了周恩来所在的教室时，却发现教室里围满了学生，周恩来站在一把椅子上，对学生们讲话。她想将纸条递给周恩来时，却发现周恩来的手里不知捏着多少纸条。
周恩来说：“作为一名战士，首先得服从安排，部队需要人，武汉也需要人。上战场也是跟敌人战斗，潜伏市区也是跟敌人战斗。”
在周恩来的劝说下，黄静汶留在了武汉。
黄静汶在组织的安排下，一边学习，一边争取学生和工人工作。一次，她在领导武汉各界妇女发起援助震寰纱厂女工的抗议活动，活动进行得很顺利，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她自己却因为带头抗议，不幸被捕。
和她一同被捕的有23人，本来她们都要被一起处决，但是敌人担心社会舆论影响，就留下了三个人，这其中包括黄静汶。后来，在组织的多方营救下，她才被放了出来。
出狱后的她并没有被敌人吓倒，而是更加英勇地加入了由宋庆龄、鲁迅等人发起的互济会，这是专门救济烈士家属的济难会。
因为她工作积极，后来在叛徒的出卖下，她再度入狱，受尽折磨。她却不肯向敌人吐露任何信息。后来，在相关同志的积极营救下，她再次逃出了敌人的魔掌。
她也曾身陷囹圄，也曾暗自崩溃，但是每每想到为革命牺牲的黄埔姐妹，想到赵一曼，她都会坚强起来。
她觉得活着的她，必须肩负起她们的遗志，为民族独立，为妇女解放拼尽最后的力气。
后来，为躲避通缉，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避难。生活漂泊不定，东躲西藏，仍然在致力于香港地下活动。
直到1949年，她从香港，途经湖北老家，辗转到北京。经过长期的颠沛流离，她终于于1949年的10月1日，登上了天安门的城楼。望着台下英姿飒爽的女兵，她不禁泪眼模糊。
那是激动的泪水，因为她们的努力没有白费。那是辛酸的泪水，她替牺牲的黄埔姐妹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那是兴奋的泪水，因为台下英姿飒爽的女兵，让她们的事业后继有人。
2016年，黄静汶去世了，当黄埔女兵们在天堂重聚时，一定可以微笑着重温那段为求妇女独立，为求民族解放而战斗的燃情岁月。
参考资料：
《档案》
《党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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