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远离了诗，远离了发现，在隐秘的角落里，他们张口说着大人的话，唱着大人的歌，按照大人为他们制定的路径，一天造出上千首诗。
文 | 艾江涛
不知从何时起，诗歌更多作为一种事件，受到人们的关注。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在常熟采访一位评弹名家，他不经意间谈起：在饭馆里唱，评弹已经很落寞了。走出饭馆，作为一种谈资，诗歌还是很热闹。
是的，我要提到的正是前几天上了热搜的一则新闻：一个16岁的女孩，声称可以一天“写300首词牌，写2000首诗，15000字小说”。在媒体随后的采访中，女孩表示是在一个不愿透露名字的学校组织的挑战赛中，完成了八个半小时写100首诗的任务，在此后的一次大考中，她又完成了24小时写2000首的挑战。她的父亲岑岷峨，坦言“没有在说词有多精湛多么好，他们是以灵感即兴发挥的，可能不加修饰，就是以电脑打字的方式，谁能打字更快一点。”
那么，写了些什么呢？有人从网上找来一首《居思安》：“瘟疫袭袭民思忧，南山行行民泰然。居府安定心沉定，切莫游荡是非地。”读完这首诗的直感，这活不是应该在十多年前就被作诗机干了吗？前两年，微软开发的机器人小冰，不早就可以可以写成千上万首据说真假难辨的新诗了吗？为什么这样的行为艺术，还能在今天以成功学的面目被堂而皇之地介绍，网友评论：“我与阁下无冤无仇，阁下为何拿我当傻子？”
这当然与诗歌无关。更多引起我兴味的是，今年北京语文高考卷微写作中出现的诗歌选项：为疫情期间的快递小哥，写一首诗。据说，这个题目受到不少人拍手叫好，对诗歌抱有热情的人，还在网上纷纷写下同题诗。这让我想到：为何在科举取仕的当年，诗歌可以堂皇地进入考卷，并大大促进了有唐一代的诗歌繁荣，而在今天的高考中，诗歌写作成为多年来的规避动作：“诗歌之外，题材不限”？
随念想到的答案是，新诗大约和古诗很不同吧。作为一种从题材到意蕴的类型化写作，与新诗相比，古诗大约是更容易把握与衡量的功能性写作。诗人西川在谈到唐诗时，便不断提醒人们注意在大诗人背后更为广阔的写作现场：为启发诗思，快速写出诗歌，古人需要借助参考书。这正是日本学问僧空海法师在《文镜秘府论》中所讲：“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此外，还有不少如《增补诗学金粉》这样的书，西川曾在一个纪录片中有过专门介绍：“这本书里面把夏天怎么写，秋天怎么写，把那些词全给你列出来。比如上面是两个字的，夏夜，昨夜，宵夜，夜色，午夜，下面是三个字的，比如月满池，你就可以说‘夏夜月满池’，你不会写诗，也能编出来了。”
其实，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也确乎从授业恩师那拿到一本《写作辞林》的书，大约算是《增补诗学金粉》的余绪吧，分门别类地列举各个题材中的词汇、精彩描绘，比如谈到雨：“大雨，豪雨，秋雨绵绵，倾盆大雨，如箭头一样射向地面的雨……”只是，这样的书大约还是用来增补词汇，敷衍成文，对现代诗仍是无法可想。
后来读中文系研究生，一个老师曾说，与古诗相比，新诗没有了跳跃的撑杆。我想那撑杆大约是规整的字数、格律、套子，这便是自由的困境了。现代诗人废名曾这样比较二者的区别：“旧诗是诗的文字、散文的内容，新诗是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我以为这是极精辟的发言，没有一团诗的情绪和内容，何苦与诗歌两两为难呢？
回到上面的问题，除了古诗与新诗的差别，高考长期以来将诗歌拒斥在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带着这个问题，我请教了当年以高分考入北大中文系，后来以专业第一名成绩保研，毕业后更长期负责学而思、豆神教育等知名培训机构中高考语文教学的名师刘纯。他的回答是：“高考作文考查的是基本的行文能力，作文本身不应被视为文学作品，所以从文学作品的高度要求作文，本身就是偏离了航道。诗歌又是文学范畴内最先锋的，最模糊不定的，标准最难统一的，要是一概鼓励写诗，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作文水平有限的考生，最后都为了高考，孤注一掷，兵行险着，我个人不觉得对于诗歌是好事，诗歌被糟蹋的可能性更大。”
从2014年便开始尝试诗歌选项的北京高考微写作，在全国高考范畴中无疑是个异类，据刘纯观察，真正选写诗歌的考生依然是少数，原因很简单：“诗歌选项是在分值不大的情况下，对考生进行的一种鼓励，但因为标准的模糊不透明，求稳的考生哪怕具备一定的诗歌写作能力，也未必会选择诗歌，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莫须有的理想，赌上自己的前程，高考结束以后，只要想写，有的是地方可以写，可以发。”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其实我更想谈论的话题是，诗歌的教育，尤其是现代诗的教育。记得，有一次和诗人翟永明聊天，她便谈到人们对新诗的隔膜，很大程度上源于新诗教育的缺失。“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比起古诗的浸润式教育，新诗似乎没有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案。
差不多十年前，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和洪子诚老师，带着“诗歌伴你一生”的毕生诗歌阅读计划，组织一批年轻学人，一起编写了一套从幼儿直至老年、涵盖中外现代诗和古诗的诗歌读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桃洲担任高中卷中现代诗部分的编者，据他介绍，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功能和定位，“我这本前面是西渡编写的‘初中卷’，主要从诗歌主题、题材的角度选择诗歌作品；我这本‘高中卷’着眼于诗歌内部（形式、结构、层次、音韵等）选取作品，让读者从中了解诗歌的文体特征；后面一本是姜涛编写的‘大学卷’，将眼光扩展到诗歌外部，所选的诗歌让读者理解诗歌与历史、现实等的关系。”
这当然是一种情热之后的行动。在那个学习写作的年月，我曾不断翻阅这套书的大学卷，渴望从一首诗，到另外一首诗的发生。然而，一份隐秘的热情，始终像没笼头的马，这些读本也不过是一份暗示着若干写作秘密的路牌而已。
新诗教育在中小学（及大学）教育中却始终是一个问题。面对我的提问，张桃洲将新诗教育的难点总结为：
“1.新诗这种文体本身，现代以降诗歌逐渐从‘蛊惑的’（柏拉图）变成了一种叛逆的、桀骜不驯的文体，其’陌生化’、歧义丛生、晦涩、形式不确定等让一般读者望而却步，也让程式化、大一统的教育（者）颇为棘手，因而大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2.公众或社会整体对诗歌（诗人）在认知上的偏误，这主要指对诗歌（诗人）身份的预设或偏见，比如一个快递小哥写诗成了新闻，为什么快递小哥不能写诗？这之所以成为新闻，大概是因为在‘快递小哥’和‘写诗’之间有一个‘落差’，似乎只有社会地位‘高’的人写诗是正常的、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写诗就是‘不正常’的，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职业诗人’（专事写诗或靠写诗养家糊口的人），各种各样身份的人都在或都能写诗，隐含于整个社会中的身份（地位）、知识、精神的固化认知（等级观念），严重干扰了对写诗这一知识（精神）活动之于普通人的意义的认知；
3，新诗的接受系统出现了偏差，即便在一些专业批评者那里，人云亦云、信口开河者居多，难以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4.当然，从大的层面来说，是教育理念和方式的问题，对创造性的贬抑、对‘异端’的排斥、对标准答案的强求等，都阻碍着新诗教育的良性展开。此外，新诗教育的难处更多是实践方面的，比如人们难以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讲授新诗的方式和方法。”
我赞同他上面提及的所有分析，但也时常会想一个问题：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为什么要读诗呢？或者说，诗歌与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钱理群老师在那套诗歌读本的总序中，曾引用一位中学老师的话：“几乎在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段诗意盎然的岁月，那是多愁善感、混沌初开的青春期，迷茫执著的深情，敏感纤细的心灵，仿佛只有诗歌才能诉说满腹的心思，书写对生活的最初的感应，因而，每个年轻人天生地就是诗人。”
作为一个七岁孩童的父亲，我愿就自己的实在感受，更进一步说，儿童的思维本质上更近于诗的思维，无功利，无成见，永远保持着好奇，打量进入眼帘的新鲜事物，打量新鲜的每一天。我始终记得，孩子趴在妈妈的背上，忽然说出“风是一片白”，“板凳没有睡着，它在等着明天，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呢。我要进楼去了，晚安，外面的树和小草”时的悸动。
他们发现，他们发表，他们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不断提到：天才，就是能够不断回到童年，只是，他们更偏于创作。
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远离了诗，远离了发现，在隐秘的角落里，他们张口说着大人的话，唱着大人的歌，按照大人为他们制定的路径，一天造出上千首诗。
少年，你一天能写多少首诗？我愿意你一首都没有写下。我只愿意你能偶尔地抽身一下，就像我们在写作乏累的时候，打个盹，抽袋烟，注视到身边绿色植物上的纹理，想到无尽的远方，无尽的人群，想到一棵麦子和稗草的区别，就像你第一次见到他们一样。更强力一些的灵魂，能在无望的颓败与晦暗中，发现真正深沉的诗意。写或者不写，又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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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江涛
面对一切简单，我均觉不配。
26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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