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728年),江宁织造曹頫被雍正帝下旨抄家,连任40余年的江宁织造曹家,至此走向没落。关于雍正查抄曹家众说纷纭,不少人认为是曹家在康熙晚年皇子夺嫡时站错了队,所以遭到了雍正的打击报复。
笔者窃以为,雍正打击报复一说纯属子虚乌有,雍正在上谕中说得很清楚:“江宁织造曹頫,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朕屡次施恩宽限,令其赔补。伊倘感激朕成全之恩,理应尽心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
客观地说,雍正对曹家还是很宽容的,也给了曹頫充足的时间补足亏空。这是因为,曹家与怡亲王的关系不错,雍正在御批中也提到:
“因你们向来混帐风俗惯了,恐人指称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错会朕意,故特谕你。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朕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谕。”
所以,曹家有如此下场,绝非是雍正刻薄寡恩,而是曹家确实欠了朝廷太多的银子。至于欠下多少亏空,抄家时并没有明说。但在康熙晚年时,是有具体数字的。
据记载,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曹寅和李煦共欠朝廷三百多万两银子;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又查出曹寅亏空织造库银三十七万三千两。尽管曹寅、李煦在康熙的照顾下,曾多次兼理两淮盐政,补上了不少。但到了曹頫时,亏空进一步加大。大致推测一下,曹頫被抄家时,还拖欠朝廷的银子在一百万两左右。
曹家为何有如此巨大的亏空?大概因为三个方面:
其一、修建行宫,接待皇帝南巡
以曹寅为例,康熙6次南巡,除了第一次南巡驻跸江宁将军署外,其余5次都以织造府为行宫,而曹寅本人就四次接驾。
皇帝驾临,织造府即使不翻修也要装饰一番,其费用当然由织造自己负责。按照规定,皇帝南巡,都要修建行宫,工程费用一般由内务府承担。织造是皇帝钦差,又是内务府司员,所以修建行宫的任务自然也落到了他们身上。
曹寅和李煦就曾因各捐银二万两修建行宫受到康熙帝褒奖,曹寅赏加通政使衔,李煦赏加大理寺卿衔。
除此之外,南巡还有另一项巨大花销,就是招待费。目前的史料中尚无当时用于接待所备物品或接驾筵宴所费银两的具体数目,但是某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康熙帝屡次南巡,地方官备办供应,挪用公款,亏空甚巨。大吏惧持吏议,责令赔补,敲骨吸髓,上下交困,仕者至视南中为畏途。”
如果读过《红楼梦》,就知道书中对康熙帝南巡有一段描写:“还有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呦!好势派!独他们家接驾四次,要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是顾不得了。”
曹家因为接驾倾其所有,甚至不惜亏空正额税银来孝敬皇帝。当然康熙帝对此也十分清楚,当时的江南总督噶礼曾因织造亏空要参奏曹家,但被康熙阻止了。
其二、采办进贡物品
曹家身为织造官,为了讨好皇帝要竭尽全力结其欢心,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上贡稀奇珍品,所以织造处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钱财去采办贡品。以康熙十七年(1678年)为例,曹寅的进贡清单一部分为:
轿一乘,铁梨案一张,博古围屏一架,满堂红灯二对,宣德翎毛一轴,吕纪九思图一轴,王齐翰高闲图一轴,董其昌字一轴,赵伯驹仙逸趣图一轴,黄庭坚字一卷;秦镜一面,珐琅象鼻炉一座,宋瓷菱花瓶一座,汉五笔架一座,汉玉镇纸一方……
这张清单仅仅是众多进贡物品中的一小部分,可以看出曹寅所进物品不是稀世珍宝,就是价值连城,是皇宫中都少见的物品。而这些贡品无疑都是曹寅用重金购置或是以皇帝名义搜刮的,其中的花销根本无法计算。
其三、捐给内务府
作为内务府的司官,织造官还直接捐银给内务府,作为皇帝的私房钱,供皇帝挥霍赏赐之用。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曹頫将盐差任内剩余银三万六千两,捐给内务府。
而苏州织造李煦,为了连任两淮盐政,曾向康熙许诺:“倘臣蒙殊恩,再赏差数年,则此二十三万两,臣不敢私自入己,请允臣每年解送进京,以备我万岁公项之用。”
除了以上三大宗开支外,为了网罗江南名士,曹寅、李煦还几次奉命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等书籍。每次刊刻少则几十部,多则上千部,费用都出自织造府。
以此来看,雍正将曹頫革职抄家,说他冤枉多少也是有的,毕竟很多亏空都用在了康熙南巡;说他不冤也是事实,因为曹家借着康熙这个后台,以邀宠为名,自家也是挥霍无度,很难说他的所有亏空都用在了康熙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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