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讨论，优绩主义的盛行所带来的后果，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教育以及成功的探讨。优绩主义使成功者深信其成功源于自身，忽视了运气等因素，这种成功与道德绑定，造成了精英的傲慢，缺乏对失败者的怜悯。
在序言中作者通过大学招生的舞弊案件引出了精英阶层对于文凭的重视，因为从“成功”概率上来说，拥有大学文凭的人有更高概率获得好工作取得更高的收入，步入精英阶层。而精英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孩子进行大量投入，确保其也能继续维持这一地位。在这样的社会里意味着成功者必须相信他们的成功全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得来的。这使得人们难以学会感恩和谦卑，进而难以关心公共利益。
第七章 认可工作的价值
作者首先指出全球化时代给名牌大学生带来了回报，但是普通工人并未获益；更隐蔽的是，带来了工作尊严的损害。
但谁应该得到什么的思维方式，在道德上站不住脚——一份工作在市场上的价值不应该成为衡量其对公共利益贡献大小的标准。优绩至上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削弱了人们抵制全球化的理论支持，并且这两种观念损害了人们工作的尊严，激起了人们对精英的怨恨，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对抗。
而美国工人阶级士气受损最严重的表现：「绝望而死」，预期寿命停止增长（毒品、酒精、自杀等）。反映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薪阶层白人正逐渐丧失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下去。表面原因或许是贫穷，但教育的差异是更深层的原因。
现实：精英阶层对工人阶级的贬低随处可见。（作者指出）一个社会表彰和奖励工作的方式是其定义公共利益的核心。深入思考工作的意义会迫使我们直面我们原本尽力回避的道德和政治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潜伏在我们当前不满的表面之下，并且没有得到解决：什么才算是对公共利益的有价值的贡献？作为公民，我们对彼此应该做些什么？
（对于）恢复工作的尊严（这个问题），保守派：削减福利是对工作尊严的尊重；自由派：呼吁重视工作尊严，完善保障体系。
然而，从后者这些措施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人却把选票投给了反对这些措施的特朗普。常见解释是工薪阶层白人选民被“文化置换”的恐惧左右，忽略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但这个解释在经济利益和文化地位之间划出的界限过于鲜明。
罗伯特·肯尼迪的一句话可以很好概括这种情况：失业的痛苦不仅仅在于没有收入，还在于他们被剥夺了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机会。
（目前）采取提高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家庭购买力的方式来弥补不平等的政策建议，或者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对解决目前已经根深蒂固的愤怒和不满情绪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他们愤怒的根源在于他们失去了认可和尊重。只有重启承认这种伤害并恢复劳动人民的工作尊严的政治议程，才能有效地解决如今针对政治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也是一种身份认可的危机：认为只有作为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我们才能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此而赢得认可）。——议程应兼顾贡献正义和分配正义。
（而）消费者身份和生产者身份之间的差异指向了对公共利益的两种不同理解方式：
1、把公共利益定义为每个人的偏好和利益的综合：我们可以通过最大化消费者的福利，特别是采取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方式来实现公共利益；而如果公共利益是满足消费者偏好问题，那么市场工资就是衡量谁贡献了多少的恰当标准；
2、摒弃以消费主义为主的公共利益的概念，转而支持公民概念：公共利益不应只是简单地汇总偏好或最大化消费者的福利；而是反思偏好，提升和改进偏好，让我们过上有价值、充实的生活；所以这不仅仅是经济活动，还需要相关人士与市民共同商议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美好的社会。——黑格尔、涂尔干者不认为工作主要是达到消费目的的手段，而是社会融合的活动，是认同的舞台，是履行义务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方式。
（那么）为什么现任政府的政治议程抵制贡献方面的正义，并抵制作为其基础的以生产者为中心的道德规范呢？表层：我们对消费的热爱，以及对经济增长会带来更丰富的消费品的信念；深层：把经济增长作为公共政策的首要目标，对我们这种充满分歧的多元社会有着特别的吸引力，这样做似乎能让我们避免淹没于有关道德问题的无休止争论。
贡献正义：当我们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所做贡献而赢得同胞尊重的时候，我们是最完整的人。根据这个传统，人类的根本需求是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对我们有需要。工作的尊严就在于锻炼我们应对这些需要的能力。
（因此）工作尊严是一个好的切入点：表面：这样的理想几乎没有争议。但是：重建工作尊严会挑战那些基于市场的全球化的支持者普遍赞同的观点——市场结果反映人们对公共利益所做贡献的真正社会价值。
解决方法：辩论清楚并制订措施，促使我们慎重地、民主地反省什么是对公共利益真正有价值的贡献，以及市场结论在何处错过了目标。
两个版本的政治议程，二者都关注工作的尊严，以及挑战市场结果以确认关注工作尊严的必要性。一个版本来自保守方向，另一个来自进步方向。
1、“开放议程”的傲慢（年轻的保守思想家奥伦·卡斯），共和党人不应指望通过推动企业减税和加强自由贸易来增加GDP，而应该把重点放在能让工人找到工资足够高的工作的政策上，以支持强大的家庭和社区。为实现目标：给低收入工人发工资补贴。关键：把焦点从GDP最大化转移到了创造有利于工作尊严和社会凝聚力的劳动力市场。
2、金融、投机和公共利益，突出了金融的作用：公众极少注意到金融业在近几十年如何重塑经济，以及如何巧妙改变了精英与成功的含义。这种转变深深影响了工作尊严。议程：利用税收制度，阻止投机行为并尊重生产性劳动，以此重新配置经济体系中的尊重。税收负担从工作转向消费和投机：彻底做法是取消工资税，反过来对消费、财富和金融业务征税；一小步是降低工资税，并对高频交易征收金融交易税。税收的表达意义：税收不仅是提高收入的方式，也是表达社会判断「什么是对公共利益有价值的贡献」的方式。
道德判断总是蕴含在看似价值中立的政策中：如资本利得税低于工资税时，就暗含投资者是“就业创造者”，应当得到“更低税率”作为回报。作者提议：向对实体经济没有帮助的赌场式投机行为征收金融交易税，一种“罪恶税”，用这类税来代替部分或全部的工资税。
（总结）重塑工作的尊严要求我们面对经济安排背后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被近几十年来的技术官僚政治掩盖了。
1、什么样的工作值得认可和尊重；
2、我们作为公民对彼此肩负什么义务。只有当我们依赖他人，并认识到自己的依赖性时，我们才有理由感谢他们为我们的集体福祉做出的贡献。这需要足够强的团体意识，让公民能说出来并相信“我们都在一起”，不是作为危机时期的仪式性咒语，而是作为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可信描述。
作者最终的呼唤：为了恢复工作的尊严，我们必须修复在优绩至上时代已经瓦解的社会纽带。
本章读书报告由伊梅杰同学撰写，经过简化与修改，分享给公众号的读者共读，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并不吝指正。引文出自[美]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曾纪茂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
《精英的傲慢》共读笔记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