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讨论，优绩主义的盛行所带来的后果，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教育以及成功的探讨。优绩主义使成功者深信其成功源于自身，忽视了运气等因素，这种成功与道德绑定，造成了精英的傲慢，缺乏对失败者的怜悯。
在序言中作者通过大学招生的舞弊案件引出了精英阶层对于文凭的重视，因为从“成功”概率上来说，拥有大学文凭的人有更高概率获得好工作取得更高的收入，步入精英阶层。而精英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孩子进行大量投入，确保其也能继续维持这一地位。在这样的社会里意味着成功者必须相信他们的成功全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得来的。这使得人们难以学会感恩和谦卑，进而难以关心公共利益。
第六章 分类机器
作者首先从精英教育的历史展开。
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提出新的观念：把精英大学作为精英教育机构，招收和培养最有才华的学生，使得学生无论家庭背景如何，都能成为社会领袖。在此之前的社会现状：上层阶级垄断。（为此）需要找到方法识别最有前途的高中生：SAT（智力能力标准化测试）。科南特希望为美国社会恢复机会平等原则，用高社会流动性定义理想中的无阶级社会；并将教育作为流动性工具、分类工具。杰斐逊（科南特的盟友）将科南特的竞争性奖学金计划描述为「每年从“垃圾”中筛选出20名最优秀的天才，并由政府出资进行指导」。
杰斐逊粗俗的语言暴露了被「社会流动性」和「平等机会」掩盖了的精英教育体系的两个缺点：1、流动不是不平等的对立面，社会流动让因才能而不是出生而产生的不平等正当化；2、会把其他人贬低为“垃圾”。
科南特对此的反对意见：1、他追求的本就是流动性更高的社会，而不是更平等的社会；2、不认为其提出的分类会让那些被筛选出来的人受到尊崇。然而，科南特的精英教育愿景是平等主义的，希望全面开放哈佛大学，但其并不关心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是想确保参加的人是真正最有才能的人。但精英教育愿景在科南特任期并未实现。
（不过）科南特理念已经开始决定美国高等教育的自我定位：最理想的高等教育应该向所有社会和经济背景的有才华的学生开放，完全不用考虑学生的支付能力。科南特的理念中最根深蒂固的也许是：高等教育是通往机会的主要途径，是阶层跃升的源泉，从而保持社会的流动性。自此，科南特优绩至上的理念赢得了胜利，但事情并未按预期发展。
科南特理想的失败1：SAT成绩随财富增长
首先，SAT并不能独立于社会和教育背景来衡量学生才能或天生的智力。SAT成绩与财富高度相关，且呈正相关。
科南特理想的失败2：优绩至上固化不平等
其次，科南特提倡的英才录取制度并没有带来他所希望产生的无阶级社会。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而科南特所认为的可以补救分层社会的社会流动性并没有出现。更重要的是，优绩至上时代的高等教育并没有成为社会流动的引擎；相反，高等教育强化了享有特权的父母赋予子女的优势。
代际流动研究：如今的高等教育在促进阶层跃升方面的作用小得惊人。目前名校：巩固特权，而非扩大机会。这与当代政治中的重要信念矛盾：解决不平等加剧的方法是提高流动性，而提高流动性的方法是让更多的人上大学。更多的观点只是：解决优绩至上社会弊病的办法是更彻底地实施优绩至上原则，让有才华的学生无论其社会和经济背景如何，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大学。（于是）表面上：大学招收非裔美国学生、拉丁裔学生；但仍然有“余荫”制度。
问题：高校是否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职能，即依据才能来对人们做出分类，以决定谁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1、这种分类对那些被筛选掉的人意味着令人反感的判断，以及对共同的公民生活造成了破坏性后果；
2、精英筛选过程中的斗争会对那些被选上的人造成伤害，以及分类任务变得极为耗费精力，结果淡化了高校本该承担的教育使命。优绩至上把高等教育变成一场竞争激烈的分类竞赛，对民主和教育都是不健康的——风险如下。
风险1：分类与社会尊严的分配
科南特的后继者，加德纳：“成就不应与人的价值混为一谈”，无论人们的个人成就如何，他们都值得尊重。最终形成：过去，人们以把孩子送到能与上流社会的贵族交往的地方为荣；现在，人们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象征他们有卓越才能的地方为荣。并且，高等教育更加集中，录取难度差距扩大，甚至有赢家通吃的现象。
风险2：受伤的赢家
对获胜者也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心理问题严重，焦虑、完美主义等。
风险3：继续跳钢圈
精英大学的入学政策助长和奖赏了赢家对成绩的狂热，以至于当学生进入校园时，他们几乎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扭转这种狂热。分类和竞争的本能侵入了大学生活，学生们重新演绎了接受和拒绝的仪式。——作者称之为“继续跳钢圈”现象。
（综上）高等院校作为机会仲裁者的角色已经根深蒂固，在人们心目中很难想象还有其他选择。但现在是时候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作用了。（不过）高等教育只是收入和社会尊重不平等的原因之一，还有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当代政治的技术官僚转向以及民主制度的寡头垄断等的原因。但首先要考虑一下改革大学录取制度的温和建议，如何开始缓解分类和拼命奋斗的恶性循环。
对策1：减少对SAT的依赖，取消对校友子弟、运动员和捐赠子女的照顾，从而增加普通人进行精英大学的机会。初步淘汰之后，对剩余有资格的人进行抽签。即设置资格门槛，让机会来决定其余的人。一定程度上缓解学生们所处的困境并削弱精英的傲慢（把好运归功于环境和天赋）。
进一步的对策2：我们应该通过降低高分院校录取风险，来削弱精英分类机器。即我们应该弄清楚如何让生活中的成功更少依赖于拥有大学文凭。具体：要扭转公立高等教育的衰退，克服对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忽视，打破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在资金和声望方面的区别。如，增加就业培训的资金。
除了增加就业培训资金，对策3：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如何评价不同种类的工作。可考虑的办法：打破社会尊重的等级阶梯。高等教育不应垄断所谓的更高目标，且实际做得并不好；而大学之外的公民教育有着悠久的传统。如存在令人向往的先例：美国最早的重要工会劳动骑士团要求在工厂设立阅览室，以便工人能够了解公共事务。这一要求源于共和主义传统，该传统认为公民学习应植根于工作世界。
（最后，作者总结道）我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我们理应获得我们得到的东西，这种观念最有力的对手是认为我们的命运非自己能控制，无论是我们的成功还是挫折都源自命运的恩典与安排，，或抽签一般的运气。但彻底的恩典伦理几乎不可能维持。我们无法决定我们是否会在来世得救或在今生成功，与自由的理念和我们得到自己应得的这一信念是难以调和的。这就是为什么才能往往会驱逐恩典；或早或晚，成功人士都会断言，并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的功劳，而那些失败的人不如他们有价值。而即使在胜利的时候，精英信念也没有带来承诺的自我掌控，也不能提供团结的基础；使得优绩至上变成了暴政。
本章读书报告由伊梅杰同学撰写，经过简化与修改，分享给公众号的读者共读，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并不吝指正。引文出自[美]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曾纪茂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