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讨论，优绩主义的盛行所带来的后果，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教育以及成功的探讨。优绩主义使成功者深信其成功源于自身，忽视了运气等因素，这种成功与道德绑定，造成了精英的傲慢，缺乏对失败者的怜悯。
在序言中作者通过大学招生的舞弊案件引出了精英阶层对于文凭的重视，因为从“成功”概率上来说，拥有大学文凭的人有更高概率获得好工作取得更高的收入，步入精英阶层。而精英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孩子进行大量投入，确保其也能继续维持这一地位。在这样的社会里意味着成功者必须相信他们的成功全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得来的。这使得人们难以学会感恩和谦卑，进而难以关心公共利益。
第五章 成功伦理学
本章从伦理学的角度，将优绩制放在英才统治中进行审视，并得出再完美的英才统治也并不公正的结论；同时对比了优绩制的两种替代选择，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福利制度自由主义，发现二者虽不约而同反对优绩制，但却又容易滑入优绩制的陷阱。
【第一部分】
作者首先假设了两个收入分配都不平等且不平等程度相同的社会。
第一个社会：贵族统治，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传统特权的结果；
第二个社会：英才统治，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努力和才能差异导致的结果。
显然大家会喜欢第二个社会：（因为）贵族社会是不公正的，把人归入出身阶级，且不允许普通人向上流动；英才社会则能让人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改善自身状况——这是支持优绩制最强有力的论据。
但（其实）英才社会也可能存在不平等：有一些处于顶端的人受益于有利的人生起点；所以如果想让社会公正还需要扶持政策，以确保所有儿童都有受教育机会来充分发挥各自潜力的可能。
如何在两个社会中选择呢？
1、无知之幕之下，后者比前者更公正。
2、如果知道穷富，由于贫富差距，并不能决定你更喜欢哪个社会。（1）加之代际传递，富者喜欢前者，穷者喜欢后者。（2）考虑经济状况对社会地位和自尊的影响，对于富者，前者的特权源于好运，后者的特权源于努力，后者更好；对于穷者，前者源于运气，后者源于自己。
紧接着作者通过介绍优绩制的诞生，分析了英才统治下的黑暗面。
迈克尔·扬（英国社会学家）于1958年《优绩至上的崛起》一书中提出“优绩制”一词，其认为优绩制是反乌托邦的。当时英国的阶级制度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才能为基础的教育和职业发展制度，这是好事。
但旧秩序在道德上的专横和明显的不公平至少产生了理想的效果——这种阶级的任意性让工人不必以社会赋予自己的低贱地位评判自己——让输家和赢家都不必认为他们的命运是自己导致的。而优绩制不能缓解不平等，只是把不平等重新配置为与能力一致。但这种重新定位产生了一种假设，即人们得到了他们应得的，这一假设加剧了贫富差距。
其预见了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精英的傲慢，即这些人对技术官僚知识的亲近，并失去了对人民的同情；也让那些未能向上流动的人自我怀疑，加深了人们对精英的怨恨，从而引起政治反弹，他预测2034年受教育低的阶层会在一场反对统治精英的民粹主义反抗中崛起。现实就是2016年英国人公投支持脱欧，美国人投票支持特朗普。
当我们回归美国社会现实，就会发现原则层面和政策辞令上，英才统治都赢得了胜利。需要从道德和政治工程角度研究对精英政治的反对意见：
1、关乎公正：即使是完全实现了英才统治的社会，也不会是公正的社会。——这是对英才统治的哲学批判，大多数当代哲学家都反对社会应该根据人们应得的东西分配工作和薪酬，哲学家看法和公众的道德直觉相悖。
2、关乎对成功和失败的态度（尊重）：即使英才统治是公平的，这样的社会也不会是个好社会。英才统治会让赢家产生傲慢和焦虑，让输家产生羞辱感和怨恨——这些态度会腐蚀公共利益，与人类的繁荣格格不入。
完美的英才统治下：所有公民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能在天分和努力工作所能达到的程度上得到提升。——然而，即使是最好的、最具包容性的教育体系也很难让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与来自拥有大量关注、资源和人脉的家庭的孩子平等竞争。
但是英才统治关乎流动性，而非平等，并不排斥贫富差距拉大；那么英才竞争导致的不平等是否公正就存疑了。
捍卫者认为：机会公平就意味着结果公正。捍卫者的说法是否具有说服力，取决于天分的道德状况：为什么要假设我们的天分应该决定我们的命运，以及我们应该得到这些天分带来的回报呢？1、天分是运气，出生在好家庭的运气与中彩票等其他形式的运气并无区别。2、生活在奖励我碰巧拥有的才能的社会，也只是运气好而已。
作者：优绩至上的大部分吸引力在于，我们的成功是我们自己的功劳，至少在适当的条件下是这样的。只要经济领域是公平竞争的领域，不受特权或偏见的左右，我们就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但是，要认识到我们的才能不完全是我们自己实现的，过于理所应当则是自负的体现。
捍卫者继续：靠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的人理应接受他们的努力所带来的成功。
但是：尽管努力很重要，但成功很少仅仅来自努力。优绩至上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也不从社会学角度主张努力的有效性，而是：道德上主张人类能动性和自由：真正公平的竞争下，成功会和美德结合在一起——夸大了努力和奋斗的道德意义。接下来就需要探讨其他正义观，及其提供的自由和应得性的概念。
【第二部分】英才统治的两种替代选择
1、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哈耶克提出）
反对政府为了减少经济不平等所做的努力，认为福利制度与自由是对立的。反对收入再分配，认为市场结果与对优绩的回报没有任何关系，市场结果只是反映了消费者对卖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重视程度，与优绩无关、与道德重要性无关。优绩：人们应该得到什么的道德判断。价值：消费者愿意为商品支付什么的标准。
2、福利制度自由主义/平等主义自由主义（罗尔斯提出）
倾向于对富人征税以帮助穷人；但同样赞同哈耶克，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应基于人们的优绩或道德应得性《正义论》中提出：即使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制度，一个完全补偿阶级差异影响的制度，也不会促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因为如果人们在真正公平的竞技场上竞争，赢家就会是那些拥有卓越天分的人。但是，天分的差异就像阶级的差异一样，在道德上是有任意性的。罗尔斯：不是消除区别，而应该让赢家与那些比他们更不幸的人分享他们的收益——“差异原则”：不采取阻止有天分的人发挥他们的才能，而是否认他们值得或应该得到这些才能在市场社会中所要求的回报。
（可以看出）哈耶克和罗尔斯都拒绝把优绩作为公正的基础。在哈耶克眼中，否认市场收益是对优绩的回报，是抵制再分配要求的论证手段；在罗尔斯眼中，拒绝承认优绩与应得性的关系，是服务于相反的政治立场的。
但二者具有共同的哲学承诺：关乎在多元化社会中达成一致的困难，关乎哪些美德和品质值得奖励；关乎自由：哈耶克：个人地位与人类的道德价值观念一致的社会，是与自由社会完全对立的；罗尔斯：人们对优绩和应得性的看法存在广泛的分歧，他担心把优绩作为公正的基础会与自由原则冲突。但即使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福利制度自由主义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确立了公共话语的术语，二者也没有推翻人们普遍持有的信念，即人们的收入应该反映他们应得的东西。相反，在几十年里，即使社会流动停滞，不平等加剧，优绩至上主义对待成功的方式也继续得以加强。究极原因，可能是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福利制度自由主义的某些特征，为二者公开拒绝的优绩至上主义对成功的理解开辟了道路。对优绩的放弃不彻底，提供的替代方案仍导致成功人士的傲慢和弱势群体的怨恨。
（哈耶克的问题）哈耶克的观点中：优绩和价值的区别模糊。他只是指出我们的市场价值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是衡量我们个人作为的标准，但是没有考虑到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的价值可能是他的市场价值以外的东西。市场价值若作为社会贡献的代表，人们就会认为其应该得到与其市场价值对应的任何收入，即边际产品。比如经济学家曼昆就提出对社会贡献更大的人应该得到更高的收入，以反映其贡献的大小。
（更进一步）奈特：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则认为财富不能衡量才能优劣，也不能反映贡献价值——满足消费需求本身没有价值，满足消费需求的价值取决于其所服务的目的的道德地位。
（罗尔斯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澄清罗尔斯拒绝把道德应得性作为公正基础所要表达的意思。区分「道德应得性」和「正当期待的权益」：首先要通过公正的原则支配社会基本规则和结构，才能知道各自的权益。而把公正建立在道德应得性的基础上，就相当于为给有道德和有成就的人相应的报酬而制定规则。对公正的考虑要优先于对才能和美德的考虑。即罗尔斯反对英才统治的核心：在公正的社会中，那些变得富有或获得有声望的职位的人有权获得成功，不是因为这证明了他们的品行卓越，而只是因为这些收益是对每个人都公平的制度的一部分，包括社会中最贫穷的成员。罗尔斯：1、政治上：富人不能依据声称他们的财富是他们应得的、是他们在道德上应得的东西，来正当反对再分配税收。2、哲学上：公正原则的定义必须独立于对才能、美德或道德应得性的考虑——主张“正当”（支配整个社会的义务和权利的框架）优先于“善”（人们追求的各种美德和美好生活的概念）。表面上，罗尔斯的思维方式应该抑制英才统治中精英的傲慢倾向。但成功人士的谦逊并未成为当代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劳动人民普遍感觉精英看不起他们，这也是民粹主义者反抗的重要推力。问题在于：精英对成功的态度并不一定会被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软化或取代。与基于才能、美德或道德应得性而产生的主张一样，正当期待的权益同样可能是英才统治的傲慢和工人阶级的怨恨的潜在来源。
20世纪80、90年代平等主义自由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福利制度自由主义助长傲慢和羞辱政治的倾向更加明显。基于罗尔斯「从道德角度，才能的分配具有任意性」，上述哲学家延伸出了「运气平等主义」。只有在人们的不幸由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情况下，他们才应该得到补偿。（也就）产生了“对那些给贴上不负责任标签的人毫无帮助，而向那些给贴上天生低人一等标签的人提供了羞辱性的帮助”的现象。运气平等主义最终指向了优绩至上的理想：收入分配不是基于道德上任意的偶然性，而是基于人们道德上应得的东西。
最终，尽管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自由主义都拒绝把优绩作为公正的首要原则，但二者最终都有优绩至上的倾向。这两种方法都不能有效对抗优绩至上原则所倾向的对成功和失败的道德上让人反感的态度，即赢家的傲慢和输家的羞辱感。（回到作者在第一章就提出的政治危机）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精英们没有注意到优绩至上原则正在失去鼓舞人心的能力：他们对那些没有分享全球化红利的人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充耳不闻，完全忽略了社会上的怨恨情绪；民粹主义者的反抗让他们措手不及。
优绩至上是问题所在，关于解决方案：克服优绩至上的暴政并不意味着优绩不应该在工作和社会角色的分配中发挥作用；意味着重新思考我们看待成功的方式，意味着挑战财富和尊重的不平等；且这种反思应该集中在生活的两个领域——教育领域和工作领域。
本章读书报告由伊梅杰同学撰写，经过简化与修改，分享给公众号的读者共读，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并不吝指正。引文出自[美]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曾纪茂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