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sini堡狮龙
2020年5月，由李宁领军的非凡中国全资子公司VC Consumables和Keystar联合以4,662万港元的价格收购堡狮龙集团66.6%的股权，李宁的公司拥有该部分股权的80%，另20%则由Keystar获得。Keystar的老板罗正杰，是堡狮龙大股东罗家圣的亲侄子。罗家圣是罗家老五，成为新股东的罗正杰是罗家老二罗蜀凯的儿子。事实上，多年前创始人罗定邦离世后，罗家老二罗蜀凯一直是集团主席和最大股东，他在任期间逐步卖出手上股权，而五弟罗家圣数次买进，成了集团主席和最多股权持有人。这次收购，是家族企业的又一次易手，其中含义，相当微妙。
堡狮龙收购消息公布后，已经多年处于颓势的公司股票于5月22日上涨至每股0.54港元（累计上涨260%），为2017年以来最高。
非凡集团入主堡狮龙，这个品牌将如何转型，又是否能够顺应市场，扭亏为盈，这些问题太大太难，也许连李宁本人都还没有确切答案。
2000年前后，班尼路，佐丹奴，堡狮龙，这些香港服装牌子的店铺几乎铺满了内地大小城市的商业街和商场，曾几何时，青少年都以穿这几个牌子为“时尚”的标志。十年后这些牌子一个个溃败，Zara，H&M，UNIQLO进入中国，快消服装的竞争已经改朝换代。
堡狮龙由罗定邦于1987年创建，曾经是港澳最大的服装零售集团，2020年2月19日的公司年报指出，收到访港游客锐减，中美贸易战，以及冬季气候偏暖等因素的影响，集团截至2019年12月底中期净亏损港币9,368.7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63.9%。
罗氏企业
集团创始人罗氏家族的历史，是香港社会几十年来的一个缩影。
1950年，38岁的广东顺德商人罗定邦携妻子和五个子女迁居香港。罗定邦和妻子陈楚思是指腹为婚，陈楚思是陈家独女，家里开办纱厂。罗定邦婚后跟着岳父打理纱厂生意。1938年，成婚三年的罗定邦夫妇有了长子罗乐风。
1942年，罗定邦继承了岳父的纱厂，接下来的几年里，妻子陈楚思又诞下了老二罗蜀凯，三女罗嘉穗，四子罗家宝，五子罗家圣。八年抗战，顺德百废待兴，纱厂的生意似乎陷入停滞，罗定邦四处打听，得知香港机会很好，这才带着多年来学习到的经营纱厂的经验以及积累的资本举家迁移。
那时香港纺织业兴盛，因为没有关税壁垒，棉纱大量出口海外。罗定邦的顺德老乡为他牵线租下了厂房，罗定邦的纱厂很快在香港站稳了脚跟。罗定邦并不满足于纱线生意，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布料方向。他改良了香港流行的梭织方法，研发出针织，以生产出更舒适柔软的布料。
1961年，香港棉织品的大规模出口引起美国关注，他们在国际棉织品会议上订立协议，限制多种香港棉织品的进口份额。然而罗定邦早就有了准备，提前拿到了出口美国的份额。
（罗定邦拍下香港8号车牌）
1970年代初，欧洲也加入了美国限制香港棉织品出口的队伍，香港纺织业自此开始实施配额制度，由厂家自行认领出口份额，所有厂家份额总和的上限为欧美定下的最高值。在这种制度下，越大的棉质厂商越有竞争力，香港政府也愿意让大厂商参与与欧美的谈判。罗定邦的罗氏已经是行业的领军企业，自然取得了相当配额。罗定邦一手靠着炒卖多余的配额狠狠赚了一笔，剩下的配额，还是利用自己的工厂生产后出口海外，并成立了罗氏针织时装公司。（靠炒卖配额发家的，除了罗定邦，还有林百欣，方肇周，田元灏，并称香港纺织制衣业四大家族）
到香港后，陈楚思又生下了老六罗家驹。罗定邦事业得意，和自己的秘书也暗度陈仓，有了私情。秘书甚至生下了两人的私生子罗家添。纸包不住火，陈楚思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罗定邦为了安抚妻子，给秘书母子一大笔钱，想要打发她们，不想秘书烧炭自杀。
秘书死后，陈楚思不得不同意让秘书之子罗家添认祖归宗，罗家有了七个孩子。
在罗定邦倒卖配额发家，又立足纺织实业时，他的二儿子罗蜀凯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其他子女为何没有参与家族生意，这一点在之后会提到。八十年代末期，欧美对香港的纺织品再次加大限度，皆因此前香港产的服装出口量已达世界第一，很多中高档品牌的代工厂都设在香港。
罗氏针织在欧美逐渐加大香港的出口限制后，也有些绑手绑脚的感觉。罗家老二蜀凯建议父亲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减少对出口贸易的依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Bossini堡狮龙成军。堡狮龙奉行自产自销，由于罗定邦在行业的经验和人脉，从原材料直到成衣，所有的制造环节都由品牌掌握，至于销售，堡狮龙采取了特许经营制度，他们提供产品，加盟店铺交纳加盟费。
堡狮龙比黎智英的佐丹奴（他是品牌创始人，后退出）创牌晚几年，意大利舶来的班尼路也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就登陆香港，尽管如此，堡狮龙还是很快赶上，成了排名前三的年轻人服饰品牌。随后，堡狮龙通过加盟模式，进入东南亚和内地。1993年堡狮龙在香港证交所上市，正遇上股市利好，罗定邦可谓是步步为营，罗氏企业和堡狮龙一时风头无两。
可惜的是，罗定邦还未见到自家企业的鼎盛，就于1996年病逝，享年84岁。
家产之争
1996年，罗家原配所生六子女中，最大的乐风58岁，最小的家驹也已40岁了。罗定邦没有留下遗嘱，仅签署了遗产处理的意向书，委托二子蜀凯为执行人。罗定邦将自己的资产分成三份，一份留给罗家子孙，由蜀凯自主分配，一份用作慈善事业，最后一份专留给流落海外的第八位罗家后代。
罗家子女众多，即使不算罗定邦秘书所出的家添，和唯一的女儿嘉穗，明面上也有五个儿子。但是，在罗定邦生前参与家族生意有决定权的，却只有二子蜀凯一人，这和罗定邦的偏心有相当关系。罗家长子乐风出生后，罗定邦和陈楚思都很高兴，可是乐风直到三岁后才学会说话，没有继承父亲的“才智”，因此从未得到罗定邦宠爱。老二蜀凯比乐风小了好几岁，和哥哥性格迥异，天资聪颖，又很会讨人喜欢，罗定邦在1970年代便逐渐让蜀凯跟着自己做事。蜀凯主张成立的堡狮龙无疑使罗氏企业如虎添翼，蜀凯在父亲罗定邦心中的地位更加稳固。八十年代初，蜀凯又帮助父亲将事业版图扩张到房地产行业，家族财富不断累积。
老大乐风十三岁就辍学，十四岁起给父亲帮忙生意，可是眼见自己因为老实木讷，根本不受重视，干脆和妻子脱离罗家，做起了成衣代工的生意。夫妇从小型车间和几台缝纫机做起，一步步发展壮大，1970年成立晶苑国际集团。
（罗家老大乐风）
近年来，堡狮龙的诸多加盟店忙于销售积压的存货，导致柜台更新缓慢，根本无法应对反应迅速，随时推出新样式的外国品牌的入侵，晶苑集团却靠着为Gap，UNIQLO，H&M等品牌代工，成为亚洲三大成衣制造商之一，共在内地，越南，孟加拉，柬埔寨，斯里兰卡聘用约80,000名员工，每年生产470万件成衣，年产值超过100亿港元。近日香港政府向全体市民派发的抗疫口罩，就由晶苑集团在越南的生产线提供。
（老二罗蜀凯夫妇的女儿罗可旋结婚）
蜀凯在罗定邦眼中具有极佳的生意头脑，在讨好父亲欢心的方面，他做得更加出色——罗定邦秘书自杀后所有事宜是由蜀凯出面协调解决的。此后他又为父亲安排了一个名叫张美林的年轻女孩，安抚罗定邦。罗定邦没有做好保护措施（或者有心再要孩子？），张美林怀孕了。蜀凯不想再多一个弟妹，也不欲得罪母亲，私下威胁张美林，让她打掉孩子，不过张美林也不是省油的灯，她就指望着母凭子贵，怎么可能打掉孩子。蜀凯于是搬出母亲陈楚思，号称她会派杀手追杀父亲的情妇，此前死去的秘书就是一例。张美林被吓得不轻，只好拿了蜀凯的钱，带着腹中孩子一起逃到国外。
张美林出走，罗定邦心中记挂，尤其是想见自己从未谋面的子女，还安排蜀凯去寻找。蜀凯虚与委蛇，罗定邦再也没有得到过张美林的音讯。
老三嘉穗，老四家宝，老五家圣，老六家驹，后来认的老七家添，都在罗氏企业工作过。鉴于蜀凯得宠，又不可能分权给弟妹，所有的罗氏弟妹都只是担任无足轻重的职位而已。兄弟姐妹关系淡漠，大哥乐风自立门户成立代工厂后，在制造成本不断上升的前提下，堡狮龙也不得不寻找代工厂节约成本。即使如此，实际掌权的蜀凯从没有把代工的生意交给过老大乐风。
（老四罗家宝与长女罗颖怡）
颇有才干的老四家宝曾一度得到父亲赏识，因为罗定邦说老四的行事风格和自己最像。蜀凯害怕家宝会被父亲重用，乃至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向罗定邦告状说家宝在财务上有纰漏，收受贿赂，私生活又不检点，致使罗定邦对家宝的信任起了动摇。
见此，弟妹们不得不自谋出路，嘉穗炒楼，家宝脱离罗氏企业，转投房地产。六子家驹与家宝关系较近，家宝成立百乐集团发展地产，嘉穗，家驹各投资三分之一，家驹还常与四哥家宝同时现身土地拍卖会，竞拍土地。起初百乐集团以开发小型项目为主，后来规模越做越大。2002年，集团以五亿多港元购入尖沙咀百乐酒店，十年后以22亿元的代价将百乐酒店的商场售出。
近年来，罗家驹自立门户，2013年与儿子建一成立了建灏地产，公司势头良好。
（老六罗家驹的幼子罗建一）
虽说各个兄弟姐妹大都有了自己的事业，身家丰厚，也还是为了父亲留下的钱闹了个不可开交。律师估算罗定邦的资产总值约10亿港元（1996年），能分一部分，自是锦上添花，再加上许多年积累下来的对父亲对待诸位兄弟姐妹态度的不公，肯定有人不愿意随便接受这样奇怪的遗产安排，更不愿意由老二蜀凯独吞那1/3家产。代父辈出头的，是老四家宝的女儿罗颖怡。
罗定邦去世十一年后的2007年，罗颖怡向高等法院起诉，指控二伯父罗蜀凯身为祖父罗定邦指定的资产受托人，没有尽职向罗家子女交待具体资产情况。
老二蜀凯更是心有不甘，兄弟姐妹各个脱离罗氏集团，只有他自始至终跟着父亲，兢兢业业打理家族生意，成立堡狮龙是他的主意，集团上市他功不可没，赶在好时机进军房地产更是使得产业多样化，创造利润的同时还分散了风险，论理他应当分得大部分遗产。谁想到老父罗定邦直到死前四个月才鼓捣出个什么意愿书，还把三分之一的资产要分给流落在外从未见过的私生子。至少罗定邦让他按需分配的那三分之一该属于他。
2008年，罗蜀凯也向法庭提出诉讼，提告包括六名兄弟姐妹（含后来认祖归宗的老七家添），刚告了自己的老四家宝的女儿颖怡，三妹嘉穗的未成年孙子RyanOrr，以及律政司司长在内的九人。他请求法庭裁断，父亲罗定邦在意愿书中订立的由他管理的1/3家产实际是对他的赠予，而非交由他托管。高院按照罗蜀凯的申请，暂缓罗颖怡的起诉，先行审理罗蜀凯的诉状，厘清对罗定邦遗产意愿书的司法解读。
2010年庭审开始，罗蜀凯一审败诉，法庭要求其拆分家产，将罗定邦的1/3遗产分给众兄弟和妹妹。罗蜀凯不服上诉，二审反败为胜，重新被判得父亲三分之一遗产的全权管理权。
被起诉的老七家添也曾戴着墨镜出庭，他明确表示不想参与诉讼，也不会争夺父亲罗定邦交给二哥蜀凯管理的那部分遗产。老大乐风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解释说兄弟姐妹都衣食无忧，并非为了贪图父亲的钱财才有争端，而是想要弄清父亲的想法，既然案件已经尘埃落定，兄弟姐妹们还是会一起饮茶。（场面话听听就好。）
罗君儿绑架案
罗家七十年来历经在香港创业，站稳脚跟，大步伐发展，成立堡狮龙集团，进军地产，家族争产，堡狮龙式微易主等大事件，件件惊心动魄。第三代中除了子承父业的青年才俊时常因商业活动见诸报端，更在2015年及2020年闹出了两起与商场中征战挞伐完全无关的两起社会新闻。这两起新闻与罗家老六家驹的女儿们有关。
罗家驹脱离四哥家宝的百乐集团，与儿子建一自创建灏地产，行事比较低调。罗家驹与妻子伍顺仪共育有二女一子，分别是老大贝儿，老二君儿以及幼子建一。
（罗家驹夫妇与三名子女及大女婿）
2015年4月25日凌晨，西贡清水湾甘澍路罗家驹宅邸，一伙戴着头套的七人悄悄来了。为首的二人翻墙进了院子，再为其余五人打开侧门。众人都进入后，还是翻墙的那两人一个踩住另一个的肩膀爬上了房子二楼，主犯撬开窗户进了房间，随后他从楼梯下楼去为同伙开了厨房门。七人中一人被安排留在一楼望风，其他人则上楼去找女主人，他们在三楼的一间卧室内发现一对青年男女，将二人捆绑并勒令不许喊叫。被问到女主人身在何处时，青年女子承认自己就是屋主。歹徒胁迫该女子打开衣帽间内保险箱，取走其中多件手表首饰（估值约200余万港元）。
(甘澍路罗家驹宅邸）
之后被绑的青年男子眼睁睁看着女子被一名绑匪背起，离开罗家。
被绑架的是罗家驹的二女儿，29岁的罗君儿，与她同住的是男友。
（罗君儿小时候与父亲罗家驹合影）
（罗君儿与弟弟罗建一）
罗君儿2009年从伦敦一所大学的美术设计及摄影专业毕业，2010年至2013年间在香港贸易发展局工作，后去法国的艺术学校深造。2014年他返回香港，创立了艺术设计工作室ProductionQ。
早8:30，罗家驹接到了绑匪的电话，对方提出以赎金换取罗君儿。罗家驹询问对方的价码，歹徒答5,800万。罗家驹想要拖延时间，于是借口暂时没有那么多现金，最多只有100万。对方显然对罗家驹的身家吃不准，问他如果卖房卖车筹钱需要多少时间，罗家驹一听就知道这些人是外行。
放下电话后，罗家驹把妻子，大女儿和小儿子聚在一起投票，决定是否报警。四人都投了赞成票，但不敢直接电话报警，他们担心如果家中有歹徒内应，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报告给歹徒，君儿很可能性命不保。罗家驹对佣人说要回房休息，任何人不得打扰，其后他趁人不注意到了地下车库，藏身在儿子的跑车后座下，趁儿子离家，两人一起到了警局。
绑匪第二次来电时，警方已经做好了对罗家驹手机的监听。绑匪让罗君儿以普通话向罗家驹报平安，罗家驹假装听不懂，要求君儿说广东话，再向绑匪翻译父女的对话。歹徒等得不耐烦，夺过电话，又开始和罗家驹讨论赎金，罗家驹假称筹钱需要时间，双方谈了二十分钟，仍然没有结果。
第三次通话，绑匪主动将赎金降到2,800万，罗家驹见状，也爽快答应下来。双方约定4月28日在飞鹅山道交付赎金。罗家驹只身前往，临行前警方在赎金上喷洒隐形色粉，又在两个旅行箱中藏了GPS定位器，认为万无一失。罗家驹带着28袋钱，每袋100万现金，把所有的钱都留在避雨亭旁一个临时公厕旁边后，驾车离开。
警方在飞鹅山的大小通道都设了卡，有警员把守，盯准了在交赎金时间前上山的一辆假车牌车辆，打算等这辆车下山时，将所有绑匪一举抓获。谁知警察们等了又等，就是不见那辆车出现，这时罗君儿来电告知自己身处山下一处偏僻之地，绑匪把她背下山，走前把电话交给她，让她自己求救。得到罗君儿消息的警方才意识到绑匪已经拿到赎金，随时可能逃跑，他们循着旅行箱内GPS发出的信号到了山顶，发现了两只空行李箱。绑匪不傻，早就想到警方可能在箱子里装追踪装置，因此没有带着箱子跑。
警方按照绑匪与罗家驹联络时的号码回拨过去，接通后电话那头只传来有人疾走的声音，猜测是绑匪无意中碰触了接听键，而那时正在着急赶路离开。
飞鹅山围捕这一警方成竹在胸的计划失败，警方颇有些气急败坏地调动了海陆空三方警力，在多条主要干道和卡口设置路障，出勤的警员个个荷枪实弹，身着避弹衣，气氛无比紧张，另有警察搜索大埔公路赤泥坪村，整个行动惊动无数市民，闹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只是这次警方直到次日凌晨4:30收队，仍旧没有收获。
罗君儿获救后，确认数名绑匪都说普通话，警方将大陆来港犯下类似盗窃抢劫案件的罪犯照片交给她辨认，罗君儿认出其中两人，警方即公布这两人照片给所有巡警及媒体。事后证明两张照片中一人其实是内地经商的普通人，并非绑匪。通缉的另一人名叫郑兴旺，贵州人。
（嫌犯郑兴旺）
5月3日深夜，香港入境事务处的工作人员在罗湖边境见到试图离港去深圳的一名男子与警方通缉的郑兴旺很像，将其扣留并移交警方。被逮捕的这位就是郑兴旺，他随身没有携带赃款，被捕时亦未反抗。到案后，他很快就交待了同伙的姓名和信息，香港警方知会广东警方，请求协助。广东警方迅速行动，于当日根据郑兴旺提供的同伙手机号码，在深圳和东莞抓捕了负责此次绑架案偷渡罪犯到香港和销赃的两人，起获部分赃物，又在惠州和瓮安逮捕另外两名从犯。
5月4日，深圳警方再在某宾馆拘捕刚由香港偷渡回深圳的两名罪犯。
5月9日，惠州警方根据线索查出最后两名绑匪藏身在某出租屋中，凌晨在出租屋中抓获二人，并在床底找出283万元现金及金饰。至此九名罪犯全部落网。
最后被捕的两人中，有贵州籍犹敦魁，40岁，是团伙中最年长的一个。其他罪犯纷纷指认犹敦魁是策划整起案件的首脑。犹敦魁身高仅1.6米，貌不惊人。2000年初犹敦魁持旅游签证到香港打黑工，一次盗窃得手后上了瘾，靠着偷盗有钱人家赚了不少，每次回贵州老家探亲时都带着巨款，为家人买了房子和车子，颇得同村人羡慕。
不过犹敦魁在香港的偷盗事业也不是一帆风顺，他曾两次失手被抓，第一次被判刑一年，第二次又被判一年半有期徒刑。此后因为申请不到旅游证件，他通过他人偷渡来港，仍凭着盗窃为生。他的妻子得知丈夫的恶习，屡次劝他收手，可是犹敦魁又染上了赌瘾，欠了很多债，不得不以偷养赌，形成恶性循环。
犹敦魁回大陆时，向同乡鼓吹香港钱好赚，骗得不少人也跟着他一起偷渡，他们到了香港之后才了解犹敦魁从事的是什么，然而人生地不熟，不得不接受犹敦魁的培训，加入他的爆窃团伙，互相组合作案。长此以往，犹敦魁还与香港籍人建立了销赃渠道，他和同伙盗得的物品会通过当地人运至内地销售。
（主犯犹敦魁）
（在深圳受审的八名嫌犯）
郑兴旺在香港受审，被判12年刑期。其余八名嫌犯在深圳受审，检方以绑架罪，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罪行对他们提起公诉。犹敦魁起初否认自己是案件主犯，在庭上改了口承认自己的确策划案件，但是最先提出作案的，却是郑兴旺，确定作案目标的，也是郑兴旺。郑兴旺曾在罗家驹装修家宅时进去过，所以对屋内情形比较了解。
犹敦魁一伙的优势是擅长攀爬，他们平日偷渡进香港的方式是爬过内地和香港之间的铁丝网。进入罗家驹家绑人，就是犹敦魁带头爬的围墙，又爬到二楼开窗。罗君儿被带出罗家，也是由歹徒背着在密林中穿行，藏匿事先探查选中的飞鹅山的山洞中。
八名在内地被抓的嫌犯中，含香港籍贯的戴迅辉，他负责为所有人安排偷渡及销赃。
犹敦魁被判15年徒刑，团伙中三人被判13年徒刑，两人被判10年徒刑，情节较轻的被判3年徒刑，香港籍戴迅辉被判1年10个月徒刑。
绑匪被抓尚算及时，然警方宣布结案，却是在绑架案发生后近一年后，原因就是没有取回全数赃款。2015年4月28日去公厕旁取款的是犹敦魁等二人，他们拿到钱后，先藏起1,800万在山中某处，只带着1,000万元返回山洞与其余人等分赃。当日，在犹敦魁的要求下，香港人戴迅辉将从罗君儿保险箱中抢得的珠宝手表带回深圳交给联系人销赃。
1,000万元分给各人的部分不尽相同，其中三人得365万（包括郑兴旺的100万），由一人保管带回深圳；剩下的635万现金分给四人（包括犹敦魁的280万），这部分钱款被犹敦魁等人埋入山中。犹敦魁等二人逃回深圳前，把藏在山中的1,800万中取出了300万，买了金饰，这就是警方在出租屋床下找到的283万元现金及金饰的来源。
分到365万元的三人之一被捕后，带领警察在深圳罗湖区某隧道3号门上方的树丛中找到他藏起来的现金，及之前犯罪抢劫的珠宝首饰。
2015年8月6日，香港警方通过深圳警方协助，与在内地被抓的犹敦魁等人视频联系，由香港警察进入飞鹅山，犹敦魁则通过视频指出具体的埋赃地点。警方在飞鹅山的一山洞中找到犹敦魁二人隐瞒团伙藏起的1,500万元。
最后的635万元（犹敦魁四人从1,000万赃款中分得），香港警方直到2016年3月才在内地警方提供线索后在飞鹅山中找到，案件终于告破。
2017年7月罗君儿出版历劫生命一书，讲述自己被绑架的故事。
罗贝儿整形致死案
经过二女儿被绑架，本来就不喜欢张扬的罗家驹更加谨慎，不欲家人的生活时时曝光于媒体。五年后，他的名字再次上报，这次的事件是他大女儿罗贝儿的死亡。
（罗贝儿罗君儿姐妹）
罗贝儿1985年生，伦敦艺术大学毕业，与Danni Chi结婚十年，育有一子七岁。
2020年1月21日罗贝儿在韩国接受面部提升手术，28日安排了手臂腹部小腿的抽脂，并将这些身体部位的脂肪注入胸部，就在手术过程中，罗贝儿出现剧烈疼痛及抽搐，手术医生为其两次注射包括氯胺酮，咪达唑仑在内的强镇静剂，导致罗贝儿血氧饱和度下降到80%以下（正常状态为94%-100%）。此时手术医生才不得不拨打急救电话，救护车将罗贝儿送去正规医院抢救，一小时后她不治身亡。
本来此事罗家没有公布的打算，正值疫情，罗贝儿的遗体在韩国火化，家人在线上为她举行告别仪式。3月，罗贝儿的丈夫Danni Chi在香港提告，起诉为罗贝儿动手术的医生，护士及整形诊所。诉状指控诊所涉嫌伪造术前文件及过失杀人，同时DanniChi还要求医生和诊所赔偿妻子从罗家领取的年收入，以及她如果活着可以分到的罗家驹三分之一财产。
Danni Chi的举动引发众多讨论，虽然他打着为妻子讨公道的旗号，却以妻子尚未取得也未必100%能继承的遗产为诉求，其真是企图为何，实在是不单纯。一段时间后，也许是受到岳父罗家驹的施压，Danni Chi宣布已经达到引起公众对整形事故关注的目的，因此决定撤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