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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不仅没如专家期望暴增5000万，反而遭遇首次负增长
每年的1月伊始，国家统计局都会按照惯例发布上一年度的国民经济重要数据，2023年也不例外。
而今年的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在对2022一整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做了科学的统计后，发布的人口相关数据无疑成为了年初的最大爆点：中国人口出现了61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更具体来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末中国全国人口共141175万人，相较于2021年末少了85万人。其中，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为956万人，人口出生率达6.77‰。这个数字仿佛还尚可看得过去是吗？
可2022年死亡人口为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达7.37‰，两项综合，2022年的人口增长率为-0.60‰。
从2020年末的增加204万人口，到2021年末增加48万人，再到2022年底出现的首次减少85万，中国的人口增长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9年前的人口专家所预测的“全面放开二孩后，中国出生人口将达4995万 ”已经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期望”。
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翟振武教授在《人口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其中就根据中国当时的独生子女规模、全面二胎政策目标群体和生育意愿比例进行了推算，推算的结果就是：如果所有人4年内完成二胎生育，那中国出生人口将达到4995万。
但很显然，这在2023年的年初被证明，惨淡的现实与专家们过分乐观的期待大相径庭。“说好的”暴增5000万人口没有到来，甚至中国由此拐点直接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专家们预料到了什么？又忽视掉了什么呢？
出于对缺乏劳动力的担忧，政府以及相关的专家们紧锣密鼓地促进了“二胎”、“三孩”计划的出台，我们能理解。专家们发表的论文中涉及到的部分计算与建模数据在计算逻辑上也是挑不出毛病的，因此这些报告看起来也颇具参考价值。但实际上不足的是，这些数据的使用与计算完全忽视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实。
现实是什么呢？是一，完全忽略了现行经济状态下，年轻人或者说是一胎父母的真实生育意愿，错将假定的生育设想应用到了实际生育水平的构思中。
虽然新浪网曾经做过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0%到80%的“一胎”家庭是有意愿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但是这就能直接假定会有70%的家庭一定能在时间内孕育出第二胎的孩子吗？想必不能。
而且，这个数据来源只看重了较高生育意愿的样本，却忽视了较低生育意愿的结果。要知道，有些年轻人连一胎都不想要，更别说第二个了。
现实是什么呢？是二，彻底无视了高龄产妇的生育风险，只将她们当作了不需要考虑健康与安全的促进人口增长的数字母体。
如果按照模型，将2012年时0-37岁的独生子女父母视为生育样本的话，这批父母中母亲的生育年龄几乎全部超过了50岁。而众所周知，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在23到30岁之间，超过35岁生育就可以被算作高龄产妇，会面临着巨大的生育风险。
可推算数据中并没有将这一部分35岁以上的母亲剔除，甚至正是加上了她们，才得出了看似乐观的“还存在1.52亿适逢生育年龄的母亲，未来人口数据增长有望”的结论。
现实就是结果，结果是在全面二胎政策放开之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不增反降。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从2015年10月国家决定放开政策，2016年1月1日正式实行起，在2016年到2019年的四年中，中国的新生儿出生人数分别为1883万、1765万、1523万、1465万，逐年减少。
人口负增长的背后，有客观的历史因素，也有主观的人为拒绝
“人口增长首次出现负增长”一消息经过官方宣布之后，网络各平台上竟引起了一片出乎意料的“欢乐”之声。大家总有一股“终于到了这一天”一样的、释放情绪一般的看好戏恶趣味在其中。
其实，中国人口增长率会降低甚至跌到谷底早就有迹可循，甚至说这就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不可避免遇见的境况。只是，其中有必然的规律因素，也有人们主观上的“躺平”选择。
【1】人口衰退，甚至跌到负率，早就有迹可循
从1961年起，中国的人口就一路“突飞猛进”，涨得那叫一个雄赳赳气昂昂，处处都以“人口劳动力大国”自诩。然而，2022年新生儿数却史无前例地跌出了千万大关，965万的新生儿数警示着人们早已埋下的地雷终于引爆。
之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许颖就曾表示，“中国已经累积了30多年的人口负增长惯性”。
早在1992年的时候，中国的生育率就已经进入了低水平阶段，此后虽然生育率仍有增加，但多少因为惯性而出现了放缓以及负增长的情况，就像踩下刹车的车，虽然还在因为惯性前进，但迟早有停下的那一天。
人口衰退的地雷或许早在计划生育时期就已经埋下。男女按照法定年龄25岁和23岁才能结婚，婚后且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行政与经济的处罚保证了这一铁律的实施，也导致了这一代孩子的出生人数完全无法补足父母一代的空缺，出现了负内在增长率。
于是，净增人口数量出现下降趋势，最初是不显露的、隐形的，然后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2000年中国人口增长数跌入1000万人的区间，之后2005年逐步落到700万区间，再过5年后到2010年跌至640万人。好不容易在计划生育政策放松后出现了两次出生率的回升，结果接着的2017年直接就是一个人口五连降，最低时2021年甚至跌到了48万人。一发不可收拾。
【2】现实的生育不仅仅是意愿，更是一种责任，而这样的负担与责任只会越来越重
无论是网络调侃“不婚不育保平安”还是官方公布的《统计年鉴》中814.33万对的最新最低结婚登记人数，无一不是在证明着当代年轻人或客观或主观的婚育意愿在降低。尤其其中主观上不愿结婚、拒绝孕育的想法越来越多，在90-10后的年轻人中甚至即将成为普遍现象。
制约生育最主要的原因有许多，其中的经济负担、生育带来的直接成本以及时间、金钱、精力的间接成本，光是想一想让无数年轻人直感不堪重负。从孩子还在母亲肚子里的那一刻起，孕检、奶粉、幼儿园、学前班、小初高教育、课外辅导……就都成为必须负担的责任。
成为父母之后，就意味着要承担最基础的抚养成本、时间成本、以及机会成本，并且无法期望从他们身上获得相应的收益。而这样的付出通常以十年的时间起开始计算。
加上现在的经济运行状况下，许多年轻人疲于奔波生计，睁眼就是996上班，下了班每天只想睡觉。你跟他谈爱情？没精力。谈结婚？没钱没时间。更别谈生孩子了。
除了这些现实的、物质的制约因素外，还有许多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的原因来自于内心与情感。不幸的人需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的阴影与苦难。因此许多年轻人无法保证自己能够给予孩子足够的爱、温暖与安全感，因此他们拒绝将悲剧在下一代上重演。
在生育一事上，女性总是承担着更多也更无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沉重的生育责任对女性而言并不“友好”。孩子对职场中的女性造成的影响可见一斑，生育后的女性晋升机会减少、地位被边缘化等情况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
甚至有研究者计算出，中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工资收入就减少7%。在身体上，生育后的女性有可能面临着尿失禁、产后抑郁、脊柱盆骨变形等等后遗症。她们用身体的健康与安全换来新生命的诞生，固然伟大，但代价也实在有些惨烈。
“短期温和，逐步加速”，中国人口会一直保持这个趋势吗？人口与生育又该何去何从？
【1】未来几年人口问题会有所缓和？或许人口负增长会成为常态，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人口红利会消失，养老负担加重，消费市场疲软，甚至会进入日本的“低欲望社会阶段”。
虽然网络上的许多人“看热闹不嫌事大”，但真正严肃讨论起来时，许多人还是会担忧：“人口负增长会持续多久呢？长期保持下去，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制造行业以及养老体系是否会濒临崩溃呢？”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表示，“人口负增长前期看着是很温和的，仿佛没什么大不了。但后期是很可怕的。”
比如，最开始人口负增长比较缓慢，之后会不断加速，2022年中国的总生育率降到1.15，这就意味着每出生一个新生儿就有5个左右的人去世。而且即使后期生育率回升，人口增长也会因为同样的惯性保持负率减少。
更何况，“人口进入负增长状态后，很难再出来。人口数量下滑的趋势将不可逆转。”人口学家黄文政说道。
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劳动力减少，企业所需要支付的劳动力工资就会“水涨船高”；而另一方面，劳动力的萎缩会导致第一产业制造业的放缓，靠规模盈利的产业收益会大幅缩水，消费市场也会直接下降。
其次是最重要也最受人们关注的“养老金破产、社保开支飙升、僵尸资产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摇摇欲坠”，每一个影响都死死戳在“钱”字上。
在人口负增长率持续前进的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养老压力会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赡养20名老年人，暴涨为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赡养120名老年人。
于是为了减缓养老压力，其中60到69岁间的老人会被赋予新的“低龄老人”定义，被拉入到“延迟退休”的大潮中来。
【2】在当下所做的一切，都是对未来最好的准备，永远不会为时过晚
人口负增长率已成定局，在面对已经到来的“低生育＋少孩化”的社会之时，采取积极措施调整经济发展方向、社会制度和观念才是重中之重。
瑞典曾有着1.5不到的低生育率，可凭借着带薪父母育儿假、父亲陪产假、巨额生育补贴等生育福利，硬是活生生地将生育率拉到了1.8-1.9。重要的是钱吗？
当然，钱很重要。但瑞典以高福利社会体制为支撑，在教育、医疗、托幼服务、职场友好环境、发放生育津贴、减免税收等诸多领域多管齐下，解决了育儿问题中最令人困扰的“生育、养育以及教育”问题，同时鼓励并支持了父母在育儿中的角色平衡，在育儿与职场的精力平衡。
没有后顾之忧，有父亲作为后盾的母亲能更好地回归职场，生育意愿提高，婚姻家庭幸福度也增加，甚至国家的经济税收也得以优化。
因此，以瑞典为例，只要中国完善生、育福利待遇制度，出台相关政策平衡父母的育儿及家庭分工，比如提高生育津贴或减税、为父亲与母亲提高一样时间的产假或育儿假、弹性工作时间、建立健全托育服务供给和职场权益保障制度……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才能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且愿意付诸行动。
生命是美好的，但不应该被强迫。只有当生育成为一件友好的事情之时，社会也才会成为生育友好型社会。
参考资料：
李可愚：GDP总量首超120万亿，同比增长3% 减少85万 中国人口61年来首次负增长，每日经济新闻
倪浩、刘彩玉、高莘等：各方解读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环球时报
杨鹏：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统计理论与实践. 2022(11)
曹信邦、李远忠：基于人口老龄化的延迟退休、养老金缴费率与经济增长，西北人口. 2022,43(06)
卿石松：生育意愿的代际传递：父母观念和行为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 2022(05)
靳永爱、赵梦晗、宋健：父母如何影响女性的二孩生育计划——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人口研究. 2018,42(05)
黄院玲、蔡弘：生育成本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安徽建筑大学学报. 2022,30(06)
张春泥、潘修明：工作时长与青年的性生活、亲密关系和生育意愿，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23(01)
原新、范文清：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交汇时代的形势与应对，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6)
林小昭：国家卫健委党组：人口负增长下“少子老龄化”将成常态，第一财经日报
陈秀红：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问题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山东大学
付一鸣：瑞典以福利体系促性别平等鼓励生育，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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