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河南安阳小伙吴培文坐在自家坟地里，看着河对岸的小屯村直运气。为啥呢？小屯村和他家就隔着一条河，可他们那却出了宝贝——龙骨。很多买宝人去那里收购，当地人靠这个发了财。吴培文太眼红了，于是打起了自家祖坟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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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培文看着人家眼红，但又不能去人家地里挖，只好到自己地里挖。自己家地里发现的东西，自己怎么也能得一半吧。
吴培文叫上几个兄弟开挖了，探杆探到12米就碰到了硬东西，他们都特别兴奋。
但问题也出现了：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安阳已被日军占领。日军对附近的一切都严密监视着。这要是挖出东西把日本人招来，可怎么好？
吴培文想了个主意，对大家说：没事，咱晚上挖，他们看不见！
深夜，吴培文和七八个兄弟，带着工具又去挖了。夜里趁黑干活，白天再盖上，就这样折腾了三天。大家挖出一个圆柱子，但这时天快亮了，来不及细看，又匆忙掩盖了一下，就回家了。
第二天夜黑风高，大家又开始挖，东西终于挖出来了，是个大方鼎，斜靠在土里。但这鼎太大、太重了，拉断了几根绳子也拉不上来。第三天夜里，大家备好了绳子和牲口，才把大鼎从坑里拖出来。
大鼎被拉到吴培文家院里，仔细一看，有点遗憾，千辛万苦地挖出来的鼎，怎么少了一只耳朵呀？
虽然说好了不往外传，但他们挖到宝贝的消息还是在村里传开了。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来了一个叫肖寅卿的人，他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古董商之一，听到消息专门从北平赶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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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寅卿到了吴培文家，他见到了如此巨大精美的青铜大方鼎，便出了个2千大洋的天价要买。
他先交了定金，但提出来一个要求，要把鼎“大卸八块”，因为整个的太重，他没法弄走，等卸开以后他再付尾款。
虽然觉得有点可惜，但大家一想，要是拖久了，让日本人知道就更麻烦了，于是吴培文就带着村民们开始分解大鼎。可他们用坏了几十根锯条，就只磨出个小槽；改拿大锤砸，也只把耳朵给砸了下来。
实在弄不了，钱也没拿着，吴培文只好把大鼎藏在自己家里，大鼎耳朵藏到了邻居家。
也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大鼎的事还是被日军知道了。一天，日军包围了村子，吴培文知道后赶紧溜了。日本人搜了一圈没找到，空手而归。吴培文却不敢再回家了，从此过上了背井离乡的生活。
再后来，大鼎被村民挖了出来，运到了县里。这一年10月底，正值蒋介石 60大寿，当地的国民党驻军司令听说县政府存放大鼎的消息，决定将大鼎作为寿礼，用火车运到了南京。
1948 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在南京联合举办展览，这个鼎首次公开展出，蒋介石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这鼎一下子出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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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鼎起初被命名为“司母戊鼎”，是郭沫若定的。半个多世纪后，国家博物馆给它改名“后母戊鼎”。
至于鼎上的字是“司”还是“后”，这是古文字专家之间的争论。因为看上去它是个“司”字，但像印章那样，镜像转过来就是个“后”字。
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 112 厘米，鼎身四周有精巧的蟠螭纹和饕餮纹，重达 832 千克，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中国最重的青铜器。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后母成鼎从南京博物院运往北京。
40多年后的2005年，后母成鼎回到安阳展览。当时，大鼎的发现人和保护人吴培文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他颤巍巍来到大鼎前，上去摸了摸大鼎，了却一生的心愿。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这一人一鼎的故事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一个人的人生很短，只有几十年。鼎没有生命，可它的“生命”又很长。它从遥远的商周破土而来，默默讲述着千百年前的故事。而之后，它还会继续存在千百年，为后代们讲述那遥远时空的故事。
文物是来自岁月的馈赠。它是活着的历史，与今人相逢，被看到、被记住、被传承。而我们在凝视它们，与它们“对话”的过程中，收获了精神滋养，增强了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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