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阳题
我出生的地方是黄梅五祖寺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几户人家，叫王家塝，却没有一家姓王的。我估计我的老祖宗在这里安家时，这里确实住有王姓人家，所以称为王家塝，只是后来他们家可能没有后人，或者是搬走了。
过去，中国老百姓经常会搬迁住处。有的是为躲避战乱祸而迁徙，比如北宋被灭亡时，许多北方的老百姓都跑到南方，大名鼎鼎的女词人李清照，易安居士就在其中，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安了新家。有的则是国家的有关政策，比如新中国成立后，从内地各省抽派了一些老百姓支边，在新疆石河子这个地方安家，建立了一个大型农场，乃至今天成为一个与省市级别相同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过更多的迁徙，是老百姓为了寻找可以更容易生活的地方，比如当年山东人到关外，也就是闯关东。
我们黄梅的鲁姓，就是我的第十七世祖，从广济的鲁家大湾搬到黄梅，因为这里有很多没有开发的荒山湖地。五祖寺山脚下的鲁姓，是我的第九世祖从黄梅鲁姓大本营搬过来安家，因为这里有一个小山坡，有田可开，还靠近官道，可以做点小生意。我的出生地王家塝则是我的直系第五世祖在分家之后找到的一个新处所，因为原来的房子住不下了。
我出生的那年，家里正做房子，拿现在的观点来说，做这样几间房子，连个平常老百姓都看不起，但在当时那可不得了，是个大大的富户人家，在到处是贫穷的年代，富有不是好事。那一天，房屋的大梁落位，晚上我就呱呱落地，所以父亲给我取名为“落成”，意为大厦落成也，可谓双喜临门。我在网上查了查，在天门县竟然也有一个与我同名同姓的人，年纪也差不多，那里也有我鲁姓的一个分支。
不过，四年以后，我们就从王家塝的新房子搬出去了，在相距约两百米的、我家做砖瓦窑的草棚里住下来，几家没有房子的贫困户则成为这栋新房子的主人。于是我的新家就称为“窑上”，而原来王家塝因为地势稍高，就称为“高上”，小山坡的那个老村子称为“对面”，三个有炊烟冒出的地方，好比是三个点，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合称为“鲁牌楼”。之所以称为鲁牌楼，盖因为在山脚下的官道边上，有几座不知建于哪个年代的牌坊，也称牌楼。在合作化初期，鲁牌楼是一个小合作社；在合作化后期，鲁牌楼则是土桥人民公社风景大队的第八小队。
这个现状延续到七十年代末，直到改革开放为止。只不过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两年里有一点变动，将“对面”辟为公社的农业科学研究所，简称“农科所”，而“高上”和“窑上”则并到一天门小队，不过仅两年的时间就又恢复了原来的三角形鲁牌楼生产队。但在农业学大寨后，为了开辟更多的田地，这“窑上”和“高上”先后被拆迁到对面的山坡上做房子，腾出了两块平地，开出了几亩新田，每年可以多打几石粮食。民以食为天，没有办法高产，就只有拼命增加种植面积，拆掉那些占据在平地的一个小村子，开出几亩田地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原来的三角形没有了，但村子的名称依然叫鲁牌楼。不过，这样做，还是没有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
四人帮倒台后，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变革，这个大变革是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我们家乡大概是从80年还是81年开始实施责任制，从此各家各户都激发出巨大的生产积极性，饿肚子的问题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解决了。
随着改革开放，家乡的名称也在不断改变。人民公社取消后，先恢复了区和乡两级政府，过了几天，区一级政府被取消，只保留乡级政府。我们家乡的情况就比较特殊，因为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我们鲁牌楼这个地方成为一个人口集中地，四面八方的人都喜欢到这个山坡周围、马路的两边做房子，于是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集镇。
这个新的集镇，因为在五祖寺的山脚下，于是就理所当然地命名为五祖镇。所以我的家乡，今天就是是五祖镇的一天门村。由于大搞旅游开发，我们整个村子的田地都卖了，开发成旅游区，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五祖旅游区游客集散中心”，这里的老百姓都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了。如果有人再问鲁牌楼在哪里，年老的还可以告诉你，年轻的人就根本答不上来。
七十三年前我出生的地方，老痕迹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只留在我们这些老人的记忆中。昔日的鲁牌楼，演变为一个五祖镇，这大概就是今天中国实施城镇化的一个缩影。(文\老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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