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阳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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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留给我的显性的东西其实很少，因为他去世时我只有十一岁，更何况经过四十多年的时光侵蚀，如今让我记得的只能是依稀的记忆了。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般人的家庭都很困难，而我的家庭因为家大口阔，父亲的工资又低，这在当时可以算是困难中的困难户了。但即使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父亲不知哪来的生活信念，扛起了所有的家庭重担，生怕母亲和我们兄弟受苦。
那时候，我们小一点的五六七兄弟，都盼着父亲放假回家，因为父亲基本上每次回家都要带些虽然便官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奢侈的糖果之类的东西作为接物，有时哪怕只是几分钱的糖子，也让我们好好地打打牙祭，现在想起来恐怕也算是父亲追求一种“家庭仪式感”吧。
在家的时间，父亲有时要弄来小瓶子为家里做“灯”，用锥子钻盖，搓线做“灯芯”有时到别人家借来砍刀，把家里的烂树看成劈柴，以备下雨天烧饭用。当然更多的是与他的好友谈天说地，谈古论今，与我们兄弟聊些我们喜欢聊的东西，偶尔也考考我的学业。
每次收假回校之前，父亲都要把水缸里的水挑满，反复计算着米缸里的米还能够吃几天。如果不够的话，就到隔壁左右家说好借米的事，让母亲到时到他们家借个一两斤米度日，十里又是跟求玩，且他的口从下公，大人能节约，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别饿坏了他们的身体。至今在我的记忆中依然留下母亲拿着脸盆到别人家借米而遭奚落的情形。
过年前的腊月二十几，父亲再难，也要安排裁缝师傅到我家做一天的事，上面几个哥哥，父亲会想法为他们做一件洋布外套，我们小一点的，要么把哥哥们。的旧衣服染个色，叫裁缝师傅改一下，要么用母亲纺的“代布”做一件外套，也算是“一年一个新"。每年腊月二十九，是我们家最热闹的时候，父亲带着孩子们挑土填堂屋，填门口，就像现在在门口、堂屋贴瓷砖那样，也算是用“泥巴”把家里出个新。
父亲还要带着哥哥们先把堂屋的“祖宗”用报纸糊好，后在上面贴上马恩列斯毛的相片，他在下面要指挥怎样帖，反复看贴得正不正。每年吃年饭后，父亲也要给我们压岁钱，我们小一点的就只有一两角钱，另加一盒红花烟或经济烟(九分钱一盒)，大一点的哥哥们可能压岁钱也要多些，烟是圆球烟，大哥有时还能派上新华烟或游泳烟。
如今想起来父亲那时就非常注重家庭仪式感了。父亲喜欢抽烟，但由于家里条件差，记忆中他从没有抽个卷烟，只是抽黄烟，他为自己办了一个烟斗，很大很大的，我们兄弟及他的学生都怕他那个烟斗，因为他惩罚孩子和学生时经常用烟斗磕头，有时烟斗还没磕到头上，我们就尖叫，弄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我也做个孝敬父亲的事(这是我唯一一次孝敬父亲)。记得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我代表我们班级到公口村(那时叫燎原大队)小卖部买练习本，看到店里有一列一列的黄烟卖，我把我不知集了多久的一角五分钱为父亲买了一列黄烟(那时黄烟短缺，父亲好长时间没有黄烟抽)，父亲回家后，看到我买的黄烟，高兴得像小孩子那样。
父亲去世前，为自己做了一件黑色长绒大衣(那是老师们的时尚)，他非常想买一顶有帽檐的绒毛，可惜他不知是来不及买还是没有条件买就患病离开了。父亲去世后，父亲的同事们在跟我们说起他。
生前的事时，都说他在学校非常节约，别个老师每餐打四两饭，他那么大的个子(父亲身高在一米八以上)往往只打三两饭，经常饿得头发晕；别个老师抽卷烟，他却总是抽黄烟，而且总是安慰自己抽黄烟过瘾；别个老师有时嫌学校伙食美到外面打打牙祭，而他经常把学校“加餐”的菜舍不得吃带回家里妻子儿女一起吃。
在五七办校的时代，他主动要求到条件很差的农场教书，恐怕就是为了节约一点饭钱以补家用。
父亲去世后，我们看了父亲在学校借的钱账，几乎每个月都要提前支取工资，哥哥们看了之后不禁泪流满面。
大家都知道我家那时的困难，但大家都看不出父亲的寒酸：我真不知道，也难能理解，父亲仅靠他微薄的工资，怎么能撑起这样一个“庞大”的家？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我真想对父亲说：父亲，你不再孤单了，你的后辈已经有近八十人了，我们将沿袭你的家风，永远讲究“家庭仪式感”。(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至简人生，男，中学高级教师，黄梅人；现任教于广东民办学校，对教育有特别的情怀，对文字有特别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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