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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罪立功的陈伯钧上将
1926年底，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这里是黄埔军校的武汉分校，毛泽东正在讲台上给学员们授课。他渊博的学识、平易近人的风度、富有感染力的演讲，深深吸引着台下学员们的目光。
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才华横溢的毛泽东不时受邀到学校讲课，他虽然年轻，但讲课生动充实，深入浅出，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台下有一名16岁的学生兵，刚刚加入军校不久。
自从见到毛泽东的那一刻起，他就被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深深感染了。当然，台上的毛泽东并不认识这位年轻人，但在此后数十年间，他们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革命情谊。
陈伯钧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党的八七会议做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定，毛泽东被派往湘鄂边领导发动秋收起义。起义前夕，毛泽东在江西铜鼓与参加起义的全体指战员见面，宣布起义计划，做了起义动员。
毛泽东没有注意到的是，在听他作动员的指战员中，还有那位年轻的黄埔生。
9月10日晚饭后，这名年轻人快步走向毛泽东的住处。“毛委员，我叫陈伯钧，以前在武汉听过您的课。”陈伯钧自我介绍道。
陈伯钧，四川达县人，1910年生，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毕业生，时任独立第三团新兵训练处主任。
毛泽东一听，倍感亲切，坐下和陈伯钧聊了起来，详细询问陈伯钧的年龄、籍贯和经历，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陈伯钧是个急性子，一股脑地把自己关于新兵训练的做法和想法向毛泽东和盘托出。
毛泽东一边仔细倾听，一边微笑点头，不时提出一些改进意见，指点迷津，鼓励年轻的陈伯钧好好工作，勇敢接受革命的考验。
这是毛泽东和陈伯钧的第一次正面交流，陈伯钧受益匪浅，而他的坦率真诚、勤学善思，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从此开启了两人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情谊。
如果不是这次相遇，陈伯钧将来的成长道路或许不会如此顺利。
此后，陈伯钧先是随毛泽东参加了秋收起义，后来又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此后，他一直都在毛泽东身边，以毛泽东为老师，逐渐成为毛泽东麾下的心腹爱将。对于陈伯钧的成长，毛泽东也很欣慰，两人逐渐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陈伯钧与毛主席的合影
就在陈伯钧快速成长时，一次猝发的悲剧，险些终结了他年轻的生命。
1928年春，陈伯钧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一支手枪，他很高兴，可拿来仔细查看，才发现枪上有锈斑，枪栓根本拉不动，当下十分懊恼。
陈伯钧时任红四军教导队任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他的直接上级、教导队长吕赤平时喜欢开玩笑，看到这一幕，便开玩笑说：
“什么破枪，‘半斤铁’，扔了算了！”
陈伯钧不舍得扔，他把手枪拆开，找来煤油反复擦拭，居然鼓捣好了。
这天下午，吕赤带队外出战斗凯旋，刚迈进院子，陈伯钧就高兴地迎上去，一边持枪比划着，一边大声说：
“你看，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
说着，陈伯钧用手拉动了枪栓。
砰！一声清脆的枪响，吕赤应声倒地，胸前立刻被鲜血染红。
陈伯钧顿时愣住了，战士们也被吓了一跳，这是怎么回事？短暂的头脑空白后，陈伯钧清醒过来，立即跪倒在吕赤身旁，奋力呼唤他的名字。
但是一切已无可挽回，吕赤胸前中弹，鲜血直流，他握着陈伯钧的手，什么都没说出来，逐渐停止了呼吸。
消息传出，所有人都震惊了，陈伯钧当即被缴了枪，关了禁闭，上级迅速把这起紧急事件上报，等待进一步处理。
红军时期的陈伯钧
吕赤和陈伯钧关系匪浅，两人是四川老乡，又同是黄埔军校生（吕赤是四期），还一起上了井冈山，此后在同一支队伍搭班子，朝夕相处，感情甚笃。
这样一位亲密的战友，没有死在杀敌的战场上，竟然倒在自己枪下，陈伯钧心情极为沮丧，追悔莫及，早知如此，何必鼓捣那个破烂“半斤铁”？
此时，陈伯钧的黄埔军校同窗、时任红四军一师二团参谋长的徐彦刚担心陈伯钧想不开，亲自陪他一起关“禁闭”，两人住了两个晚上，劝他冷静下来，等待处理结果。徐彦刚相信毛泽东一定会对此事秉公处置。
毛泽东接到报告后十分震惊，对吕赤之死很难过，他叫来专门负责纪律处分的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询问事件发生的经过。
经过调查，事情搞明白了。原来陈伯钧自以为枪修好了，想跟吕赤炫耀一下，却忽视了手枪里有一颗子弹，更万万没想到一拉枪栓，枪栓带动撞针，把这颗子弹击发了，正好击中了吕赤的要害，导致吕赤当场身亡。
也就是说，这是一次意外，是误杀。
了解事件经过后，毛泽东没有立即做出处理意见，而是以征询的口气对张令彬说：“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不杀陈伯钧好不好？”
张令彬摇摇头，回答道：“虽然是误杀，但这次意外确实是陈伯钧的全部责任，战士们很义愤，情绪很大，很多人都要求杀。”
陈伯钧戎装照
毛泽东知道红军一向纪律严明，俘虏都不能乱杀，何况是自己的同志？可如果因此杀了陈伯钧，那就要失去两个优秀的同志，损失岂不是更大？
略一思忖，毛泽东有了主意，对张令彬说：“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开个士兵委员会，讲清不杀的道理。”张令彬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理，便回教导队向学员们转述。
毛泽东之所以为陈伯钧求情，是因为他深知在革命创业之初，人才实属难得，尤其陈伯钧颇具军事才干，是井冈山上少见的干才，确实值得珍惜。
早在192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毛泽东就慧眼识英才，看中了陈伯钧的军事训练才能，派他去帮“绿林好汉”袁文才练兵，很好地完成了教育改造这支地方农民军的任务，为根据地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要知道，这个时候的陈伯钧才只有17岁，还是一个“红小鬼”，不光自己能打仗，还能带兵、练兵，这样的才干可不是人人都拥有的。
有一次，担任连长的陈伯钧率领一个班的兵力，护送毛泽东下山寻找正在进攻茶陵的主力部队，同去的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
陈伯钧重回井冈山
第二天，陈伯钧觉得人多目标太大，反而不安全，就让全班战士返回井冈山，自己和毛泽覃只带几名战士继续护送毛泽东。
当天晚上，毛泽东一行在一处小村庄休息，为了安全起见，大家夜间轮流放哨，就连毛泽东都亲自上阵，和陈伯钧两个人一起负责下半夜的警戒。
夜半时分，茶陵方向的枪声逐渐稀落，但是从枪声的方向判断，红军部队并没有向井冈山撤退，而是往南向水口方向行进。凭借这一点，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前线可能出了意外，部队是被迫向水口方向转移的。
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向南追赶主力部队。但这样一来，很可能将自己后背暴露给茶陵方向的敌人，毛泽东很担心，询问陈伯钧：“假若后面敌人追来怎么办？”
陈伯钧冷静地回答：“我和警卫员在后面打掩护，你们只管往前走。”
在陈伯钧等人的护送下，毛泽东一行终于在当天掌灯时分赶到水口，追上了大部队，这才发现原来是团长陈浩叛变了。毛泽东立即召开大会，粉碎了陈浩的叛变阴谋，并决定率领部队折回井冈山，向宁冈县砻市开拔。
为了安全起见，毛泽东派陈伯钧连夜抄小道前往砻市，通知永新县委做好迎接部队的准备。陈伯钧单枪匹马，星夜兼程，圆满完成了任务。
抗战时期的陈伯钧
通过这一次紧急事件，陈伯钧的担当精神和优良作风得到充分考验，更进一步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当时，红军队伍构成比较复杂，很多人素质偏低，不时有人叛变或逃离，像陈伯钧这样黄埔出身、德才兼备、胆识过人的少年英才，确实十分难得。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决定为陈伯钧求情，挽救这位红军干才。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通知整个教导队集合，亲自向大家讲起了道理：“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毛泽东的话不急不慢，但很有分量。
看到同志们都在认真倾听，毛泽东继续讲：“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毛泽东娓娓道来，战士们都觉得讲的话合情合理，情绪逐渐缓和下来。
但情理是情理，陈伯钧毕竟杀了一条人命，不处理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吕赤？这时，有人高声问：“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
毛泽东的语气严肃起来：“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红军是讲纪律的。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
陈伯钧与八路军将领合影
经过一番说理，大家都冷静了，认为毛泽东的话确实有道理，又不失军法严明，便没人再提反对意见了。
毛泽东让警卫员找来一条竹板，在全体战士的监督下执行惩罚，以示公正。
陈伯钧知道，毛泽东之所以打他板子，不是为了搞体罚，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惩戒教育自己，也是为了平息大家的情绪，根本上还是为了他好，所以他不喊不叫，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处罚。
当然，这一百板子没有真打完，打到二十几下就收住了，大家对毛泽东的处理方式都很服气，自然不会追究到底打了多少板子。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陈伯钧因此被调离教导队，降职为一团一连副连长。
分析这件事的始末，可以发现毛泽东的高明之处。首先，毛泽东对此事的定性十分准确。陈伯钧和吕赤是关系亲密的战友，平日无冤无仇，不具备杀人动机，结合对手枪的勘察，可以判断事发原因是擦枪走火所致，也就是意外误杀，不是故意杀人。
对这件事情的正确定性是决定处理方式的基础，如果像后来黄克功那种故意枪杀他人，必定死刑无疑，但陈伯钧是过失杀人，才有从轻处理的可能。
抗战时期的陈伯钧
其次，毛泽东对此事的处理考虑十分全面。红军一向纪律严明，如果考虑战士们群情激愤，为了安抚情绪，严肃军纪，杀鸡儆猴，杀掉陈伯钧也不是不行，甚至可能让大家拍手称快。
但当时是红军初创时期，正是用人之际，因为枪支走火误杀，已经让红军失去了一名优秀将领，如果再杀掉陈伯钧，就会再失去一名优秀将领，却换不回吕赤的生命，只能徒增牺牲。既然如此，还不如依法从轻处理，尽量减少对整个红军的损失。
最后，毛泽东对此事的处理方式十分恰当。此事发生后，毛泽东实际上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很多战士要求杀掉陈伯钧，也有很多将领为他说情，而毛泽东本人在内心深处不想失去这位心腹爱将。对于这件事的处理十分棘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大家的不满。
但是毛泽东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智慧，采取了十分艺术的处理方式，他考虑到战士们的激愤情绪，一方面对他们说情说理，争取对陈伯钧过失的谅解；另一方面又对陈伯钧做出相应惩戒，安抚战士们的情绪，最终取得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开国上将陈伯钧
纵观此事始末，毛泽东以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大局为重，从红军创业艰苦卓绝、极度缺乏军事指挥人才的实际出发，把革命法度的严肃性和人道主义的灵活性巧妙结合起来，用高超的语言艺术，成功争取到大家的理解，救下了一个有过失的好同志。
如此顾全大局、妙到颠毫的处理方式，令人叹为观止。但是，毛主席和陈伯钧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后来更长远的事实进一步证明，毛主席“枪下留人”的决定是十分高明的。
井冈山斗争期间，陈伯钧打了很多恶仗、硬仗，他喜欢身先士卒，亲自带队攻坚，有一次因为带头冲锋，腿部中弹，受了重伤，仍然坚持不下火线。
第一次反“围剿”时，陈伯钧担任师长，反围剿的第一枪就是他所在部队打响的，而且是直捣黄龙，活捉敌师长张辉瓒，然后乘胜追击余部，打得对方溃不成军。
陈伯钧的黄埔经历不是白练的，他很聪明，擅长总结经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指挥水平越来越高，虽然付出了三次负伤的代价，却收获了好多枚沉甸甸的军功章。
这一时期，陈伯钧率领红十三师打了很多硬仗，屡克强敌，被中革军委誉为“红军坚师”，毛泽东虽然不在中央军事领导核心了，但依然很关心陈伯钧的成长，有一次看到红十三师的捷报，他兴奋地高喊起来：“十三师万岁！”
毛主席写给陈伯钧的亲笔信
陈伯钧的坚持终于换来了回报。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重新回到最高军事指挥位置，陈伯钧也进一步得到重用，他率领红五军团长期担任殿后任务，为掩护中央红军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获得了“铁屁股”的美誉。
毛主席一直很关心这位心腹爱将。1936年10月15日，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毛主席很想念许久未见的陈伯钧，亲笔致信道：“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革命的敬礼！”
纸短情长，一封简短的问候信，饱含着领袖与同志、统帅与爱将的深情厚谊，一句“为红军庆得干才”的褒奖，彰显出毛主席对心腹爱将的高度赏识。
20岁任团政委，21岁任军长，22岁任军团参谋长，26岁任军团长……陈伯钧不仅提拔快，还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等三个方面军担任高级指挥员，履历极其丰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陈伯钧再接再厉，屡创佳绩，先后在一二O师、第四野战军任职，直至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领导了复杂艰巨的湘西、湘南剿匪战斗，创造了辉煌战果，也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
陈伯钧陪同毛主席视察
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时年45岁，是开国上将中非常年轻的一个。
陈伯钧活泼好动，心直口快，喜欢开玩笑，甚至脾气有些急躁，实属性情中人，有时对于毛主席的一些做法，他有不同意见也会直言不讳，提出批评。
毛主席很了解这位爱将，对于他的善意批评并不介怀，不过对于陈伯钧一些脾气急躁、影响党和人民军队干部形象的表现，毛主席从来不会客气，都是对他严肃批评。
1941年10月1日，毛主席曾给陈伯钧写过一封信，教他 “以不浮、不露、不躁‘三不’为戒，再加上深刻和切实的精神，着重实行，则过之改必易。”
陈伯钧深受感动，从此用毛主席的“三不”指示为戒，不断改进提升自己。
陈伯钧曾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心直口快，夸夸其谈的老毛病，今后在自我修养的日程上应随时注意痛绝之。”这充分表现出毛主席和陈伯钧的关系不仅超越了上下级、师生关系，还是一种相互批评的诤友，这在毛主席和开国将帅之间的关系中并不多见。
陈伯钧将军
对于陈伯钧而言，1928年春天的那次误杀事件，毛主席出于大局帮他求情，是他永生刻骨铭心的难忘经历。他此后的表现，不仅仅是对毛主席个人的知恩图报，更是用自己的全部身心书写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矢志不渝，对党的领袖的赤胆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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