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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敏学将军的高风亮节
贺敏学 (1904~1988) 是贺子珍的胞兄, 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 贺敏学行事低调, 他的一些事迹慢慢变得不为人知了。
毛泽东称他“三个第一”
1954年6月, 中央建工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时任华东建筑工程局局长的贺敏学第一次到北京。外甥女娇娇 (李敏) 在星期天到北京饭店看望舅舅后, 马上把消息告诉父亲毛泽东。毛泽东甚为高兴, 让女儿转告舅舅, 请他于翌日晚7点钟来中南海丰泽园做客, 还嘱卫士长李银桥派车去接。
这是自中央苏区分别二十余年后, 贺敏学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毛泽东关切地询问贺敏学这些年都做些什么工作, 家属情况怎么样, 贺敏学一一回答。毛泽东仔细倾听着, 很少打断他的话。后来, 贺敏学告诉妻子李立英, 毛泽东曾称赞他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 上井冈第一, 渡长江第一。
这其中, 武装暴动第一, 是指贺敏学1927年领导四县农军发动的永新暴动。毛泽东早年所写《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言:“暴动队始于永新。”暴动后, 贺敏学任中共永新临时县委书记, 兼赣西农民自卫军 (由四县农军组成) 副总指挥、党代表, 在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的两次进攻后, 率暴动队跟随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在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开国将帅中, 贺敏学当之无愧是第一个上井冈山的。渡长江第一, 是指贺敏学以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之职, 亲自指挥麾下八十师二三八团, 于1949年4月20日晚在安徽无为县的泥汊和狄港渡江。毛泽东说:“你们部队是全军最早过江的部队。”
这位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屡立奇功的虎将, 解放初期在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的任上, 受命转业地方, 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先是主持大上海的城建, 尔后赴西北支援国家重点建设。毛泽东戴在他头上的“三个第一”的桂冠, 贺敏学除了向妻子李立英道及, 始终不曾炫耀于人。
陈毅:“贺敏学怎么连省委常委都不是?”
20世纪50年代中期, 国家首次实行给干部定级。当时上级给建工部西安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局长贺敏学定的是行政7级 (正部长级) 。这对贺敏学这样的老革命已是偏低了, 可他又主动降低一级, 只要了个8级 (副部长级) , 说这里很多同志的级别偏低, 我调低一级, 可以调高好几个一般干部, 这样更有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后来, 中央组织部还追问:为什么没给贺敏学评7级?
1958年5月, 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将中央直属的建筑企业下放, 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此前, 贺敏学领导的西管总局麾下10万建筑大军, 已提前完成中央交办的大三线建设, 国务院下令将西管总局各工程公司基本各归原防, 作为建筑种子, 播散全国各地。
西管总局撤销后, 中央原定贺敏学担任中央建工部第一副部长。他到北京还没上任, 却被通知到福建担任副省长。自1958年8月奉命南下后, 贺敏学再没离开过福建, 副部级职务几十年一贯制。连老战友、老上级陈毅都感吃惊:“贺敏学怎么连省委常委都不是?”
在群星璀璨的开国元勋中, 贺敏学的资历和功绩都不输他人, 在新中国建设中的成就也是有口皆碑。使人郁闷难解的是, 他的职务似乎越当越小, 越当越不起眼。当许多同时期的老战友老部下荣封大将上将、省长部长时, 他却始终衔不过正军、官不过副省。尽管他在与胞妹贺子珍的争执中曾说过“我都是受了你的牵连”, 但他从未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索取过任何特殊的报酬和待遇, 始终“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福建的群众尊称他是“人民的好省长”。
贺敏学长年不得志, 原因何在?他在“文革”中的遭遇让人们明白了一切。
宋任穷说他“宁折不弯”
“文革”伊始, 造反派抄了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家, 还把叶飞夫妇强行拉上卡车, 戴着高帽, 在福州城里游街示众。
当造反派找到贺敏学, 劝他揭发叶飞的“罪行”时, 贺敏学不为所动:“叶飞同志经过革命考验, 是位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同志, 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党的好干部。他几十年来辛勤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根本不是修正主义、走资派!” (引自本文作者对叶飞儿女叶小楠、叶小宇等的访谈) 叶飞被斗后, 孩子们四处躲藏, 有的住到贺家, 贺敏学李立英给他们慈父慈母般的关怀。省委、省人委一批领导人先后被抓, 贺敏学到省委值班的次数增多了。他不怕红卫兵, 经常直接去见他们, 疏导他们的过激行为。
贺敏学对“文革”的种种过左做法越来越看不惯, 多次与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交心:他们说这个是叛徒, 那个是走资派, 这个是反革命, 那个是坏人, 简直是无稽之谈, 是政治迫害!当年参加革命, 谁不是提着脑袋干的, 哪来这么多叛徒?如果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真有这么多坏人, 我们怎么能够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 又怎么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取得成就?碰到一些熟悉的同志, 贺敏学还说:现在福建工厂停产, 学校停课, 党政机关全瘫痪了, 抓了那么多走资派和坏人, 搞得人心惶惶, 再这样下去, 自己非把自己搞垮不可!
“文革”伊始, 江青就曾大放厥词, 说贺敏学解放后躺在功劳簿上不干事, 坐享其成。加之贺敏学还以这般态度对待“文革”, 决定了一场劫难不可避免。好心人劝他躲一躲, 贺敏学却说:我没做过亏心事, 何况要相信群众, 他们是会讲道理的。贺家附近有个线面厂, 工人们与贺敏学的关系很好, 值此非常时期, 大家自发保护贺家的安全。一次, 造反派到贺家门口闹事, 线面厂工人闻讯纷纷赶来, 硬是把红卫兵给赶走了。
1967年2月初的一个深夜, 一辆华沙牌小汽车和一辆军用大卡车在贺家门前停下, 跳下几名持枪的解放军和一群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 强行搜家。此前, 叶飞放在贺家两只装机要文件和工作笔记的箱子, 已被贺敏学夫妇秘密转移出去。家里还有两件宝贝也事先作了妥善处理, 一是毛泽东写给贺子珍和贺敏学夫妇的几封亲笔信, 用一个大信封装着。对毛泽东的手书, 他们作为珍宝收藏, 知道这是政治信, 不能落到江青等人手中。(在抄家前, 李立英把信用破布包了几层, 藏在贺敏学一件大衣的夹层里。) 另一件, 是毛泽东送给贺敏学的燕窝, 两小袋, 约半斤重, 是1962年由李敏带交的。贺敏学收到后, 一直舍不得吃, 许多老同志的家被抄后, 他预感总有一天要落到自己头上, 便把燕窝转移到部队, 交给老部下、时任福空政委罗维道。
贺敏学被这伙人强行带到市郊五凤山。这里原是省委的招待处住地, 现在成了所谓“走资派”、“黑线人物”的集中地。叶飞被打成“福建省头号走资派”, 贺敏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戴上了“叶飞的黑干将”、“黑参谋长”、“三反分子”等帽子, 造反派每次把叶飞弄到外面去批斗, 都少不了拉他去陪斗。
一天, 下着毛毛雨, 贺敏学又同叶飞等人一起, 被拉到远郊魁岐批斗。贺敏学穿着黑大衣, 迎风挺立, 硬是不肯和别人一起喊“打倒叶飞”的口号, 也不肯低头认罪。几个造反派狠命按他的头, 但他一次又一次地昂起。几个造反派无可奈何地嘀咕:“这老家伙也许是练过功的。”
造反派安排贺敏学陪斗, 原本是希望他看到叶飞的“洋相”后, 思想和态度有所转变。没想到他竟是铁骨铮铮, 根本没有任何“倒戈”的迹象, 只好另行关押。两天后, 叶飞神秘地在福州“蒸发”了。后来才知, 是周恩来指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 把叶飞安全送到北京保护。叶飞离开福建后, 特别牵挂贺敏学的安危, 他对周恩来的联络员孙继泰说:他们把贺老也关起来了, 挂的牌子特别重。叶飞虽然离开了险境, 但福建对他的批判并没有结束, 贺敏学等一批叶飞的支持者继续遭受迫害和打击。
被关了两个多月贺敏学还没出来, 妻子李立英急了, 不得不向在北京的外甥女李敏求援。李敏接到电话, 急忙去找父亲。毛泽东吃了一惊:他们把你舅舅也关起来了!他沉吟许久, 又缓缓道:你舅舅是个好同志, 当年富田事变时, 他为我坐过一次牢, 还叫人给我送条子。(本文作者对李敏的访谈) 但毛泽东这次没有出面去保贺敏学。
李立英想了个法子, 拿着毛泽东写给贺子珍和他们夫妻的一封信, 直接找到军队某大人物。对方一看书信, 大吃一惊, 读后深感毛贺关系非同一般, 道:老首长有这层关系, 为什么不早讲呢?在此前后, 贺敏学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小平也写了封信给周恩来, 托可靠的人转交了父亲受批斗的材料。
事情报到省革委会主任那里, 他们决定在五一节前放贺敏学回家。颇富戏剧性的是, 贺敏学还不肯出狱呢, 他说:你们把我抓进来, 我是既来之则安之, 你们要给我说清楚, 为什么抓我, 为什么放我?说清楚了我才走!
“国舅爷”把省革委会主任逼得进退两难。恰在这时, 江西有位老革命来福州, 点名要见贺敏学, 革委会派车去接贺敏学。可贺敏学会见完毕, 又“自投牢房”。这可真成了烫手的山芋!某头脑灵活之人想了个法子:就说中央某部长来福州了, 提出要见老首长, 正在贺家呢, 让他们在贺家会见。
83天的“文革”囚禁, 贺敏学瘦了一大圈, 添了一身病。出狱后, 官帽自然是没了。
在贺敏学遭受牢狱之灾时, 江青指使造反派对贺家大作调查, 包括在上海、江西等地的亲属, 统统派人去搞外调, 收集材料, 并对贺家亲属大加迫害。
贺子珍回国伊始, 江青就到处讲她的坏话, 最毒的一招莫过于说她是个精神病人。在上海华东医院, 护士把贺子珍和亲属间的讲话内容原原本本向江青密报, 江青一伙将之转给上海市委处理。后来毛泽东对此发了话, 那位护士也很快走人, 但这并没有阻止江青另做手脚, 她企图把贺子珍从历史和现实中一笔勾销——于是, 贺子珍这个1926年投身革命的巾帼英豪, 竟成了没有任何档案材料的“黑户”!贺敏学同父异母的兄长贺敏萱, 在老家永新被打成宗教地主, 夫妇俩被批斗得含冤而死。
这场迫害在贺敏学出狱后还在进行, 而且祸及贺家第二代。贺怡养子刘子毅原是上海铁路局的保卫处长, 作为烈士遗孤, 解放前就在延安参加了革命, “文革”中他批评江青胡作非为, 被告密后, 江青视他为眼中钉。1968年, 刘子毅被江青的爪牙装进麻袋, 乱棍打死。长期安于当一名普通士兵的贺麓成, 也被当做“白专”典型, 列入“5·16”分子的黑名单, 遭受审查和折磨。贺敏学的女婿叶启光是叶挺最小的儿子, 在上海当工程师, 被张春桥点名打成“反动分子”, 批斗得厉害, 逼他揭发周恩来。李立英的哥哥也受到迫害……
贺敏学出狱后, 有关方面通知他去学习班, 然后再行分配工作, 不久又要逼他带全家离开福州, 迁往闽北建瓯。对此, 贺敏学根本不理会, 硬是顶了下来。
“九一三”事件后, 贺敏学迫切地想早日工作, 特地给周恩来写了封信。在周恩来的过问下, 福建方面才答应给贺敏学安排工作, 但先得参加学习班。
宋朝诗人王安石云:“岁老根弥壮, 阳骄叶更阴。”贺敏学在10年浩劫中正表现了这种节操。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曾撰文指出:贺敏学在“文革”岁月中“大义凛然, 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 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坚持真理、宁折不弯的崇高品格”。
陈丕显向他致歉
1974年底,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 皮定均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同时, 中央任命廖志高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组织上的调整给福建政局带来了新的生机。
1975年1月中旬, 贺敏学赴京参加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四届人大确定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 粉碎了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贺敏学一度冷却的热情被重新点燃起来。会后, 他还见到了新任交通部部长的老战友叶飞, 劫后重逢, 都有说不完的话。叶飞告诉贺敏学, 他与廖志高比较熟悉, 有问题可以找廖志高反映。
贺敏学回到福州后, 廖志高前来看他。省里根据中央指示, 要恢复建委, 廖志高请贺敏学主持恢复工作, 并挂帅再当建委主任。1977年12月底, 73岁的贺敏学当选为四届福建省政协副主席, 1978年2月又被推举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在北京、福建两地奔波, 廉颇不老, 豪情依旧。
1979年5月, 贺敏学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据说会前,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问有关部门, 现在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不多了吗, 还有哪些人?有关部门一个一个报上来, 当讲到福建的贺敏学时, 胡耀邦说, 像贺老这样的人, 全国没有几个人了, 起码得增补他为全国政协常委嘛。使贺敏学惊喜的是, 贺子珍也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12月, 贺敏学当选为中共福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书记。因为年龄关系, 贺敏学的工作和精力主要放在政协和人大, 但对拨乱反正之际的纪检工作, 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时任省纪检会常务书记的张传栋说:“贺老当纪委第四书记, 谁不服呀, 他本身就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楷模。他有很高的威信, 往台上一站, 讲话顶用。贺老曾对我说, 正人先正己, 廉洁奉公, 要不人家怎么服你的纪检工作。既要敢于同各种违法乱纪的腐败现象作斗争, 镇妖除魔, 又要善于保护受打击诬陷的好同志。要做到明镜高悬, 明辨是非, 才能做好纪检工作。”
贺敏学退出领导岗位后, 有一年春节, 老岳母暗自记了家中的来客人数:初一那天竟有123位客人来拜访, 而且多数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工人!贺敏学的家里来人多, 但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普通百姓, 都是空手去的。这是贺敏学定下的规矩。
1985年的一次体检, 贺敏学被查出患了癌症。他并没有什么思想负担, 还豁达地对妻子和孩子们说:我希望趁着脑子不糊涂, 为国家和福建的经济腾飞多出些力, 再做点事, 希望你们不要阻拦我。让我躺在床上不动, 即使能多活几年, 我也不干。
1986年, 大病初愈感到时日无多的贺敏学, 最为牵挂的事情之一, 是自己所谓的历史不清问题。8月, 当他得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丕显回到了福建时, 马上提出要见陈。
陈丕显亲切接见了这位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老战友。贺敏学一见面就说:阿丕, 某某某、某某某讲我有历史问题, 却又不公布组织结论, 这问题搞不清楚, 我死不瞑目!贺敏学提及的两人都是福建省委的前主要领导, 陈丕显见贺敏学带病谈“问题”, 而且语气很重, 吃惊道:他们讲你哪一段有问题?贺敏学生气地说:还不是说我在赣南时被捕过, 叛徒龚楚没有杀我。
陈丕显听后说:这个问题不是已经搞清楚了嘛!我当时是负责南雄这块的, 你出来后, 找到了我, 又找过项英, 组织上对你进行了审核考察, 清楚你的历史, 对你也是信任的, 怎么冒出这个事情来?!
陈丕显为当初自己在贺敏学出狱后, 没把结论做彻底而满怀内疚之情, 向贺敏学所受的冤屈表示了深深的歉意。
身体内的子弹永远陪伴着他
在最后岁月里, 贺敏学依然关心国计民生, 经常询问外边的情况。但这匹老骥终因长期为革命劳累过度, 于1988年4月26日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终年84岁。
当福建省委把贺敏学的悼词电传给中组部时, 中组部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 特地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称谓, 并追授正部级待遇。
贺敏学生前7次负伤, 腰部有颗子弹一辈子也没取出。他逝世后, 李立英向福建省委提出:贺老遗体火化后, 要将锲在他身上的那颗子弹留给孩子们保存。但未能找到, 估计是和遗体一同熔化了。
贺敏学的遗物清理很简单, 他是真正的无产者——除了两套咔叽布外套及内衣裤外, 存款不足千元——他的钱大多给了父老乡亲。尽管他在家乡已没有一个直系亲人, 但对那些来找他的有困难的老乡, 他都慷慨解囊, 鼎力相助, 每次除来回路费外还资助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
在为贺敏学举办的追悼会上, 有一副挽联最为引人注目, 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送来的:
上井冈赴疆场初显英雄本色,
逢浩劫处逆境更见烈士高风。
来源：《同舟共进》2011年03期，作者钟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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