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271首》书封
出品 | 黑哨诗歌
1
一个喜欢采摘的人，进入丰饶秋季的林子中，会有怎样的表现？目不暇接？不羞先手？速采快摘？举手不定？我的表现是不知所措。一时间，还真不知该采摘那一枚红果，那一片霜叶。
这个人就是我；而林子（包括题目，与杨黎“反对比喻”宣言形若对垒。姑且各自宽容吧），是一本诗集，《新冠271首》。作者杨黎。以“废话杨黎”标记。
集子中，杨黎用诗话形式，对“废话论”又做了新的阐述。恕我坦言，这些文字所表达的，远未达到他诗歌创作的高度。就是说，其“废话论”的实践意义，远大于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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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没有意义，颇有争端，搁置不论。一个人来世上，却是要寻求意义的。人只能在对意义的寻求中获得意义。这一点，料无分歧。然而，语言及其荷载的意义先我们而存在。世界已被意义塞得满满当当。最可悲与可怕的，是有人试图垄断意义，把意义打造为一种金刚不坏身的教条，一种通行无阻的面具。作为语言之魂的诗，也被夸饰的意义弄得“模糊而肿胀”（尼采语）。杨黎以“废话”为锤，试图敲碎词语板结的外壳，让语言摆脱“意义”的掌控，还其原本直白、清晰、准确的质地，以创造一块既不被历史纤绊、也不被现实占有的话语空间。尽管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杨黎执意为之，且从不退缩。他的“废话”诗，在诗界的影响不容小视。
杨黎的“废话论”体现了诗人文本意识的觉醒，也是诗人对世界以及人在其中地位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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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为了启新。我把这本集子中的诗，与杨黎早先的作品做了简单对比：同为“废话”，其“废”的向度却不一样。早先作品的“废”在意义层面，是对语言的正义和诗意的重塑；而近作之“废”，则多在审美的层面上，是对人们长期形成的审美习惯的挑战和颠覆。也就是说，他的近作中，有更多的现代主义特征。但是，要为杨黎近作的现代给出一个相对具体的的评定，几乎是不可能的。杨黎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诗人。他的创作，似乎总处于一种试验状态。他从来就不曾也不想停下自己的探寻的脚步。这本诗歌集，也不是用一种手法完成的。与其说这是一本诗集，不如说它是一个诗的试验场，一个诗歌展厅。杨黎以一种开放的探索的姿态，向人们展现着诗的各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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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超市买生抽》，叙写一桩匪夷所思的奇事 ：“本来我要去/后来小北去了/但拿着生抽/回家的却是小王”。更奇的是，这个小王根本不像是去买生抽的，“她像刚洗了澡/头发上还有/海飞丝的味道/我告诉她/这比生抽的味道好/她问真的吗/真的呀？放下生抽/跑了出来”。故事还在演绎，奇迹尚未揭晓，诗歌嘎然而止。它完全打破了事物的因果链，是非理性的，反逻辑的。这种手法，比布劳提根的“不援引相似原则”走得更远，甚至出现上述“大变活人”式的魔法。
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庸又无常的时代。平庸阻止了奇迹，无常导致了变故。在一个不会有奇迹发生的时代，一具凡胎肉身却创造了奇迹——杨黎似乎要让我们相信，人的白日梦也会编织“好的故事”。我们从杨黎编织“好的故事”中，看到了一派天真烂漫！“废话”诗之魅力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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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2月1日，她走了》，却是另一番景象：“我去坐电梯下楼/一台在1楼，一台在12楼/我按了电梯电钮后/12楼的没动/1楼的开始往上爬行/(额，忘了说/我在8楼)/当1楼的电梯爬到5楼时/我发现12楼的电梯/却已下到9楼，关于电梯/它们两台都突然停了/近一分钟后，才都动了起来/只见它们都停在8楼/还一起打开门。”首先，“12月1日”，莫名其妙，“她”也不知其谁。诗中称得上事件的，唯是两部电梯各自的运行状态，一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材料——它们可能是真实的，却也是乏味的。或者说，它不仅是一堆“废话”，而且是一堆“废料”。这首诗，无论其内容，还是其形式，却都逼真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他物的新兴关系。诗本体即是这种关系的形式化，但同时又积极参与着对这种关系的反省和批判。至于杨黎是在暗示这个世界的难以理喻，还是人现代生存的无聊和乏味？是读者的事情。这样的诗，让人联想到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包括杨黎推崇的《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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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两首诗，我们看到杨黎诗歌的两个维度：美好的虚构和乏味的真实。读下去，还会有怎样的发现？
我看到的是，风格趋于极端，手法更加多变。作品的非理性增强，时间的连续性、空间的相似形和相邻性被打破。叙述前后矛盾，双手互搏，互相缠绕。手法上有荒诞，意识流，佯谬，反讽；结构上则有对立，置换，叙述中断。任意链接。诗人时而纪实，时而虚构，时而醉话，时而梦呓，叙述更显散漫、自由，有一种随心所欲，信马由缰，随手拈来的感觉。它们，纯粹却诡异，跳脱又缠绕，妙曼也陌生。围绕文本，形成一种极为奇异的景观——世界已不再是那个世界，竟有那多我们难以理喻的物事；世界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世界，竟有那么多妙趣等待我们去赏玩。杨黎用语言构建了一个奇异的世界——我曾写过评论《杨黎的语言圈套》，看来还未达深处。现代派理论家卡杜，把传统作品称为“奇遇的文字”，把现代作品称为“文字的奇遇”。从杨黎作品中，我感受到“奇遇的文字”正悄然蜕变“文字的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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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藏掖读杨黎的感觉，那种矛盾的惶惑的感觉：你会为他想像力惊叹不已，却又为过度的陌生而心存抵牾；你对无所羁绊的表达多有赞叹，却又对泥沙俱下的叙写颇有微辞；你刚要赞他随手拈来自在，却发现他已把你带入穷途；你隐约感觉他要表达什么了，却终久不大清楚他到底表达了什么。他打破你的期待，呈现出另一副面孔——陌生的，而且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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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杨黎做出过怎样的辨解，那些被传统“美”培育人都很难买帐，诚如我在对杨黎某首自相缠绕、不断重复诗所做的点评那样：“杨黎就像一个厨师下定决心要在不断重复中败坏所有人健康的胃口一样。”
其实，现代派艺术即是成心在败坏人们的胃口。现代工业的生产即是单调乏味的，其产品（物世界）也不过是徒具外表却缺少柔美浪漫气质的复制，处身其间人只会感到无聊。而现代艺术恰恰是以无聊对应无聊，以荒诞对应荒诞，通过堆砌、拼贴、叙写无聊和荒诞，展现生活中的无聊和荒诞。它最受人诟病的，是不加评判，无论好坏，拒绝标准。现代作品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人们审美习惯的对立面，而传统的审美艺术总是顺应人的喜好（而不是面对真实），从来都是要把丑陋掩饰起来的。狭路相逢，冲突再所难免。
而杨黎，是一种自觉的“美丽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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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字，让我想到一个人物，贾宝玉。他原是无才补天的一块废石，投生于诗礼簪缨之族，偏偏“废”根不尽，“废”性不改，却养得一等一的“名士人格”——这话是牟宗三先生说的。牟先生赞宝玉：“迂拙不通庶务，冥顽怕读文章，富贵不知乐业，贫贱难耐凄凉。”这种四不着边，即是“废”，而只有这“废”，才够得上“名士人格”。却原来，这“废”竟大有讲究，竟是大奇之字。
由此想开，世上不说“废话”唯皇帝，金口玉言，一句顶一万句。可人间一代代流传的话语，却偏偏不是皇帝们的“金口玉言”，反倒是百姓的“废话”。譬如杨黎诗中写到的“锤子”——他说那是他们川西坝子的土话、粗话——红头文件不载，高头讲章不屑，当然是十足的“废话”了，却一直活蹦乱跳着，而且还会一直蹦跳下去的。难怪杨黎要认废为宝，以废为诗。
“废”体现着人与语言、人与世界的关系。它旨在袪除语言面具，破除意义迷信，为边缘张目，让生活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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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和性爱，是杨黎诗集的一个核心主题。
我粗略估计过，诗集四分之一篇幅，是写或写到女人和性爱的。性爱是诗歌古老而永久的主题，中外概莫能外。被称作南音第一声的“候人兮猗！”即一首情歌。杨黎把偌大的篇幅献给女人和性爱，无疑是向永恒诗意的致敬，也是向诗歌源头的回溯。
在我文学记忆中，曹雪芹创造了一个少女组成的女儿国。并赋她们以“水做的骨肉”，让这国度释放出幽兰般的气息。杨黎的这本诗集中，似乎也有一个女人国。他的女人国与曹氏的女儿国不同。曹氏的只限于少女，对忝列人妇的女人则一律拒之门外。杨黎的女人国是无差别相的。包罗了各种各样的女人，寡妇、保姆、舞女、白领丽人，开店的、站台的，等等。这些女人既不完美，也不高雅，其行为举止也与曹氏女儿国大相径庭。但诗人杨錅与那个怡红公子倒有几分相似，他隐匿于“我”中，混迹于女人国中，进行着男欲女情的畅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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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诗集，开宗第一篇，杨黎即扯起一面“日”字的大旗：“所有关于/性交的动词里/我最喜欢的/还是日”（《 2020-01-22，得数十句》）。这惊世骇俗的开场白，也只有率性男儿敢为。他强拉古贤，偷换旧典，为“日”张目：“子曰：日复一日/不日也一日”。将一个“日”字，倒饬得煞有介事。可他却无视人们已被煽起的“窥视欲”，在不知不觉间拨转马头，沿“废话”叉路，径自走去，将我辈引向了疫情现场，揭开他新冠元年的废话之旅。读此诗，足见其“废话”真谛，不受既定拑制，不按常理出牌，不受意义干扰，即如“男女”“性爱”也一样，诗任由即兴之意识流引导，随意挥洒。杨黎业已进入一种诗的自由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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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杨黎笔下“男女”，稍加梳理，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性爱和欲望的世界：有写少男少女性意识觉醒的《为什么女人比男人先坏》，有写性幻想、性压抑的《吃啥子》，有揭示男子性后虚无心理的《贤者之石》，有叙写机器女人无法肉体变现的《11月》……说它们是性爱启示录，未免夸大，但个中关于性欲的叙写已然大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性的目的是生殖。非生殖目的的性，都被视为不道德。杨黎之性爱，反其道而行之，是一种吸引，一种娱悦，一种渴望。即使是自我压抑，也是一种人的行为，是人性的呼吁。杨黎总是站在生活一边，站在人性一边，站在女人一边，站在世俗一边。他的诗中，我们根本看不到那种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古老敌意，他热爱肉体，理解欲望。他对男女之现代生活充满渴望和信心。这就决定了杨黎不是冬烘，也不是雅士，而是尘世俗人一个。这，也让我知道杨黎的诗中，为什么没有文人们至当今时代依然津津乐道的出世、隐逸、归去一类的伪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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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生活。对我等普通百姓而言，这句话不仅正确，而且实惠。生而为人，其目的无非是获得幸福。男欢女爱无疑其一。较之权力、财富、声望之类的获取，男欢女爱可能是一种更简单的幸福生活。我常常看到，河边柳下，公园长凳，每有男女缱绻互拥，卿我交颈，不免感慨系之，人又何必背躬屈膝、搜肠刮肚、皓首穷经地追逐那些过眼云烟呢！这也让我对杨黎诗中那性的吁喊格外理解——他的诗中，会不时冒一句类乎“下午，我很想日她”（《测不准》）的吁求，其中隐含的难道不是一种对简单生活的渴望吗！
性语言是用不着做过多解释的。有人已经往性压抑上链接了。你当然可以把那一声喊，视为性压抑时的反抗。性压抑，是某种权力对个人统治实施的一种自然象征。这样的链接当然也是有道理的。
而有时，性会在杨黎笔下陡然变形：“战争即将开始，我发现我没有性生活”（《后悔与修改》）。是一种反战宣言吗？“战争”在毁灭生活，包括人的最简单的“性”福生活。但把性与一场战争以这种突兀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怎么说也有一点逗。这种幽默，颇有一点“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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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信，女人是杨黎诗歌灵感的源泉。他因女人而勇敢，而宽广，而善良。女人让他成为一个有故事的男人，一个充满诗性想像的诗人。谓予不信，就请看这首《翻墙》。世界是由“墙”划分的。“墙”将人分隔在墙里墙外。“我的寡妇在墙外面/我再不翻出去，她就要急死了。”显然，他是一个不屈的翻墙者，“我从中午，已经翻到第二天早晨”。他曾哀鸣，也曾绝望：“高高的墙壁兮翻不动呀”—— 这样的诗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他给自己喊出的“加油！”他绝不放弃。他的执著，换来了“汗流浃背”的秘戏和她“骂锤子”的谢语。这个好的故事（还有别的故事）中，我们看到杨黎是一个喜欢做梦的人。他做夜的梦，也做白日梦。一个有梦的人，应当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从这首叙写性爱的诗上，我们也看到杨黎的尴尬：一方面他要去意义，唯保留性事；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设计一堵高墙，和一个人的翻墙举动，而且让此人唱着歌谣。而这些恰恰构成了意义。杨黎终不能真正地安于意义的缺失。他甚至于将浪漫的歌谣塞进了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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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肉体有关。我注意到，杨称这些女人为“我们的女人”（《流量》）。这是一个奇怪的归纳。但我们静息一想，便明白：这个“我们”，是在表明言说者与女人是一伙的。“我们的女人”形形色色。她们活在自己的宿命中，用卑微的存在，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生活。
我注意到，杨黎对女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坏话，甚至遭受女人恶语相加时，他也不说一句有损女人的话。在一首题为《站队》的诗中，杨黎记下这样一件事：“我对一个美女说，你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她微微一笑，说：谢谢。同样，我也对这个美女说，我说你有一对丰满的乳房。美女一听，立即骂我流氓”。面对这个美女的恶语，杨黎唯在心里做自我化解：“同样是人体的组成部分，眼睛永远站在了高雅一边，而抚育人类成长的乳房，却被无情地打入冷宫，成为下流语言的代表。”而对这个女人，他依然不置一句微辞。他是一个博爱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女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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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黎的诗包含着一种哲学的关切和眼光。这并不是说，杨黎的诗阐述了某些哲学观点，而是说他用诗对人的存在、人生的底蕴进行着哲学式思考。注意，我说的是哲学，不是思想。杨黎的诗当然也有思想性，但他不是思想性诗人。思想所涵盖的，更多的是时代之印。它需要人对这个时代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回答。“废话论”是摒弃意义的，其负作用就是让杨黎较少地关注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反倒让他更关切人生的终极，即人的存在。也让他的诗进入存在哲学的层面。哲学是超时代的。一个诗人是思想性的，还是哲学性的，没有高下之分。他们的区别在于视域不同，指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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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除死无大事。死是哲学根本问题。汉语有“人至将死”一语，是说人生走到尽头。杨黎把第二、三字颠倒，成“人将至死”。让一个平常词语，变成了一个生命哲学命题。
“人将至死”是对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响应。它们都是关于人的生命及其过程和归宿的诗性描述；海氏是从终点返观此生；杨黎则从此在瞩望终点。
海氏的是哲学，其旨向在于揭露真相。杨氏写的是诗，倾心倾力于描述生活。《人将至死2》结尾有这样的句子：“晚饭，我吃一些/牛肉和草/这些牛活着时/也喜欢吃草。”极平易的家常俚语中，蕴涵着的是峻严的宇宙法则。《人将至死12》则有：“在我养病的日子/我每天至少/要看着窗外一两个小时……窗外渐暗/我看见宇宙的阴道微微张开”。宇宙有阴道么？阴道是它的造物之器吗？造物者，也是毁灭者。万事万物，皆在生死明灭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发现“宇宙的阴道”为什么在病中？难道病也是通往哲学的门户？——杨黎不少诗，都写到他的病。或者说是病中写成的。人在病中，也即“在路上”，一段艰涩的旅程。我也曾有过一段病的经历。在一篇随笔中这样写：“病会把一个结实的身体摧垮。作为补偿，它大抵要把这个柔弱躯壳中的灵魂做得强一些。”杨黎这些病床上的诗与我的随笔互为印证。我相信，一个能看到“宇宙的阴道微微张开”的人，是有一双不同寻常的慧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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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处在时间和空间交叉点上，活在瞬间和有限中，却向往着永恒和无限。寻找时空变化中的不变、绝对中的相对，是哲学的严峻课题，也是诗歌活跃的空间。
时代总是不断产生新名词。一些新名词，甚至成为人类历史的记元方式，譬如“蒸汽机时代”。在今日这个科学爆棚的时代，类似的新名词蜂拥而来。它们像一支支巨大的杠杆，撬动并改变着我们生活其间的世界，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生活。如俗话所说：科学改变世界，世界日新月异。这是达尔文主义的胜利。我看到，杨黎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这些新名词。是的，关心这些新名词，就是关心人类自身。相对论，黑洞，宇宙流，测不准，能量守恒，数论、函数，等等，频频出现在他诗中，有的还被援引为诗题。如果你认为杨黎是卖弄，是故弄玄虚，很可能是一种误读；你说他是解构，是对达尔文主义的反抗，顶多说对了少半。窃以为，杨黎这么做，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策略，他试图在科学与诗歌、巨力与卑微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他要从科学推进的巨变中，寻找不变的人性。
当然，他的诗没有进入那些科学领域（真的进入，可能只是科普）。何况，他很可能不懂它们（《看见函数》一首中，他坦然供称“这是一个假定A，我们求X/只是我求不来”），所以，他用“人文”替代“科学”、让“生活”逼入“数理”，他借用那些名望足够大的新名词，指代宇宙的永恒之变和世界的绝对性，而他却在那些巨霸的概念下，演绎一个人的所视所闻所思，寻求变化中的不变和世界的相对性。读他的《测不准》《内循环和宇宙流》《能量守恒》《书法和数论》等，我深切地感受着时代巨变中那恒久不变的人性，也让我们体味着人的可能，努力让自己在顺势与保守的取舍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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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具有某种神秘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据说，这话道出了宇宙生成和演进的规律。杨黎的《数到三》是对古老哲学的回应。他不惜笔墨，大肆铺张，以31首组阵、122行列队，用一以贯之的“废话”，或借力，或自嘲，或反讽，或披挂，或赤膊，或幽默，或佯谬，或惊悚，或陈事，或顾左右而言他，极尽腾挪跌宕、嬉笑怒骂之能事。读这组诗，会心刚存，惊悚陡袭，正当玩味，节外枝生，称得一路奇谲，哭笑难料。且让我随机采摘二、三，看其风格路数端的：“我才数到一/炸弹就已炸响。其实炸弹/就是一个人的叫喊。”让人在猝不及防的惊愕中，生出一种了然于心的通透。再看：“我数不到三/很固执/我的错误是爱说/二和一的是非。”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好置喙。是自谦，还是自诩？难以判断。“一个人是真实的/两个人有点虚/我期待第三个人，我属于/多余的”。这是作者“数到三”时的一种感触。“三生万物”，我当然也在“三”之中，但杨黎说“我属于/多余的”。杨黎不仅说废话，而且知道自身就是“多余的”，是“废话杨黎”。这种多余者的自知自明，把他那些唯启他人之蒙却从不知自省的知识者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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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黎粉墨登场，担纲演绎“废话”：“我一抬头/就看见屋顶上的/一盏灯/当时，天很亮/如果我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见它/我说，关了它/关了它，关了它/我说了四五遍/但一直没有去”（《一盏灯》）。宣而不动，言而不行，难道我们还见得少吗？这“反讽”却只是表层意象，更深邃的却是对“语言”的审视。“我”说的那些不准备兑现的“谎话”，是用来哄骗自己的，当然不是道德问题。诗所要表达的，是人类语言与生俱来的谎言性。人是一种喜欢用谎语自我亵玩的动物。这也是人性之一种（此刻，我竟联想到一个生计一团糟写诗者，他写得诗总是莺歌燕舞）。语言的存在，让人成为一种谎言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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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细心一点，敏锐一点，就会发现，杨黎的诗以三种状态呈现：一是呈现为生活的一个片断，一次即事，一个场景。这样的诗多半是短诗，且独立成章。诗集中，多数是这样的诗。二是呈现为生活一个缩影，更确切地说，是建立一个生活的模型。这样的诗多半是组诗、系列诗、长诗，譬如《数到三》《养鸟》《打坐33》《大象》等。作者借“数字”“养鸟”“打坐”“大象进城”等模型，进行多维度的、或重叠式的、或悖论式的叙说。三，它仅仅是诗人看待生活和物事的一个角度，一点眼光，一种说话方式。并由此生发开去，成就篇章。不管使用采用那一种呈现方式，杨黎笔下的生活，已不再是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对象。他把它重新放到了未知的领域。它的未知困惑着诗人，也吸引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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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看见三株树/回来却看见九株树/这多出来的树/整整六株/让我好迷茫/如果出去看见九株树/回来看见三株树/我想肯定是被砍了六株/具体是谁砍的/我也许会想一会儿。”这首《1T77》，就是一个未知，弥漫着杨黎式的恍惚和迷离。他不是古典式的曲径通幽，不是博尔赫斯小径交叉，也不是爱论坡式的坍塌废墟，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无知，一种无以名状的迷茫。承认无知，即承认有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命题。世上许多的坏事，都是因为强以有知造成的。
这首诗的语言不具有沟通性，然而却创造了真正沟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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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哲学？哲学的最初含义是“爱智慧”。时至今日，人们多般把哲学理解为“智慧”。实是大谬也。所谓哲学，更重要是这个“爱”字。哲学不是智慧本身，而是对智慧的爱，对智慧的追寻。杨黎深知其髓，他的诗并不提供智慧和箴言。我们也更不可能为他拉出一份哲学题旨目录。他只是把我们带入一种哲学思考——不，他也不是要把谁带入思考，而只是他自己的迷茫和思考。
孟凡通
2022-6-27 于汇锦花园寓所
相关评论
论评杨黎的人很容易走上与杨黎完全相反的那类诗人被论评时所采用的路子上来，也即义无反顾地将之祭上神坛。这于杨黎固然无益，但倒也无损，他的人和他的诗仍一如既往地摆在那里以待来者，不会轻易地被捧杀、雪藏或者无视。不认识孟凡通，也并非存心为这篇论评挑刺，而是说，对杨黎的众多评论者中很难有与杨黎为诗相匹配的为评。孟凡通这篇有着古典文论和现代诗论相结合色彩的评论，将杨黎的近作扬洒四处，于阳光下细细审看，一一剖其来路归程，或求诸东典，或求诸西哲，颇有为杨黎溯源寻根而又高高架起的意思，不过杨黎或许并不需要也不应该需要这种“挟杨黎而令诸侯”的美意——那也并非就是他写下这些诗作的初衷所在。不过话又说回来，评论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意义或也正在于此，它以对论评对象的正读、误读、偏读、巧读乃至瞎读而成全了论评者自身。诗人和论者，各写各的，两不相欠，这也当是写与评的本来之义。
——林东林
孟凡通是《口红诗歌群》发掘的诗评大家，既是一位长者，又是一个诗坛新人。开山之斧就评论了杨黎，引起众人的极大兴趣和关注。这里发表的是评杨黎及废话第二弹，纵横捭阖，吐纳驳杂，很有阅读和讨论的价值，期待你的参与讨论评议！谢谢！
——紫丁
（以上内容原载于 橡皮杂志2022-07-02 ）
选编 王小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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