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中国与西方相比，有明显的差距。
这时候，很多仁人志士开始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眼看世界”、“新文化运动”等等，旨在唤醒落后的体制、落后的文化和落后的国人。
到了民国时期，与大革命平行推进的，还有关于文字、文化改革的新文化运动。
1923年1月，以胡适、蔡元培、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傅斯年为代表的学者在《国语月刊》第七期专门出版了“汉字改革”的号召文章。
这一号召，犹如黑暗中的一束光，它开始从根本上批判封建文化，反思封建教育，开始对3000年的汉字“亮剑”。
主张改革的学者们以为，汉字（繁体字）太过复杂，不论书写还是识别都难度极高，一个人没有一二十年的学习功底，基本上不能读书看报。
当时中国约有4亿人口，90%以上都是文盲，有文化者极少。
正是全民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才使得国力一蹶不振。面对外国势力的入侵，国人不仅不自知，甚至还成了“领路党”、“扶梯党”。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年留学日本攻读医学的鲁迅，最后不得不换了专业，准备用“文字”唤醒国人。以鲁迅之见，学医只能治人身体之疾，却不能救治心灵之疾。
但是令鲁迅没想到的是，他虽然改用“文字为刀”，用文字来唤醒国人的觉醒，为此他也写出了诸如《狂人日记》《孔乙己》《呐喊》等极具批判性的文章，可是国人识字的不多，这成为横亘在他理想中的一道墙。
为此，鲁迅非常支持汉字改革。
1931年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倡导“中国文字拉丁化”，当时鲁迅非常支持，不仅捐出了不少稿费给汉字拉丁化运动，还特意发文解释道，
“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
其实汉字的拉丁化，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汉字拉丁化，是将汉字变成拼音化的一种形式，它像英语一样，能够让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提高识字率，且当时拼音化的文字是世界主流，很多国家都在尝试改革。
只是我国在推动“汉字拉丁化”的过程中并不顺利，为此我们的汉字得以保留，不至于跌入万丈深渊之中。
在亚洲国家中，只有越南文字拉丁化成功。当时越南还为文字的改革成功而庆贺，如今越南开始为拉丁化的文字尽尝苦果。
众所周知，每个汉字有很多表意，况且还有同音词。如果拉丁化后，将会丧失汉字原本的丰富的表达，况且面对同音字，又很难区分。
后期，文字改革开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即：用“罗马拼音”为汉字标注读音，利于识别；将原本的繁体字简化成简体字，利于书写和传播。
1936年5月30日，在鲁迅去世前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有一名叫“芬君”的记者，特别对鲁迅进行了采访。
采访中，芬君提到关于汉字的改革，当时已躺在病床上的鲁迅，仍然激情彭拜的说道：“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关于鲁迅的这一言论，在芬君编写的名为《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一文中可以得见。
只是这里的“汉字不灭”，鲁迅指的是“简体字取代繁体字”，并不是彻底将汉字推翻。要理解鲁迅的这句话，我们不能断章取义，还需看他的完整文本：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
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
譬如说，一个小孩子要写一个生姜的“薑”字，或一个“鸞”字，到方格子里面去，能够不偏不歪，不写出格子外面去，也得要花一年功夫，你想汉字麻烦不麻烦？”
从鲁迅先生的举例中可以得见，他所痛恨的是繁体字，并不是“汉字”。对于文字的改革，他是倾全心之力赞同的。
19年后，1955年10月，新中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会上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和文字简化方案，这标志着禁锢国人3000余年的汉字，迎来了全新的历史时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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