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午夜，我国西南边境，万炮齐鸣打破了夜空的静谧，中国边防部队对侵犯中国领土的越南军队进的自卫还击作战正式打响。从这一天到3月16日，我出击部队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全部撤回国内，按照作战地域被划分为两个方面军：北方面军，由李德生指挥，防范苏联可能的突袭；南方面军，由许世友指挥，负责对越作战。同时，南方面军又分为两个集团：广西方向是东集团，总指挥是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上将；云南方向是西集团，总指挥是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上将。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最初有意让邓华挂帅指挥东线战场，可是后来再三考虑放弃了这个想法。当时众多的老将军中，为什么邓小平对邓华如此偏爱呢？除了对其才能的赏识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呢？邓华又因为什么留下了终生遗憾呢？
一帅难求，邓小平战前对于指挥员反复思量
中国有句俗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其实更多的时候，相较于“将”，“帅”更难求。回到历史的现场，决策对越反击作战的邓小平就面对着这个难题。
邓华
其实，邓小平决策对越作战早有迹象可循。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以越南获得最终胜利而结束。于是，自认为打败了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越南开始膨胀起来，开始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企图控制老挝、柬埔寨，重建印支联邦。1975年越南统一，越南开始决定与苏联发展更为亲密的外交关系，越共中央亲华派如长征和武元甲等逐渐靠边站，不再重用，党章里的毛泽东思想也被取消。1978年11月3日，越南和苏联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越南完全“一边倒”了。
有苏联撑腰，越南对我国越来越激进，表现得越来越嚣张。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越南不断在我边境寻衅挑事，制造多起流血事件，仅1978年就造成1108起流血事件，我方死伤300多人。越南还强制驱赶华侨，到1979年2月，有20万华侨被迫强制回国，另外30万华侨被迫流落他国，面对越南的一次次挑衅，给其一个深刻的教训非常有必要。
1978年12月7日，邓小平在在和聂荣臻、叶剑英和徐向前等开国元帅们一番商议后，最终就这场对越自卫反击战，并且定下了“以多击少，用牛刀来杀鸡”的作战方针。可是，在这之前、早在1978年10月我军就开始了东西两个战区的军事部署，从1978年10月起，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的野战部队就以野营训练为由向中越边境转移。这之后，战事已经箭在弦上，可是谁来统帅这两个方向上的千军万马，却让邓小平反复思量。
首先，在西线上邓小平打破“临阵不换将”的常规，任命杨得志担任总指挥。
1979年1月1日，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王必成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对调。这个不吝“临阵换将”的重大人事决策，当时确实令人深感意外甚至匪夷所思。王必成，这位1927年参加农民义勇队、1928年参加赤卫队、从鄂豫皖一路拼杀出来的开国中将以能打敢拼而著称。而且，王必成自1971年4月就开始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人地皆熟，敌我两明。更何况，此前他筹划、准备和部署该方向的作战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不过，如果深入分析王必成和杨得志二人的履历，就不难发现理解邓小平的人事决策。
尽管此前，杨得志在解放战争期间参与和指挥了华北和西北方向的作战，建国后先后担任过济南军区和武汉军区的司令员、与昆明军区鲜有交集，但是他对越南的情况特别是军队更了解和熟悉。
杨得志
早在1976年，杨得志上将曾被我国派遣到越南，作为军事顾问，协助越南军民抵抗美国侵略。当时他的身份是友好代表团团长。在此期间，杨得志曾经详细考察和掌握了越军的全部情况。而且就军事援助的相关事项，与越共高层和越军高级将领有过广泛接触和了解，对于越南的军队构成、将领倾向和地形特征等情况，都特别清楚。杨得志相当于越军的老师。如果说，1955年7月22日正式撤销的、陈赓大将和韦国清上将相继带领的中国顾问团帮助越南人民打赢了抗法战争，那么，杨得志上将率领的中国友好代表团则协助越南人民打赢了抗美战争，极大推动了之后的越南统一战争。
难怪，杨得志和王必成职务对调的消息得到确认后，日本时事社东京2月2月8日的一条电讯对于此事披露“据权威人事推测，这项重大的人事更同中国对越的战略行动有直接关系。”日本共同社1979年2月中旬从北京发出的一条消息是“是由于为适应南部边界军事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紧急措施。”
杨得志指挥西线，在“知彼”上，是其他人所不及的。
同样，对于东线总指挥的人选，邓小平也有过反复思量、确认的过程。其实对于东线总指挥的人选，邓小平最初考虑的是邓华上将。如果说，西线杨得志是“知彼”更胜他人一筹，那么考虑邓华是“知己”更占优势。
慧眼识珠，邓小平对邓华的赏识尤为深沉
邓小平和邓华，犹如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一个是慧眼识珠，一个是壮志未酬。不过，如果我们回顾二人的革命生涯和履历，会发现如同邓小平和杨得志，早期二人鲜有交集。
邓华早期先后在县城和省城长沙读书，从未出过国；革命生涯的起点是湘南农民暴动，之后随朱德和陈毅走上井冈山，然后便是在林彪红一军团的麾下；而邓小平早年就勤工俭学留法，然后奔赴苏联学习；革命的起点是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之后来到江西苏区，先后担任过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和区巡视员，1933年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可以说在土地革命时期，二人几乎没有交集，很可能连面都没有见过，其他的就更谈不上了。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而邓小平则和刘伯承一道率领129师，开创晋冀鲁豫等敌后根据地，大部分时间战斗在太行山上。邓华一直在林彪115师的作战序列，战斗在晋察冀根据地，直到1944年率部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政治委员。在此期间，二人也几乎没有交集。
在解放战争中，邓小平则和刘伯承搭档，率领晋冀鲁豫大军先是挺进大别山、率先打到外线、经略中原；打赢淮海战役，然后挥师解放大西南。邓华跟随林彪来到了东北，完成了从政治委员到纵队司令的“转行”，经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两广和海南岛等大战的洗礼，最后出任15兵团司令员。这时，二人自然也不会交集。
新中国建立后，邓小平逐渐离开了军队，先是全面主持西南局工作，后是“五马进京”担任副总理，之后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华先是率领13兵团北上，组建东北边防军，然后率部入朝先后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和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朝鲜回国之后的邓华，以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身份兼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之职，长期镇守东北。
可见，二人的交集只能产生在邓华回国之后，其实就是辽东半岛大演习。
1955年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抗登陆战役演习在辽东半岛进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大规模演习，而且是一次在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方面军抗登陆战役演习，也是陆海空联合抗登陆演习。上千辆涂着迷彩色的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指挥车、通信车、救护车、运输车和工程机械车等，整齐地排列在集结地域；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和侦察机等在各野战机场严阵以待；护卫舰、驱逐舰、鱼雷艇、导弹艇和潜艇的等在军港待命；近10万名官兵整装待发。这就是辽东半岛演习前的强大阵容。炮兵、工程兵、装甲兵、机械化步兵、防化兵、侦察兵、通信兵、航空兵和水兵等１０多个军兵种加入了演习行列，即将利用各种现代化的兵器大显神通。这是我军历史上军兵种数量最多的演习，值得一提的是军兵种数量大大超过了抗美援朝战争。
由于汇集了前所有未的诸多要素，因此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叶剑英元帅亲自担任总指挥，粟裕、陈赓、邓华、甘泗淇和肖克担任副总指挥，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龙云，党中央和其它各部门负责人杨尚昆、王首道、黄敬、赵尔陆、吕超、章伯钧以及我军高级将领黄克诚、罗瑞卿、谭政、王树声、张云逸、肖劲光、许光达大将及刚授衔的上将、中将和809名少将一起参加隆重的陆海空三军大演习。
这次演习不仅模拟了“原子弹”爆炸，还进行了各类小规模的专业演习。无论是观摩演习的国家和军队领导人还是苏联、蒙古和越南等友好的观摩嘉宾都对演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此次演习作战地域是在沈阳军区的防区，而且此时总参谋部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就是邓华。可以说，这场演习的主要筹划者和组织者就是邓华。难怪当时台湾方面在观察完这场演习后评论说，邓华是“彭德怀正规化建军路线的主要执行人”。此次演习，邓华给现场观摩的邓小平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尽管到此时二人仍无交集，但无疑邓小平已经开始关注到了邓华。
邓华
在1959年紧挨着庐山会议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之后，离开了军队。而邓小平对此表达了惋惜。之后邓华改任地方工作，担任四川省担任分管农业机械工作的副省长，就是出自邓小平的建议。1977年，邓小平复出不久，邓华就被调离了四川，回到了北京。而且他重新穿上了军装，重回军队的邓华，就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军委委员。在人生的晚期，邓华在邓小平的力荐之下步入了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列。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经历了建国后的一系列洗礼，此时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的开国将帅在世者已经不多了。所以，当1978年中央军委决计给越南一个深刻的教训之时，邓小平最初有意邓华挂帅，完全在意料之内。不过,这还是在情理之中的。
知根知底，邓华指挥广州军区部队更顺手
对于广州军区，其实邓华与许世友相比，渊源更深，对各野战部队邓华更熟悉。
对越作战，东线集团是在广西方向。在解放战争中，解放两广的主力就是四野，而邓华就是出自四野。尽管经过了多次换防和调动，但广州军区的主力仍有着深刻且鲜明的四野的印记。这一点，我们从东线集团的兵力组成就能看得很清楚。东线集团以第41、42、43、54、55军及欠149师的第50军组成，其中41、42、43和50军都是四野的老部队。42军、43军和50军，对邓华而言简直知根知底。
42军，尽管是解放军中历史最为年轻的部队，在辽沈战役前才由辽南、辽东解放区的地方部队升级组成的，首任司令员是人称“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的万毅中将；尽管42军没有随四野主力入关作战，成为了当时整个东北唯一的一支战斗机动部队，但它却是最早入朝的志愿军先头部队。率领其入朝并亲历其在抗美援朝战场从“小兄弟”成长为主力的就是邓华。
50军，从国民党中备受歧视和排挤的“60熊”到能打善守、擅打硬仗的“50雄”的转变，也发生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从第一次战役中差强人意的表现，到第三次战役中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和率先突入汉城的大放异彩，再到第四次战役中，惊天动地的50个昼夜的汉江南岸阻击战，每一步邓华都历历在目。
43军，是广州军区部队中的“老大哥”，有“攻坚老虎”的威名，对邓华而言不仅是知根知底，更是熟悉到了“骨头里”。43军追根溯源是大革命时期“叶挺独立团”的传人，其前身红二师和邓华都同属115师。在解放战争后期，归属于邓华担任司令员的15兵团，并在其直接指挥下渡江，作为主力参与了毛泽东针对白崇禧集团的大迂回、大包围，消灭了白崇禧集团主力并解放了大片国土，一直打到海南岛。
许世友
而许世友则是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中在1973年12月，和原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进行了对调。尽管，到了1978年许世友镇守广州军区已经有了5个年头，但是论对作战部队的熟悉程度，恐怕远不及四野出身的邓华。另外一点，许世友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前任是丁盛，继任者是吴克华，这二人都是出自四野。而且丁盛就是54军的创立者，而吴克华是41军的首位军长。再把时间轴拉长，首任司令员黄永胜也是四野出身。前后对比，也许非四野出身的许世友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只是某种特定场景下的“偶然”。
邓华比许世友更“知己”。
人生遗憾，一代名将抱恙未能重上战场
一边是邓小平寄予厚望，一边是邓华渴望重回战场。
重回军队的邓华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由于重返部队，他断然把吸了50年的烟戒了。他还要好好干一场！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他出席了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8月25日，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邓华任军委委员。接着，他参加了12月12日至31日举行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华更加心情舒畅，精神焕发，他一方面着手撰写早就酝酿好的两篇论文：《关于我军装备现代化的问题》和《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方面准备系统地回顾总结数十年来的作战经验，第一步先行撰写有关东北战场、解放海南岛战役和抗美援朝作战的回忆录。此时的邓华无疑非常渴望能够重上前线，给自己的军事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可就在此时，邓小平同时也注意到了邓华的健康状况。早年在枪林弹雨之中穿梭，邓华就落下了一身疾病。其中，1952年2月邓华在前线视察时突遭美军飞机的扫射，车子落入悬崖，邓华受重伤随即被送往沈阳治疗。再加上后来废寝忘食的工作，邓华的身体出现了极大的问题。就在参加决策对越作战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刚结束，邓华就因身体不支，不得不住入医院。此时的邓华实在无力组织和指挥一场大型战争。
这里多说一句，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不久之后，1979年10月26日，邓华去广州之后，再次住院治疗。1980年3月，当记者采访邓华时，老将军卧室内的场景就令人”大吃一惊”、深感意外：墙角竖着一尊氧气筒，老将军坐在椅子上，正插着输氧气管吸氧。虽然此前秘书已经告诉记者老将军患有肺气肿和哮喘病，但想不到居然这样严重。
听闻邓小平的顾虑，邓华也十分遗憾，自1959年离开军队以来，他已经远离战场太久，却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也是他最大的伤痛。
邓华
1980年5月4日邓华离开广州，取道上海回北京。谁知到上海不久，病情突然恶化，有时竟至昏迷不醒。1980年7月3日，邓华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终年70岁。
听闻此事之后，邓小平万分悲痛。他很清楚邓华的逝世是党的损失、军队的损失，也是整个中国的损失。
让我们再回到文章的开头，通读全文之后，你认为如果邓华担任东线集团的总指挥，会比许世友打得更好吗？欢迎留言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