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红军结束了长达两年的漫漫长征路,但是中国大地上的战火并未停息,自此开启的是中国革命新的时期。
为了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我党而言,重中之重是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并且打通与苏联那方的联系,因为这关系到我军得到军事与经济上的有力支撑,从而缓解腹背受敌的艰难状况。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但这个过程却牺牲惨重。尤其是徐向前担任总指挥的西路军,最开始出发有两万人,到结束时却几乎全军覆没。这段历史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想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西路军形成与作战的背景有所了解。
中央力图发展西北势力的同时,蒋介石方不可能坐看我军队伍壮大,他派出大量兵力前往我国西北,意图大肆攻击红军,乃至全部歼灭。中央也感到时局之危险,于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安排了各方军队的作战计划。
然而,战场局势可以说瞬息万变,中央虽然为宁夏战役制定了详细的纲领,实际上却并没能按照计划执行。敌军犹如疾风暴雨,红军分布在黄河两岸的兵力被阻隔开,相较于河东,河西的状况更为险恶——面临着敌强我弱的困境。河西红军包括了三十军、九军与五军,这也是后来的西路军的重要组成力量。
当时盘踞西北的敌军由马步芳、马步青兄弟二人统领,马步芳受野心的驱使,迫不及待出兵攻打河西红军,我军将士英勇无畏,在徐向前、陈昌浩、程世才等人的带领下分头击破敌人的阻击,占领了一条山和五佛寺渡口。然而就在这时,位于河东的敌军也在动作,导致河东红军无法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这样的局势之下,中央军委决定改变战略计划,《作战新计划》做出如下指示: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试图与蒋介石、阎锡山达成协定,最差的情况是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徐向前、陈昌浩统帅的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并以一年为期改从新疆方向打通与苏联的联系。
《作战新计划》本质上是为了掩护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使敌人误以为河东红军即将与西路军会合,从而引导蒋介石将兵力倾注于黄河,而河东红军能够抓住时机冲破敌军相对薄弱的防线,实现顺利转移。换言之,西路军承担了为河东红军吸引火力的任务,处境极其艰难。
这份战略计划并没有公开,除了参与制定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和林育英之外,只有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五个人知晓。因此,当时担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并不清楚中央军委的真实目的,认为在战乱的河西建立根据地一事基本上不可能,于是11月24日致电中央,表示西路军现在无法集中优势兵力,而且严重缺乏弹药,难以歼灭敌人。中央没有改变计划 ,要求西路军原地待命。
敌人来势汹汹,西路军从四十里堡打到山丹,将士们舍生忘死,最终击毙、打伤六千余名敌军。但是由于敌军人数众多,而且我军连续进行战斗,体力和弹药都受到巨大消耗,在战斗中牺牲了数千名战士,只余一万五千人。徐向前、陈昌浩12月再次致电中央,要求河东主力红军的支援,然而当时的河东红军正在准备战略大转移,当然无法西进。
不久,国内局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中央重新思考了战略计划,决定放弃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西路军由此也改变了行进路线,任务从掩护河东红军改为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但是这一时期有关西路军的安排并不统一,时而原地修整,时而需西进,还曾被要求东返,期间敌军也不断攻来,西路军不得不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边行进边血战。敌人兵力强盛,后备力量充足,而西路军孤军深入腹地,弹尽粮绝时只能拿着大刀长矛与敌人血拼,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西路军仍旧苦苦支撑,以一当百,重挫敌军。
后来,西路军实在牺牲过多,经中央指示就地分散游击,大部分队伍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在单独作战中被敌军击溃,由李先念带领的一支小队长途跋涉后最终到达新疆,与陈云等人会合。漫长的远征过后,西路军的两万人已经只剩下七八百人了。
不论是牵制敌人的行动,还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由于当时中央对于《作战新计划》的保密,连身为作战当事人的徐向前也直到1980年左右,即距离当事时间已经40多年后,才得知西路军真正的作战目的。
西路军的经历给徐向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口述而成的《历史的回顾》一书就对这段经历做出了严肃的剖析,从多个方面分析了西路军将士们壮烈牺牲的原因,总结出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例如,任务的改变必须有个限度,战场上的主动权万分重要,战场指挥应当机断专行,等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徐向前元帅留下的不仅是关于历史的记忆,还富有重大的教育意义,也为今后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