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杜修贤接到通知，他将同时担任毛泽东和周恩来二人的专职摄影记者。
进入中南海：红墙里的摄影师
1940年，杜修贤顶着黄土，走了80多里路，离开了陕西米脂县。浑浑噩噩间，他从过路人的口中得知，自己来到了绥德。
“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招生哩——”一听这话，杜修贤就冲到了大街上，仰着头，巴巴地望着那几个穿灰制服的人。
他口齿不灵光，又俨然一副饿狠了的样子，一段话讲得颠三倒四，老半天，对面的人才听懂，这个骨瘦如柴的孩子想上学，但是苦于囊中羞涩。
“识字吗？”
杜修贤点了点头，想了想，又摇摇头，他认识的字没几个，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越想越沮丧，他低下头，转身离去。
可那几人叫住了他：“小同志，你愿不愿意在学校当勤务员？”
杜修贤不知道勤务员是干什么的，只是不停地点头：“我愿意的，我什么都可以做。”
在这里，杜修贤接受了文化基础知识教育。较之同年龄的摄影师，他没有什么“洋背景”，用他的话说，自己更像一个“洋芋”，“没有八路军，我接触不到摄影，我应该还在地主家当长工。”
18岁那年，他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学习摄影技术，师从老摄影艺术家吴印咸。
一些“西洋派”常常明里暗里提到“艺术是需要天赋的”，杜修贤听了这话，每每默不作声，这一拍，就是近20年。
“不拍上一辈子，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天赋。”
20世纪60年代初，杜修贤调往中南海摄影组。起初，他是周恩来的专职摄影师，负责拍摄他的新闻照片。
杜修贤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除了摄影技术要娴熟，政治觉悟也要高。”在重大场合，摄影师不能主动提出和领导人合影，不能抢镜头、不能仗势欺人……
三十多岁的杜修贤有着古铜色的肤色、高大的身躯，一头黑白掺杂的“刷子”短发，和西花厅里的其他工作人员不同，他身上总是带有陕北汉子那种倔强坚忍的气质。
他的老搭档顾保孜描述他：“从不需介绍他那只端相机的手有着何等的奇功，竟能够稳稳地托住按动四分之一秒的快门。”
点将“快手”：“杜修贤风格”
1970年元旦，杜修贤走进了毛泽东的客厅，触目可见，没有名贵的古董，架子上、桌子上，全是主席珍藏的书籍，这里是书的海洋。
看着无措的杜修贤，机要秘书张玉凤上前搭话：“主席常常提到你呢！”
“提到我？”杜修贤一脸不敢置信，他回味过来，这一定是客套话，他摇摇头，“我从没跟着主席办过事，他怎么会提到我呢？”
张玉凤却很认真：“是真的。主席不止一次说过你，抓神抓得准，动作反应也快。千真万确，你可是主席点名要的将。”
杜修贤一如既往，只是笑笑不说话。张玉凤倒是觉得，这位名摄不像传言中那般不好接近，“他来的第一天，一整天脸上都挂着笑咧。”
两人并未交谈太久，不一会儿，外宾的车子已经停在了门口。杜修贤按动快门，镜头里，周总理陪同外宾走进客厅，毛泽东随来客一同落座。
杜修贤知道，毛泽东不太喜欢正向面对镜头。
一次，杜修贤和中央新闻摄影小组的几个记者在执行摄影任务，因为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需要更换，他们想趁着主席在大会堂开会之前，为他拍摄几张正面像，这些照片将提供给画家临摹。
当毛泽东一脸严肃地坐在为他摆放的椅子上，杜修贤快速地调整焦距，他是个很敏感的摄影师，对象面色紧张，说明不习惯摄影镜头，必须快速完工。
可等他调完焦距再看取景器时，整个人都发懵了——眨眼间，镜头已经是侧对毛泽东了。
椅子是正向，镜头是正对着，但毛泽东却是侧着身子和头部。
一旁的同伴已是面露难色，没有人敢上前提醒主席坐正。杜修贤只好悄悄示意，将大相机连同架子端起来，顺着主席的姿势移半个圈。
镜头里的毛泽东面色甚至隐隐透出不快，他们只好仓促地拍了几张照片，算是结束。
久而久之，甚至传出了主席不爱拍照，不喜欢摄像机这种谣言。
杜修贤心细，多次近身拍摄下来，他已经了解毛泽东的喜恶。“主席不讨厌拍照，只是不喜欢记者围得水泄不通，对于闪光灯，更是厌恶。”
正因如此，他身边更需要一个手指灵活、擅长抓拍的专职摄影记者。
在杜修贤的镜头里，毛泽东常常是笑容可掬、精力充沛的。兴致来了，等到将客人们送出客厅，他也点上一支烟，和杜修贤聊天。
“老杜，你是么子地方人？”说着，便从自己的烟盒里面取出了一支雪茄递给杜修贤。
“陕西米脂的。”听久了毛泽东的湘潭话，他觉得很是亲切。
雪茄烟他没好意思收，只是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了自己的烟盒：“主席，我抽这个。”
“不习惯吗？来，吸这个，这个烟才够劲嘞。”杜修贤听主席这么说，只好接了过来，但他还是没舍得抽，将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镜头后的主席，更加真实，有魅力。”杜修贤的摄影作品因真实、可感，被称之为“杜修贤风格”，但他却自认为，较之人物鲜活的性格，一张张照片，终究是难以画骨。
那一支雪茄烟，杜修贤一直放在家中珍藏。主席听了这事曾笑他：“你是个汉子的嘞，好东西，不经收。”杜修贤却浑然不在意，他早已不在意那支雪茄烟的滋味。
回忆经典：不同寻常的照片
进入21世纪，一个时代的风云已然落幕归尘，杜修贤则寓居于北京城北的“王府家庭农场”。说是家庭农场，不过是因为院子里里外外都是菜地土货，院内是种菜辟地，外墙窗上挂着苞谷，内屋桌上摆放南瓜，屋内的老人不修边幅，头发花白，很难看出这是当年的中南海名摄影。
杜修贤在中南海工作期间，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拍摄过大大小小的会议、座谈照。在他的镜头里，有笑立凉棚的周恩来，有斜倚藤椅的毛泽东，张张情态生动，显现着历史的厚重。
当人们问及有何印象深刻的照片时，杜修贤总会微笑着站起来，带人们走进他的书房，照片里，颐年堂前，周恩来和杜修贤正微笑握手。
“不是说周总理一般不和记者、摄影师合影吗？”
杜修贤却告知，这是周总理主动要求合影。那一日，活动结束后，周恩来看到了低头摆弄相机的杜修贤，大步向前，同他握手，随后又一个转身，问其他记者：“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人拍照啊？”
记者们都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周恩来却向面前一个记者招了招手：“你给照一下，我和老杜握手。”就这样，摄影师杜修贤和他的“伯乐”周恩来留下了这样一张合影。
回首杜修贤在中南海工作的整整16个年头，他毫不犹豫道：“没有周恩来，就没有今天的杜修贤。”
1974年5月，周恩来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泽东，会见结束后，周恩来还站在门旁，直到毛泽东送客完毕，走到门外，杜修贤默默注视着这一切，端起了相机。
两位伟人慢慢地伸出了手，脸上带着微微的疲倦，相视而笑，“咔嚓”一声，定格下了两位领袖最后一次对着镜头握手道别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