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周恩来正在为红军的出路急得焦头烂额。由于苏区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损失惨重，红军必须进行战略转移，西征（后称之为长征）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但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被蒋介石100余万大军围得像铁桶一样，红军该往哪里走？又该怎么突围？这些难题困扰着中共中央，此刻的周恩来突然想到了一个人，粤系军阀，“南天王”陈济棠！
1934年，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命令他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对于蒋介石的命令陈济棠不敢正面违背，所以他命令军队攻占苏区南部重镇筠门岭。
当时红军意图放粤军进入苏区然后关门打狗，歼其一部，所以粤军不费一枪一弹攻占筠门岭。
粤军攻占筠门岭之后，蒋介石大喜，重金嘉奖陈济棠，并令他继续北进一举攻下会昌，可陈济棠并没有继续向北前进，而是停在赣南观望形势。陈济棠此时已经感觉到了形势的发展对他不利。
当时蒋介石在中央苏区的北部部署了五六十万嫡系部队，红军不可能向北突围，反而很有可能南下。毕竟粤军的规模和实力都不是红军的对手，一旦红军南下，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就会尾随而入粤。
这种情况是陈济棠最不愿看到的，此时与他站在同一战线的还有他的一个老对头，白崇禧。
陈济棠感觉到了形势不对，但他还没有把握能够精准判断全局，所以他请来了“小诸葛”白崇禧。他想借白崇禧这颗灵活的脑袋帮他看看这复杂的局面，白崇禧答应帮忙，不是因为和陈济棠有交情，而是他也不愿意看到红军南下，因为广东之后就是广西。
白崇禧经过考察精准地判断出红军转移只有向西和向南两个方向，湖南和广东是两个出口。而根据情报，近期红军侦查人员经常出现在古陂一带，有可能他们想从这里进入广东北部。
并且白崇禧还推断出了红军开拔的时间，应该就是9月底10月初，因为这段时间是赣南粤北秋收时节。如此一来红军可以在行军路上就地征粮，免去携带过多辎重的麻烦。
陈济棠对于白崇禧的精准分析极为敬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红军西征的路线和时间，几乎被白崇禧全部算中。
而此时的陈济棠已经感觉到了危险即将来临的气息，蒋介石的北路军和东路军正在一步步地向瑞金推进，时间也已经到了9月底。
正当周恩来等人计划与陈济棠取得联系时，陈济棠的特使秘密来到苏区找到朱德，他带来一个消息——陈济棠想和红军谈判。当我们饥寒交迫的时候，对手送来了热腾腾的火锅！
这个世界上除了利益之外，没有什么是可以永恒的，朋友不是，敌人也不是。当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朋友就会变成敌人，当利益一致时，敌人也能成为朋友。
朱德即刻回信陈济棠：尽快开始谈判！陈济棠随即复电，请红军派代表至寻乌县会谈。周恩来特意挑选了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陈济棠方面谈判。
10月初，二人乔装打扮成商旅，在约定地点与陈济棠派来的警卫连接头。
陈济棠深知与中共接触极为敏感，于是派出自己的贴身警卫连前去接应，并下了严令，所有人都要死守秘密。
粤军警卫连为了掩人耳目还特地准备了两顶轿子，潘汉年、何长工就坐在轿子里，被抬到寻乌县。粤军各部都接到命令，没有人敢阻拦警卫连。
为了保密，陈济棠并特意挑选了粤军第三军的黄志文、黄任寰陪同自己的心腹杨幼敏作为谈判代表，而特意避开了第一军的余汉谋。
双方代表在寻乌县境内一片秘密的树林里展开了紧张的谈判。
尽管红军想借道，陈济棠想让路，但具体到实际的细节上仍然有很多的分歧。
对于谈判这件事情，博古、李德开始是持反对意见的，但经过周恩来、朱德的多次劝说，才同意可以派人尝试，并且博古还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条件。
博古等人不仅要陈济棠让路，而且还提出让他释放被捕的共产党人，还要在广东武装人民群众等。
陈济棠是独霸广东的一方诸侯，从本质上来讲，陈济棠本身就是反对共产党的，合作只是因为现阶段与我们有短暂的共同利益而已。
并且他和红军联系本身就非常敏感，绝对不能外泄，为红军让路也必须做出样子，也绝不能让蒋介石有所觉察。
这一点，红军两位年轻的谈判代表非常清楚，但是当时苏区的左倾思想和教条非常严重。如果没有得到中央的指令，原则上不能对谈判条件做出改变，否则将受到严厉问责。
谈判进行了三天三夜，但依旧没有达成最终的协议，博古的条件成了拦路虎。潘汉年与何长工也有些坐不住了，如果再坚持这些政治条件，谈判就崩了，红军也没有时间了。
最后阶段，潘汉年找何长工商量，陈济棠是不可能同意那些政治条款的，现在他们答应的那几条就足以让红军顺利突围了，我们必须尽快达成协议。
何长工还是对更改条件有些顾虑，他担心博古他们不同意。潘汉年表示只要能让红军少一些牺牲，他不怕担责，最后何长工表示为了红军要和潘汉年一同担这个责任。
就在红军开拔前几天，双方谈判代表达成了五项协议：
双方立即停战，停止敌对行为；
互通情报，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电联络；
解除封锁；
互相通商，解除对苏区食盐、布匹等紧缺物资的禁运。必要的时候红军可以在粤军防区设立后方，建立医院等；
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粤军可以进入苏区，红军也可以进入粤军防区，双方互不攻击。并且红军行动之前事先通知粤军，粤军将后撤20里让路。
这五项条款里面的第五条至关重要，是红军此次谈判的主要目的，所谓相互借道不过是为了照顾公平而已，因为粤军此时已经没有必要再进入苏区了。
陈济棠最担心的还是保密问题，因此这次谈判没有签订任何纸面协议，也没有会议记录。所有内容只有在场的几个人知道。双方议定的条款都只写在各自的笔记本上，核对无误后各自带回向上级复命。
签订在纸面上那些所谓的正式合约、协议，实际上就是为了防止对方不遵守承诺，或者为了在将来翻脸的时候拿出来制裁对方。
而真正能够是合作能够实现的是默契，这种默契源自于对双方利益的高度一致与契合。有了这种默契，是不需要任何纸面的条款来束缚的。
此时红军和陈济棠之间就有这么一种高度的默契，这种默契有时候也叫做心领神会！
谈判完成后，何长工与潘汉年火速返回苏区，向周恩来汇报谈判结果。就在潘汉年、何长工到达指挥部的前一刻，周恩来正在考虑是否要孤注一掷做最后一搏，国民党军主力距离瑞金仅剩几天的路程了！
当周恩来捧着潘汉年的笔记本看到那五条协议的时候，双手止不住地颤抖，这本子上似乎承载着八万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种子！
确定与陈济棠的协议之后，周恩来立即召开会议向红军各级指挥员以及党中央各机关领导传达关于转移的具体部署。
总体来说，红军和党中央西征的准备是紧张又仓促的，前期党中央并没有准备要转移。后期形势危急，决定转移但针对转移方向和规模又产生了较大分歧。
当时的部署是红一、红三军团作为前卫分别在中央纵队前左右两翼担任开路任务；红八、红九军团担任中央纵队两侧护卫；红五军团担任后卫。
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坚持，中央纵队携带了大量的办公设备和器材，几乎将瑞金能够带走的物品全部携带上路，导致红军主力部队行进缓慢。
10月中旬八万六千余人的红军主力部队，浩浩荡荡朝赣粤边境的粤军防区快速挺进。
陈济棠也做了相应安排，为了保密起见，与红军谈判的事情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但他向旅以上军官告知红军只是借路，不是南下入粤。
各部无需阻拦，同时向各一线部队下达严令，红军不向我部首先开枪，不允许开枪，红军不发起攻击，我军不得主动出击。
陈济棠命令驻守在关键路线上的一线部队，在接到命令之后，立即后撤二十里，避开与红军的接触，不得与红军交火，不得追击。粤军大部军官也都清楚陈与蒋之间的矛盾，站在保卫家乡的角度，也大都愿意执行陈济棠的命令。
虽然双方有了高度默契的协议，但在具体执行的时候还是十分谨慎的，毕竟双方曾经是面对面拼过刺刀见过血的敌手，各自枪里都压着火。无论事前协议考虑得多么周全，实际执行的时候肯定是会有差错的。
我们现在常常会提到，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穿过了蒋介石设置的四道封锁线，而其中前三道都在粤军的防区内。
第一道封锁线在赣粤边境的安源和信丰之间，其中信丰河是防线的核心险关。防守信丰一带的是余汉谋的第一军第一师，余汉谋收到陈济棠的电报之后，立刻命令第一师向西撤退，把路让开，放红军通过。
可第一师三团彭林生部没有料到红军主力会来的这么快，认为首先碰到的肯定是红军先头的小股部队。
结果彭林生这个愣头青迎头碰上了林彪的红一军团主力，差一点就把他整个团给吃掉，幸亏这小子跑得快。
因为粤军第一师大部已经提前撤离，红军大部队很顺利地渡过了信丰河，第一道防线就这样“通过”了！
第二道防线蒋介石原计划由何键的湘军和陈济棠的粤军合力防御，但何键没有料到，红军竟然这么快就通过了第一道防线。
湘军主力根本无法在红军抵达汝城、仁化之前赶到第二道防线。当时湘军只有一个旅的部队防守汝城，他们根本不敢和红军交手，只能躲在汝城不出来，红军也没有精力去攻打汝城。
因此，在这里防守的主力还是粤军，他们自然很识相地让开了通道。
在红军涉水通过锦江的时候，粤系守军向陈济棠报告，红军携带大量设备徒步过江，速度缓慢，场面混乱且根本没有防备。
此时锦江两岸所有制高点全在粤军手中，如果发起突然袭击，红军必遭大败。结果这名军官被陈济棠狠狠地骂了一段，严令他不得开枪，否则军法从事！
10月27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安全渡过锦江，两岸粤军全程目送红军过河！
11月8日，红军大部队顺利通过汝城、仁化之间的第二道防线。
但在11月6日，发生了一个插曲，陈济棠的侄子陈树英并没有理解陈济棠的真实用意，对延寿附近山林中迷路的红军发动袭击。
陈树英性格张扬，依仗总司令是自己的叔父，平时非常跋扈。陈济棠知道他这个侄子没多大才能，担心他泄密，因此和红军谈判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告诉他。
而这个陈树英却以为眼前毫无防备的红军，正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于是带领两个团突袭红军。但他没有想到红军的警惕性很高，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踪迹，然后立即开始还击。
结果被红军击溃，损失惨重，随后粤军独立第三师李汉魂部追了上来加入了战斗，给红军造成了不少损失。这就是后来陈济棠向蒋介石力证清白的延寿之役。
李汉魂的部队跟上来的时候，红军实际上已经开始撤退了，他带领军队冲了上去利用绝对的规模优势俘虏了几十名红军。李汉魂惊讶地发现，这些掉队的士兵竟然有红一、三、五、九军团的番号。
实际上这是因为方向错误而迷失方向的残部。
李汉魂部队当时与林彪红一军团擦肩而过，但李汉魂当时还不知道，大名鼎鼎的林彪在北伐的时候只是他手下一个寂寂无名的连长。他们曾经同样因为作战勇猛有主见而获得了提升。
北伐中李汉魂被提升为了师长，林彪被提升为了连长。八年之后，林彪在革命队伍里成为了红一军团的军团长，而李汉魂一直在军阀混战中来回游走，现在还是师长，并且他的部队也早已不是当年那支威名赫赫的铁军第二十五师了。
李汉魂报告延寿一战中毙敌甚多，获枪六千。而实际上此战红军并没有伤亡那么多的人数，李汉魂是在添油加醋，夸大战绩。
不过第二道红军在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后，的确有不小的损失，原因是李德等人在没有弄清楚地形的时候就向红一军团下达了命令导致林彪在延寿、九峰一带迷失了方向。
九军团紧随其后也在茫茫大山里来回兜圈子，途中失散了不少战士。事后，李德也承认自己指挥上犯了巨大的错误。
第三道封锁线是由湘军把守的宜章，但湘军主力此时距离尚远，当地只有少量保安团和湘军在宜章的守军。
由于宜章是当年朱德、陈毅发动湘南起义的地方，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红军大部队到来之前，这里的群众就纷纷帮助先头部队拆除敌人工事。守城的湘军一看大势已去，连夜撤出宜章县城，次日红军兵不血刃拿下宜章。
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不但没有受到阻击，还补充了兵员和粮食。
所以，红军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基本上非常顺利，并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不过我们从现在的资料中却经常可以看到红军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损失两万两千余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通过这三道封锁线的过程中，红军的确减员两万余，这是确实发生过的。只不过，这些损失并非因为粤军阻击造成的。
并且，这些损失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减员”，而非“阵亡”人数，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红军中出现了大批士兵擅自离队回家的情况。
这种情况是由于红军在撤离瑞金之前准备不足和匆忙扩军造成的。由于当时情况非常危急，而红军高层又出现严重的分歧，对于是转移还是继续坚持抵抗进行了长期争论。
最终决定要转移的时候，时间又很紧急了，所以仓促下达命令要各部队紧急进行战略转移准备。而匆忙之中即没有对广大基层官兵说明转移的目的和意义，也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思想宣传工作。
并且，在长征之前，苏区又进行了一次紧急“扩红”运动，大批新兵入伍。各部队都增加了不少新兵，在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很多人和大部队失散，也有很多人趁乱当了逃兵。
负责中央纵队左翼护卫的红八军团就是在开拔之前，临时组建的部队。
这支一万余人的部队几乎全是新兵，很多人连枪都没开过，一路上都在奔逃。后来，他们在距离湘江几十公里的时候，还有七八千人，但被桂军一个团拦腰截断，顿时溃散。渡过湘江之后，仅剩不足一千人。
此后红军脱离粤军防区进入湘南桂北一带，他们要在这里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尽管白崇禧和何键也有“借道送客”的意思，但没有和红军正面联系，红军也错失了渡江良机。最终，红军在湘江遭遇强烈阻击，损失过半！
对比湘江防线，红军在陈济棠防区通过的三道防线，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阻击，可以说是顺利通过。让红军保留了大部分主力行进到湘江，如果没有和陈济棠这次谈判，红军最终到达湘江时的规模，甚至红军后来的命运如何，都难以预计！
红军长征之前与陈济棠之间的谈判除了很少几个参与者以及中共最高层领导之外，外人几乎无人知晓。
包括陈济棠在内，连同他的密使“李君”，谈判的三名代表，他们至死也没有向外界透露过当年谈判的任何信息。以致于世人并不知道那几天竟然还有这么一次秘密的谈判！
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红军为什么能顺利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对于外界来说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迷！
中共方面一直没有对外宣布此事真相，陈济棠及事件参与者将秘密保守了一生。1984年，邓小平在北京接待了一位名叫陈树柏的美籍华侨，并盛赞他的父亲为广东父老做的贡献。
而他的父亲就是陈济棠，在此之前，人们一直都认为陈济棠是坚定的反共分子，邓公为什么要称赞他？邓小平的话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很多人感觉这里面应该还有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秘密！
实际上在1982年，当年谈判的参与者何长工先生，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就披露了当年谈判的细节，由于何长工的回忆录特别厚实，并且这段故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1986年，香港大公报以何老回忆录中记述为基础，刊发了《陈济棠让路记》一文，此时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才被世人所熟知。红军顺利通过前三道封锁线之谜，终于被解开！
我是史海魅影，关注我为历史点赞。
参考文献：
《苦难辉煌》金一南著；
《红军长征》解放军出版社；
《红军长征记》；
《难忘的岁月》何长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