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年轻时候非常喜欢结交有识之士，并和他们成为真正的朋友。而在这些朋友中，有一个人对于周恩来有特殊的意义。他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亲密，二人甚至结为了异性兄弟。
周恩来17岁的时候，与南开的同学吴国桢，义结金兰，从此以兄弟相称。
不过，这兄弟二人却没有一起走下去，因为政治信仰和选择道路不同，最终分道扬镳。周恩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而吴国桢却投靠了蒋介石，并且得到老蒋的重用，成为国民党内高官。
虽然吴国桢和周恩来是义结金兰的兄弟，但是在对待共产党这个问题上，吴国桢却一点情面也不讲，这也是导致二人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
1941年，蒋介石密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心抗日的新四军遭到国民党数倍兵力的伏击，伤亡惨重。最终，军长叶挺被俘，项英遇害，周恩来因此怒批国民党：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当时周恩来是中共方面驻重庆的代表，南开校友在那个时候曾经举行过一次聚会，周恩来和吴国桢都参加了。
在聚会的时候，周恩来借此机会向同学们讲述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的阴谋。但是吴国桢却枉顾事实，当面驳斥周恩来。面对昔日兄弟的无情诋毁，周恩来忍无可忍，与他展开了激烈的争吵。二人的关系也从此彻底破裂！
那么周恩来和吴国桢到底是如何结为异性兄弟，后来又是具体因为什么吴国桢会与周恩来因为皖南事变争吵起来？
1913年，周恩来考入了天津的南开中学。第2年吴国桢也考入了南开中学，成为了周恩来的学弟。
周恩来认识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通过吴国柄，他和吴国桢有了一面之缘。后来周恩来看到了吴国桢写的日记，感觉他的文采非常好，而且是一个爱国的有志青年。
于是周恩来便将吴国桢写的比较好的文章刊登在了南开中学学生会内部的刊物上。由于吴国桢的文章非常好，思想也非常先进，于是他在南开中学里也逐渐成为一个名人。
当时在南开中学里面，除了周恩来和吴国桢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叫李福景，三人经常一起讨论各种问题。在南开中学的校友印象里，他们三个人一般是形影不离的，有人也称他们为南开三剑客。
吴国桢跟着周恩来和李锦福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增长了很多见识，他把周恩来看作是自己的大哥，很多事情都要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也十分愿意帮助这个积极上进勤奋好学的小学弟。
刚到南开中学时，吴国桢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但和周恩来、李锦福走到一起之后，他增长了很多知识，也逐渐开始参加学校里的各种活动。
内向腼腆的吴国桢通过周恩来，性格逐渐变得开朗起来。甚至开始喜欢参加公开的演讲比赛以及一些文艺汇演。据说他还和周恩来一起出演过话剧。
由于三个人的关系特别好，志同道合，因此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三个人效仿刘关张桃园结义，结拜成了异性兄弟。周恩来年长为大哥，李景福次之，吴国桢最小是老三。
周恩来和吴国桢不仅关系非常好，二人还非常的积极上进，两个人的成绩都非常优秀。后来周恩来想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寻找用先进的思想，所以选择了到日本留学。
而吴国桢的成绩非常优秀，考入了清华大学继续深造。
周恩来自幼就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所以他出国留学的目的就是寻找救国救民的革命思想，这也是他一生的理想。
吴国桢在清华大学的成绩非常优秀，也取得了出国留学的资格，而他的选择是美国。
就在吴国桢即将出发踏上去往美国深造的旅途时，周恩来从日本回来到清华大学去看望他。
因为这个时候的周恩来已经从日本回来，他也取得了另外一个机会，就是赴法留学，他希望到欧洲去学习更加先进的革命思想。
这两位义结金兰的异性兄弟，清华园相聚，却是为了再次的分别。但他们没有想到此一别竟然各奔东西。两个兄弟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二人再次见面已经是18年以后。
吴国桢在美国继续深造，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之后他加入了国民政府，选择效忠蒋介石。
而当时蒋介石已经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并将共产党定性为反动党派，坚决予以剿灭。
吴国桢和周恩来分别的时候，周恩来还没有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因此在吴国真的印象当中，周恩来只是一个温厚谦恭的知识分子。
因为吴国桢忠心追随蒋介石，所以他对共产党也有着非常深的成见。而当他听说周恩来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是一时之间竟然无法接受。
后来国共达成第一次合作，周恩来回到国内成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此时的吴国桢也在国民政府内任职，但是直到国共合作破裂，二人也没有见面。
自从国共分裂开始，一直打到了西安事变，近十年的光阴，周恩来成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吴国桢则在汉口做市长，也是一个封疆大吏。
实际上吴国桢也非常想念自己的大哥周恩来，但是由于各自在不同的政党，就因为政治的原因，所以二人并没有继续联系。
1938年吴国桢担任汉口市长，而这个时候全面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全国各地都处于非常危急的形势之下。
而这个时候周恩来也作为八路军的代表，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客观上兄弟二人终于有了见面的机会。
有一次周恩来在工作间隙去了一趟吴国桢的家里拜访，希望见一见这个一别18年未曾相逢的兄弟。
只可惜当时吴国桢并没有在家，周恩来只见到了他的妻子，留下名片之后便告辞了。
吴国桢回家之后，妻子告诉他有客人来访并留下了名片，吴国桢看到名片心中大喜，原来他的大哥周恩来来找他了。
吴国桢起身就走，赶紧坐车连夜去八路军的办事处，他对工作人员说：“我叫吴国桢，我是汉口市的市长，我找周恩来。”
工作人员招待吴国桢坐下，随后去通报周恩来，片刻之后，周恩来一路小跑得出来了。他边跑边说：“峙之、峙之，我们总算见面了！”
兄弟二人自清华一别，十八个春秋转眼而过，再也不是当年同学少年，他们已经成了站在国家命运浪涛里的弄潮儿。
重逢的喜悦是短暂的，二人寒暄过后就进入了一种尴尬的沉默，毕竟两个人分属不同的党派，尽管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他们都知道这种合作是被迫的，两党之间的主要矛盾依然没有解决。
对这种尴尬，吴国桢也不知道如何打破僵局，只希望周恩来能够提前打开话题。可是周恩来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两个人就这样沉默了许久。最终这次见面就在这样尴尬的局面下结束了，吴国桢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甚至认为周恩来对他的态度，兄弟之情变成了门户之见。
但实际上周恩来也是非常为难的，虽然是表面上的合作，但蒋介石对于八路军办事处的监视非常严密，此时吴国桢突然来访，必定被军统特务所监视，如果二人交谈甚欢，肯定会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对吴国桢不是一件好事。
周恩来也是处乱局之中，身不由己。
当然，吴国桢也隐约意识到，此时不是叙旧的时候，毕竟国共两党打了将近十年。
所以聊了短短一刻钟之后，吴国桢就告别，临走之前邀请周恩来，去自己家里做客。吴国桢还特意说这会是一次同学聚餐，不会邀请外人，只会邀请当年的同学。
周恩来表示自己一定会去。
为了这次聚会，吴国桢做了分的准备，并安排了一种非常丰盛的晚宴。不过吴国桢的妻子认为共产党一直以艰苦朴素为原则，太过奢侈可能不太合适，所以建议从简为好，吴国桢最终采纳了她的建议。
所以他按照普通标准，在家里定了一桌晚宴，恰巧有南开的同学前来，所以一起吃饭。
众人落座之后，倒也没有谈起政治，而是回忆当年的学生时代，大家相互之间敬了几杯酒，聊了聊那些校园里的旧事。
吃完饭之后，周恩来发出邀请，约定第二次聚会的时间。因为八路军办事处并不是聚会的地方，所以他想借用吴国桢的客厅，由他本人出钱安排酒席，要同窗再来相聚。
众同学都表示一定会来再来相聚。
而周恩来组织此次聚会，标准确实非常高，按照当时的物价，高达数十块钱，可周恩来当时的工资只有五块钱， 吴国桢立刻就意识到，这顿饭可能另有深意。
赴宴的同学也很奇怪，问周恩来哪里来的那么多钱请客，你们共产党不都是宣称艰苦朴素的吗？
周恩来笑着说，我可没有这么多钱，是组织上出钱，委托我请客。
有的同学跟周恩来开玩笑，那你们共产党人所有的财产都是组织上给的吗？周恩来回答说是的，连这身中山装也是组织上配发的。所有的同学，都对周恩来以及共产党另眼相看。
但是吴国桢却感觉到周恩来话里有话，晚宴结束后，周恩来和吴国桢两兄弟坐下来单独交谈。
其实吴国桢也知道，周恩来虽然没有跟自己谈起政治，但总有一天会邀请自己加入共产党的阵营，但吴国桢并不认同共产党。
周恩来临走之前，对吴国桢说：“峙之，你认为你现在的职务合适吗?”
吴国桢说：“还算可以吧。我的志向就是为国尽忠。”
二人的意思，此时已经无需明言。
俩人在随后的时间里也经常相聚，但仍然尽量避免敏感政治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武汉会战即将开打，武汉愈加危急。
因为诸多单位要撤离，所以周恩来又和吴国桢相聚的时候，说这是在汉口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吴国桢心情不好，武汉丢了，自己的官职也就没有了，可周恩来却提醒他，今天是他的生日，作为大哥，周恩来一直惦记着这位小弟的生日，还专门来为他庆贺，吴国桢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动。
此次相聚，周恩来终于和吴国桢说了肺腑之言。蒋介石已经撤离了，兄弟你将来作何打算？吴国桢一声长叹，自己为武汉这座城市付出了很多心血，真心希望这里能变好起来。该死的日本人把一切都毁了，但他还是希望能多留一点时间，再看看这座城市。
周恩来关心地问他，下一步准备去哪里？
吴国桢告诉他，正准备去宜昌，周恩来希望能与他同行。周恩来这个时候谈话的语气与以往不同，吴国桢了解他，他的真实意思是希望吴国桢能加入中共，和他并肩战斗。
吴国桢沉默片刻之后，还是婉拒了周恩来的建议，以联系不便为由推脱了。周恩来自然也看出了吴国桢的表态，也不再强求于他。
在日军对武汉发起进攻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再一次联系吴国桢，希望能最后争取他一次，但吴国桢只对周恩来说了一声：保重！
周恩来明白，吴国桢已经坚定决心跟随蒋介石一直走下去，这个时候再劝，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周恩来和吴国桢两兄弟的这桌宴席，最终还是散了。
周恩来明白已经没有希望争取吴国桢了，自己这义结金兰的兄弟，是不可能加入共产党的。
吴国桢和周恩来不一样，他选择留学美国，在他离开北平之前，共产主义尚未开始在中国传播。而美国方面更没有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况且美国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似乎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敌视。
因此，美国的文化对于共产主义并不友好，很多留美归来的学生和政客都持有这种观点，这是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影响的结果。
吴国桢回国之后，加入了国民党，而宋美龄在党内拉起了一个亲美的派系。吴国桢便是这个派系当中的得力干将，吴国桢的理想就是以美国为模板来改造中国，从根本上来说，和周恩来就道不同不相为谋！
当然吴国桢本人的品质是非常正直的，虽然国民政府普遍比较腐朽无能，但吴国桢在任期间还是为民众做了很多实际的贡献。老百姓对这个父母官也是非常认可，就连美国人也称赞他是国民政府中的佼佼者。
武汉一别，吴国桢与周恩来各走半边，周恩来从此也再未提起让他加入中共的事情，因为他太了解吴国桢了，此人一旦认准了，谁劝也没有用。
武汉沦陷之后，吴国桢辗转来到陪都重庆，蒋介石非常重视他，让他担任重庆市市长。而那时周恩来作为八路军代表，也来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二人还是可以经常见面。
如果撇开政党门户之见，二人的私交还是很好的，吴国桢依旧佩服周恩来，周恩来也认可吴国桢的人品和能力。
但可惜的人二人各为其主，而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在此时也愈加紧张。
按说那时正是日寇侵华时期，国共两党应该通力合作，共同抗日。但蒋介石看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势头太过强劲，担心共党日后成为威胁到自己统治的巨大力量。
所以，蒋介石密谋对新四军采取行动。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命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立即转向江北转移。这个调令非常的奇怪，毫无道理，虽说江北是抗日的主阵地，但新四军擅长的山地游击作战，而不是在正面战场和敌人决斗。
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军委曾经质疑过这项命令，但是为了照顾大局，避免矛盾激化。朱德同意按照蒋的命令执行。
次年1月初，新四军军长叶挺率近万人的部队，向江北转移。但是当他们经过安徽南部泾县境内的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八万多部队的包围。
叶挺率领新四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苦战七昼夜，折损七千余人。最终，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遭叛徒杀害，新四军仅剩不足两千人，几乎遭到了覆顶之灾！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重庆方面早有准备，单方面捏造出叶挺率新四军叛变，遭到镇压的假新闻。并且各种不符合现实的小道消息也满天飞。
对此周恩来在报刊上怒批国民党反动派：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就在这个时期，周恩来有一次去看望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而恰巧当时吴国桢也在张伯苓处。吴国桢作为重庆市市长，是可以经常与蒋介石见面的，如果说皖南事变的内幕他不清楚，是不可能的。
国家此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置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不顾，对同胞兄弟痛下杀手，怎能不令人愤恨。
看到吴国桢，周恩来忍不住质问他，蒋介石到底想干什么？非要做这些让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
周恩来当时非常气愤，因此说话的语气非常重，毕竟我军七千余名兄弟命丧黄泉，这种愤怒是谁也忍不住的。
吴国桢双颊涨得通红，他当然知道老蒋的心思，他也觉得这么做确实不光彩，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但是没有办法，食君俸禄，为君分忧，他只能站在老蒋的立场上。
所以他驳斥周恩来，说皖南事变纯粹是偶然事件，只不过是为了整顿军纪。
周恩来当然不认同吴国桢的看法，这明明就是耍赖的说辞，周恩来不敢相信自己曾经的兄弟如今竟然变成了这般模样！
于是周恩来摆出种种事实，当着老校长和几位校友的面驳斥了吴国桢，当场气氛一度紧张。最后吴国桢理屈词穷，以沉默不语应对。
在这次的争吵当中，吴国桢自知理亏，根本就说不过周恩来。
抗战结束之后，周恩来到南京出差，在这里又见到了吴国桢。只不过此时，二人已经是形同陌路，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情分。
1949年，吴国桢随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来由于受到孙立人事件的连累，常年在美国避难。在美国时吴国桢开始撰文揭露蒋氏父子的腐败，成了台湾政局的丑闻揭露者，陷入如此境地，也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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