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25日，这一天阳光明媚，河南省石岗村上上下下一片喜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村里有人要办喜事了。随着一声鞭炮炸响，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出现在众人的眼前。人们纷纷上前恭贺，新郎新娘满是沟壑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在一阵又一阵喧闹的祝福声中两位老人走向主位落座，这是一场特殊的婚礼，婚礼对象是两位老人，他们的年纪都非常大了，新郎82岁，新娘77岁。刚坐下没多久，新郎便迫不及待地掏出兜里的结婚证，向众人分享自己的喜悦。
这两位老人是何身份呢？为什么在如此高龄还决定要结为夫妻呢？相信各位心中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一段尘封的故事，一首动人的颂歌，历史的叙述，长长的回忆。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重温他们传奇的一生。
生不逢时，命运多舛
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思想传遍世界，新文化运动拉开帷幕。蒋红英就出生在这一年的上海，她的家庭并不富裕，祖辈都是从浙江省定海县逃难到上海的农民。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她的爷爷清楚地知道，普通人想要生存下去，只有离开农村去往大城市找一份谋生的工作，于是他带着蒋红英的父母举家迁往了上海。
几经辗转，全家人终于在上海安定下来，蒋红英的爷爷和父母都成为了工厂里的工人。当时的上海是英国和法国的租界，换言之就是被资本主义控制的城市，工人们被无止境地剥削和压榨，就算没日没夜地工作也仅能维持温饱。尽管生活并不容易，但全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蒋红英的出生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久违的喜悦，虽然她是个女孩子，但父母和爷爷都非常疼爱她。
1919年，蒋红英两岁。由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抗议将我国山东的领土主权割让给日本，这一年的5月4日，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得到全国工人商界大力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十三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这场五四爱国运动的势头迅速蔓延到全国，上海自然也不例外。为了响应学生们的号召，上海的工人们开始大规模罢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1919年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
蒋红英的父母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意识到无产阶级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果不其然，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时代，他们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之中。中国的工人先锋们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领导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
蒋红英从小在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下长大，对北洋军阀领导下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那时她还不满十岁，就暗暗下定决心长大后要跟随父母的脚步，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27年，蒋红英十岁。随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宣告破裂，两党的矛盾越发不可调和，最终互相站在了对立面。当时上海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组织规模越发壮大，蒋介石要发难自然是先拿上海开刀。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以“工人内讧”为名在上海发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
整个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工人们再没有一席之地，蒋红英一家不得不逃离上海回到浙江老家投奔蒋红英的舅舅。艰苦岁月里的农村人家最是贫苦，舅舅家已然揭不开锅了，却还是接纳了她们。可是这么一大家子没有经济来源，一开始还能勉强维持，可时间长了舅舅家里也无力负担。
大人还能忍饥挨饿，可年幼的蒋红英怎么办呢？在中国旧社会有养童养媳的风俗，正好当时村里有个富裕的人家想要给家里的男童物色童养媳，蒋红英的父母心想：小红英跟着我们只有饿死的分，给别人做童养媳至少还有活下去的希望。于是第二天早上，十一岁的蒋红英穿着母亲熬夜做的一身新衣裳，跟着舅舅来到了陈家，见到了自己年仅九岁的“丈夫”。
蒋红英在陈家的生活并不像父母想的那么好，她虽然是陈家名义上的“少奶奶”，但陈家人非常看不起她，把她当丫鬟使唤，稍有不如意便非打即骂。蒋红英的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她没有被饿死却险些被打死，给陈家做童养媳不过是从一个深渊掉进了另一个深渊。
战火纷飞，投身革命
1928年，蒋红英十二岁。她被陈家人整整折磨了一年，终于忍无可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逃出了陈家。可是又能去哪儿呢？蒋红英想到了中国共产党。不如去参加革命吧，反正都是死，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死至少是死得其所，这是她小小年纪就在心里埋下的种子，如今已然生根发芽。
蒋红英打听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交界处大别山。因为身无分文，她一路讨饭来到了河南省经扶县（现河南新县），在当地解放军的帮助下顺利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了一名红军通讯员和宣传员。
蒋红英的入伍登记人名叫赵基生，是一个今年刚满17岁的小伙子。别看他才17岁，却已经参加革命两年了，不仅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还担任着红二十五军的团长。赵基生15岁就参加了农民自卫队，不久之后自卫队就编入了红军队伍。赵基生能文能武，深得徐向前、许继慎等红军领导人的赏识，是红军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当时，身为团长的赵基生对这个操着浙江口音的南方姑娘并没有特别留意，每天来登记入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蒋红英不过是其中年纪比较小的一个而已。最初的几年两人虽然在同一个部队，但却并没有产生什么交集。
蒋红英作为红军通讯员，主要任务就是在各个部队之间传递情报，因为年纪小，不容易引起敌军的怀疑。蒋红英和赵基生之所以产生交集就是因为一次任务，当时为了向另一个革命根据点传达一份重要的情报，组织上讨论之后决定让蒋红英和赵基生假扮成即将结婚的新郎新娘，红军战士们则假扮成送亲的队伍。一路上队伍遭到了敌人的层层盘问，好在最后还是骗过了敌人的眼睛，两人顺利完成了任务。在短短几天的相处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自那以后两人时常在一起读书学习，探讨中国的革命事业，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两人彼此互相欣赏，爱情也在他们之间悄然萌芽，于是没多久两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1932年，蒋红英十六岁。她不再是那个瘦弱胆怯的小姑娘，在岁月的磨练下，她成长为了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红军女战士。这一年，经红军师长廖荣坤介绍、军长徐向前批准，蒋红英和赵基生在湖北随州山区结为了夫妻。尽管山区的条件非常差，环境艰苦，战斗频繁，但两人婚后始终互相扶持，恩爱无比。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两人本以为可以并肩战斗直到共产党取得胜利的那一天，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战争的无情生生地拆散了这对新婚夫妻。
阴差阳错，被迫分离
1934年，国民党军队发动了第五次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大规模围剿。一次战斗中，赵基生所在的红军部队在湖北姚家寨遭遇国民党军队突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交战。赵基生的腹部、背部、腿部三处受伤，被战友从血泊中救出来后，他被迫转移到后方医院治疗。后来情况恶化，他不得不转移到群众家中躲藏。从那以后，赵基生和红军部队失去了联系，蒋红英也再没有了赵基生的消息。
蒋红英虽然和赵基生失去了联系，但是没有见到赵基生的尸体，她并不相信赵基生战死了。之后的几年她在各个革命根据地传递情报之余，一直不忘打探赵基生的消息，但始终一无所获。
大别山的革命斗争越来越残酷，红军部队跟国民党军队交火不断，双方死伤无数，国民党更是恨透了共产党。在一次传递情报途中蒋红英遇到了国民党第二十五路军，眼看双方距离越来越近，一场盘问搜查不可避免，为了不泄露情报，蒋红英当机立断将情报塞入口中，吞下了肚子。
国民党军队搜查时自然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但这也让他们非常不满。为了泄愤，他们在蒋红英身上捅了几刀，随后扬长而去。蒋红英浑身鲜血倒在一片血泊中，眼看出气多进气少了，附近的村民赶紧把她送到了一家医院，这才保住了性命。
蒋红英因为失血过多而昏迷，在医院休养了两个多月。伤势痊愈之后，她便想回归队伍继续革命，然而两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在她养伤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大别山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蒋红英不愿意放弃，想要追上红军长征的队伍。她一路打听红军长征的路线，几经周折来到了汉口。机缘巧合之下，蒋红英在这里遇到了自己的母亲，耽搁了一段时间之后更是与长征的红军主力部队越来越远，再也追不上了。
蒋红英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便暂时和母亲在汉口安顿下来。母亲给大户人家做保姆，蒋红英就接一些针线活，母女两人相依为命，勉强维持生计。闲暇之余，蒋红英时常会想起自己失联的丈夫。她清楚地知道，在这风雨飘摇的岁月里，赵基生只怕是凶多吉少。每每想到此处，蒋红英都不禁潸然泪下。
在汉口工作的这段时间，蒋红英意外得知父亲去世了，于是母女二人不得不离开汉口回到浙江定海老家为蒋红英的父亲料理后事。为父亲料理完丧事后该何去何从呢？母女二人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想要活下去谈何容易。商量之后两人最终决定去南京谋一条生路，因为1924年蒋介石率国民党右派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蒋红英觉得在这里一来能打探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消息，二来南京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大本营，相对其他地方来说也较为安全。
1936年，蒋红英十九岁。她还这么年轻，就遭遇了如此多的变故，人生大起大落。母女二人在南京艰难度日，她不敢说出自己的红军身份，也不敢承认曾与红军结为夫妻。在外人看来，母女二人都是死了丈夫的寡妇。虽然民国时期妇女的地位相对封建时期有很大提高，但是因为家里没有男人，母女二人还是处处遭人欺负。
蒋红英的母亲身体越来越不好，她知道女儿深爱着那个革命丈夫赵基生，但她也知道赵基生如果还活着不可能这么长时间杳无音讯，牺牲的可能性很大。自己时日无多，十九岁的蒋红英一个人在这乱世要怎么活下去。她想：一定要在死前给红英找个依靠。
经过多番挑选比较，蒋红英的母亲最终选择了当时在饭店做会计的张聚缘。蒋红英忘不了赵基生，不愿意另嫁他人，可母亲苦苦哀求整日以泪洗面，她也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终于还是答应下来。张聚缘比蒋红英大十岁，为人老实本分，妻子在逃亡途中被害，两人都曾失去最亲的人，倒也能互相体谅。
1937年，蒋红英二十岁。日军在华夏土地上日益猖狂，12月13日，南京陷落。蒋红英和张聚缘被迫逃离南京，前往河南。自此之后，他们一直定居在河南郑州。河南离曾经的大别山根据地很近，这也算是蒋红英对那段不能说出口的往事的一种纪念吧。
时光转瞬即逝，蒋红英和张聚缘盼着抗日战争胜利，盼着解放战争结束，终于盼来了新中国的成立，等到了期待已久的和平。1952年张聚缘成为了纺织厂的技术工人，蒋红英照旧做一些针线活补贴家用，二人在工厂分配的居民楼里彻底安顿下来。
1985年，蒋红英六十八岁。这一年，年迈的张聚缘身患重病，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蒋红英暮年再次丧夫，心里的悲痛自是难以言说。到了这个年纪，她已经别无所求，只想着一个人独自走完剩下的岁月，去陪伴曾经深爱的两位丈夫。
人间传奇，夫妻团聚
蒋红英孤身一人生活了几年，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是浴血疆场的女红军，也没有人知道她的一生经历了怎样的坎坷。转眼到了九十年代，蒋红英七十多岁了，她的头发白了，眼睛花了，腿脚也不太灵活了，她是真的老了，没有谁抵得住岁月的侵蚀。
或许是老天有眼，不愿看到蒋红英就这样在孤苦伶仃中死去。一个晴朗的早晨，蒋红英照例像往常一样出门去找居民楼外一位卖菜的摊主拉家常，没想到却意外得知了失联六十多年的丈夫赵基生的消息。可见造化弄人，命运总是无常，曾经苦寻无果，在早已放弃多年之后却又重见希望。
摊主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丈夫也是曾经参加过革命的红军战士，蒋红英很喜欢找她聊天。这天两人聊着聊着聊到了大别山根据地，说到当初惊心动魄的战争岁月，两人都动情不已，旁边一位小姑娘也听得入了迷。“我爷爷也曾经参加过大别山的革命斗争呢，他还是团长，可受领导赏识了。只不过后来他受了很重的伤，不能继续战斗了，就回了我们老家。”小姑娘自豪地说道。
蒋红英心里一动，“你爷爷是哪个团的团长，叫什么名字呀？”她问道。小姑娘回她：“哪个团的我爷爷倒是没告诉我，不过我爷爷叫赵基生，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这个回答在蒋红英心里激起了惊涛骇浪，但她还是觉得难以置信，她想，或许是重名呢。
“你有照片吗？你爷爷的名字跟我一位失散多年的故人一样，我想看看他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位”。蒋红英艰难地说道。小姑娘拿出了包里的照片递给蒋红英，照片是一张全家福，中间那位就是小姑娘的爷爷。尽管过去了六十多年，蒋红英只记得赵基生年轻时的样子，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照片中间的那个老年人就是当初失去联系的丈夫赵基生。她难掩心中的激动，告诉小姑娘她的爷爷就是自己曾经失散的故人，希望她可以安排两人见上一面。
小姑娘也是非常惊讶，没想到世间竟然有这样的巧合。她回到家后同赵基生说了这件事，赵基生也是不敢相信。在孙女赵桂英的追问下，赵基生第一次讲述了他和蒋红英在那烽火硝烟中的爱情。原来当年他因为战斗负伤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伤好之后和蒋红英一样同红军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心里始终惦记着蒋红英，于是便留在了大别山根据地附近的河南，想着或许有一天能收到爱妻的消息。他等了四年，什么消息也没有等到。周围的人都告诉他蒋红英肯定早已牺牲了，劝他重新再娶，无奈之下，赵基生只好妥协娶了赵桂英的奶奶。十多年前，赵桂英的奶奶去世了，赵基生也一直是一个人生活到现在。
这段尘封六十多年的往事听得赵桂英心酸不已，隔天就安排了两人见面。两人分别在1934年，相聚在1994年，中间整整相隔了六十年的光阴。再次见面，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是望着彼此流泪。曾经风华正茂的少年夫妻，如今已是白发苍苍垂垂老矣，能再次相聚，只能说这真的是老天爷的眷顾。
1994年3月25日，蒋红英和赵基生依法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赵基生的家人们怀着最真挚的感情和尊敬之心，从郑州接回了蒋红英这位失而复得的“新媳妇”。所有人都在庆贺这对红军夫妻的团聚，乡里乡亲全都为他们高兴，为他们祝福。这对失散长达六十年之久的红军夫妻终于再结连理，得以重续良缘。
蒋红英和赵基生的分离是战争的悲剧，但他们的相聚也象征着和平。战争是残酷的，和平是美好的。正是因为无数革命先辈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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