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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过去了，妮可尽管取得了博士学位，但仍未成功获得任何一所大学的终身教职。
作为一名兼职教师，她已经习惯了每周坐四个小时的火车前往三所不同的大学授课，并且只领取终身教授薪水的三分之一。下个学期是否能开设课程以及可开设的课程数量尚未确定。妮可在24岁时就取得了学术巅峰，并以两种语言出版了重要的策展读物。然而，15年后，她却对博士学位毫无价值的观点产生了怀疑。
近几十年来，欧美大学教师的地位逐渐下降。与妮可一样，大多数人只能成为“临时教师”，他们在高等教育体系之外如自由职业者一般，以“按需定制”的方式工作，日夜奔波。
在中国，类似的现象也在发生。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博士们面临着日益严格的入职标准和不确定的未来。严飞副教授在谈到一位朋友时指出，该朋友辛辛苦苦读完博士已经34岁，经过一轮教职搜索仍无所获，只能暂时从事博士后研究以度过过渡期。然而，他即将面临35岁这一年龄关卡，也许将来只能在大学兼职教学。
二、为什么拥有最高学历的学生如今却成为最不稳定的劳动力？
赫布·柴尔德里斯(Herb Childress)在《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一书中，通过大量访谈和研究数据，深入剖析了导致高等教育陷入遗憾状态的内外部力量的逐步发展。
这不仅仅是博士群体所面临的变化，而是一场影响到与高等教育息息相关的每个人的系统性危机。
三、成为博士后的自由职业者。
直到《学历之死》的结尾，柴尔德里斯才开始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在1996年末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的毕业论文受到了高度赞誉，并迅速出版。直到他44岁时，他才最终得到一份博士后助教的工作，而大多数终身制的同行则在他之前很早就得以长期聘用。他的妻子诺拉也是如此。自1982年开始从事教学工作以来，她获得了30年来一直赞扬的优秀课程评价，并在同事冷漠的态度中签署了30年的续聘合同。
在柴尔德里斯不惑之年，他陷入了彻底的崩溃状态。他总是心怀嫉妒与他人相比较，感觉自己仿佛坠入了深渊，认为自己不够出色，以至于无法得到教职。直到他开始与越来越多的同事进行交流，他发现校园里的大部分教师都是“临时教师”:
从2009年到2013年，海伦在大学兼职教书，每个学期给100多名学生上写作精读课。她每周至少教授4门完全不同的课程，往返于两所学校之间需要行驶五六百英里。尽管工作时间超过60个小时，她仍然需要做各种兼职才能获得可观的收入。
埃莉诺在某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已经11年了，她的学术成果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如此，她仍然要等到新学期上讲台的那一刻，才能确定自己的职位仍然稳固。不久前开学后，由于缺乏注册人数，学校直接取消了她的课程。
经过13年的兼职经历，丽贝卡终于等到了一个全职职位的机会。然而，令她意外的是发现另一位候选人已经连续兼职了整整25年。最终，他们都未能获得该职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高等教育正逐渐落入兼职人员之手。这支强大的临时教师队伍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称谓，例如兼职教师、兼职讲师、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人员、实践类教授、驻校艺术家等。这些问题隐藏着一个不变的隐性条件：根据课程或学年的需要获得就业机会，并不保证长期雇佣，报酬经常很低，没有资格参与课程大纲的制定，甚至没有主宰自己的课程的权利。他们不受人支持，无法兼顾教学和科研，并且没有享受到任何福利待遇。
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我们探索了无数途径，但心中始终挂念着失去的家园。在无法找到教职的时光里，柴尔德里斯曾经从事过家具销售、评估监狱的照明设施，以及统计青少年服刑时间的工作，以支持学校改革组织的工作。然而，他最怀念的是在杜克大学教书的那四年。“在工作期间，我每天都格外关注着日历，深知这段如同天堂般的日子将不可避免地结束，届时我将再次被迫离开这片乐土。”
成为象牙塔里可有可无的人是一种既不受欢迎又不被拒绝的状态，它能够承担那些与其他优秀人士不愿承担的任务。直到2013年，柴尔德里斯被童年所产生的被抛弃和被排斥的恐惧所困扰，他选择完全离开高等教育系统。“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是被驱逐的流亡者时，故事的结局才算完整。”
四、临时大军的养成经历。
既然兼职教师被认为是一种不理想的职业选择，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自愿选择从事这个工作呢？高等教育是如何导致了当前的局面的?
令人无奈的事实是，博士劳动力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过剩。1960年，全美各专业的博士毕业生人数达到9733人。到1975年，婴儿潮导致博士生的数量大幅增加，使得该数字攀升至32952人。2015年，该人数突破了55006人。每年只能吸收2万人的就业市场面临着约5.5万人的涌入，还必须与去年未能就业的人竞争。还有前年，再往前一年......年复一年，没有间断。
目前，在大学教授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在博士稀缺的年代获得聘任的。过去，大学的发展速度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专业覆盖面上都超过了合格师资的供应速度。而今天，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的艰辛程度不亚于成为一名出色的运动员，这个生态系统中的物种已经超出预期。原因在于，从幼年起，教师们就需要付出大量人力和物力。
五. 这意味着每一步都不能出现错误。
最佳情况下，你出生于学术世家，在名牌大学成功攻读本科学位，然后进行名校博士学位的研究。完成博士学位后，最好能立即成为科研项目的助理，并以合著者身份发表论文，同时得到主要科研资助机构的认可。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即使你再有才华和训练有素，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来遇到一位愿意为你疏通关系的引荐人，要成功进入教研岗位也是非常困难的。在追求新的职业道路时，你会发现学术训练的能力往往与市场需求相脱离。学术领域重视对现有知识和做法的批判，而商业领域则更重视快速且稳妥地完成任务而不必深入审视。
为什么大学不能提供稳定的师资招聘?柴尔德里斯指出，许多“无心插柳”的聚集效应导致了当前的局面。
全美院校面临招生压力，原因是出生人口数量的下降。许多学校在2000-2010年期间积极进行建设，以满足上世纪80年代学生数量的激增，然而他们没有预见到之后学生入学人数大幅下降，学生个体的流动性也持续增长。除了顶尖名校之外，普通大学需要争夺生源，而这些院校无法确定最终能招收多少学生，因此无法提供稳定的师资招聘。
劳动力市场充满变幻，迅速变化，我们无法再预测任何一个单一的经济发展方向能够长久地保持其价值。对于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分类存在质疑，一个今天热门的专业如法医学，明天可能就变成人工智能。职业技能越来越倾向于以碎片化和细微化的形式呈现。为了应对这一趋势，学校开始推出更多类型繁多、响应迅速、符合潮流的课程项目，临时教师的出现也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2023年4月10日，美国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教授、兼职讲师和研究生发起了罢工。这是该大学历史上首次罢工，而该大学已有257年的历史。工会领导人表示，他们要求加薪，并为兼职教师提供更好的工作保障，同时也保证对研究生提供资助等。(视觉中国/图)
学校对不断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做出了有力而有效的回应，同时也无意中推动了临时教师队伍的发展。投入无线连接、学习管理系统、本科生服务学习和社区参与等方面，也对教学发展所需的经费造成了压力。
最终，教学工作被外包，博士们成为大学体系中“按需而定”的附属品。柴尔德里斯在书中写道:“大学教师的工作,本质上变成了一份‘零工’,就像给Uber当司机,或是在‘跑腿兔’网站接单一样,本质上毫无区别。”
六. 没有一个能够幸免的旁观者。
我非常享受您的课程。您还教授其他课程吗?一名大一新生向担任兼职教师的教员提出了问题，然而该教员只负责授课一门课程，两人之后再也没有接触。
在欧美，受到需求决定的学者们就像被冲上岸的废弃品一样，他们所遭受的伤害非常明显。然而，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他们。与高等教育息息相关的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对“按需而定”的大学制度受到伤害。有一些伤口能够直接通过肉眼观察到，显露在当下。而另一些创伤则存在于文化和精神层面。
在大学中，长聘制教师在不断减少的人手的情况下，不得不承担属于院系的各项工作，包括处理日常事务、进行课外辅导、修订课程和教学大纲以及归纳多年努力以应对外部评审等挑战。然而，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其他方面的资源都在不断减少。
研究生常常受限于学术视角的局限，很少有教师能够对他们手头的论题提出独到的见解。一些终身制教授沉迷于他们自己的研究课题，而研究生则未能在富有创造力的学术环境中接受到思想的熏陶与挑战，只是简单地为某教授的课题项目做助手工作。
越来越少的教师在课堂下为本科生解答疑问。人们对大学教育存在一个误解，他们将其视为一系列课堂体验，却忽略了人文因素在智识成长之路中的重要性。
柴尔德里斯提供了一个实例。即使学生对其中某位兼职教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半数课程由非长期聘任教师执教，他们无法再次与这位教师相遇，无法进一步发展这段师生关系，无法开辟一条通向知识花园的全新道路。甚至在课间，他们都见不到那位教师，因为她繁忙地奔赴另一所学校上另一门课程。如果我们将学院生活仅仅局限在“授课”方面，那么师生之间的督导关系将无法建立。
社会阶级的差异加剧了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现象。“零工”教师的数量和境遇与学校层次之间的差异密切相关，在“按需而定”的潮流下。由于不同学校服务的学生群体具有不同的条件和目标，因此学校需要雇佣各种不同类型的教职人员来完成相应的工作。
据柴尔德里斯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常春藤盟校里，临时教师的比例较少，主要是由研究生助教和通识教育课程的讲师来担任。因此，学生们能够享受到稳定的教学团队和丰富的教育资源。然而，在工薪阶级学校，几乎三分之四的教师是兼职人员。这些老师们必须担心自己的经济保障，因此无法给予年轻人耐心的指导，也无法吸引师生们一起着眼未来，共同探索求知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
许多工薪阶层的学生以为他们将进入高等教育的乌托邦，但最终却发现他们只是在“表面上”上着大学。正如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大卫·拉巴里所论述的，虽然每个人都可以踏进这扇门，但经历却各不相同，因此他们获得的社会利益也截然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教育体系既具有大众化的特点，又富有精英化的特征；一般人通过教育可以很有可能取得进步，但能够迈向更高层次的机会却很少。
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场系统性的危机。大学教师的权威正在逐渐丧失。教师人数减少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并非绝对必需，可以通过高效、经济实惠的临时工或在线课程模块来替代。在大学教学岗位上，通常认为只要比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就足以成为合格的教师。
管理者也面临着大学教师兼职化趋势带来的困扰。根据入学人数的需求，在最后时刻填补职位空缺，导致招聘工作成为每个学期都不可避免的噩梦。
为了获得财政资助和机构合作机会，校长和教务长努力奔波。当今的高等教育已经不再是大学所提供内容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之一。管理者缺乏足够的师资力量来推进他们持续提出的卓越倡议。若没有从思想上限制消费主义的制约，大学校长内心的美好愿景就无法转化为有价值的学位课程，只能如同烟花划破天空，注目一瞬，然后迅速消逝在黑夜之中。
随着大学教师角色的不断变化，我们有必要思考：何为大学教育？大学应该遵循哪种理念来进行办学?大学应该具备怎样的特征，而当前我们已偏离了正轨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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