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主席的胸怀真是如江海般宽广。
1974年12月，主席决定特赦最后一批战犯，加上前六次释放，这已是第七次特赦释放战犯。
主席当着众人的面，徐徐开口道：“这些战犯，放下武器已经关押了20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时任公安部长的华国锋同志，开始着手办理。他仔细讨论研究，针对每一位战犯他都做了详尽的资料整理和评估。
最后他完成了一份《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上报主席，报告中指出有13名战犯实在罪大恶极，建议继续关押，不能特赦。
1975年2月27日，主席看完报告后做出批示：还是都放了好，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这还没完，主席还要为释放的战犯开欢送会，请他们吃大鱼大肉，每人还发100元的零花钱。要知道那时候的100元可是极高的待遇了。
释放战犯
1975年春，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国民党军政们，忽然听说中央要颁布特赦令，还他们以自由。很多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好消息，犹如缕缕清风，扫除了所有阴霾和愁云，有的人甚至已经开始幻想与家人的团聚。
其实，自抗美援朝后，针对台湾问题，主席已做出决定要和平解决。为了表达诚意，我方从1959年开始至1966年，已分批次释放了六批战犯。
“动荡”期间，特赦制度被停止，到了1974年，主席再次提出特赦国民党战犯。
1975年3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本次特赦释放战犯293名，其中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
至此，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这绝对是主席伟大胸怀和气魄的体现，试想在任何一个国家，几乎都不存在释放战犯的情况。
3月22日下午，特赦人员齐聚北京前门饭店。这是主席特为他们安排的宴请，此次宴席他们还能与以往特赦的“同事”相聚。
宴席完毕，组织还特意为特赦人员每人发了一个提包，里面装着毛毯、被单、床单、枕巾、衬衣、单衣和洗漱用品等，组织对他们的考虑可谓是无微不至。
归台遇阻
在特赦的293名人员中，绝大多数都被安置到了各省市，只有周养浩、蔡省三、张铁石、张海商、王秉铖等10人由于亲属在台湾，提出要去台湾与家人团聚。
4月12日，组织又特意为10人举办了践行。对于组织的优待，周养浩等人感激涕零。
为了确保他们能够顺利抵台，在深圳机场中转时，组织还特意为10人每人发了2000港币的路费，还有新制服装一套，往返通行证一张。
到了香港，周养浩、蔡省三等人先与家人通了电话，在听到家人电话的那一刻，他们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恨不得立刻回到家人身边。
然而，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此时的他们10人，却成了蒋介石和蒋经国眼中“烫手”的山芋。他们根本不想接收他们回台湾。
当时蒋介石已至暮年，知道被大陆特赦的10名原国民党军官要归台后，他显得十分不安。
1、台湾当局要是不接收，一定会遭受国际舆论的谴责。
2、如果接收的话，又会在台湾社会上引起轰动，进而戳穿国民党长期制造的种种反共言论，搞不好还会动摇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
躺在病床上的蒋介石无计可施，后来在喃喃地“这是在害我，这是在害我呀…”的惊恐中撒手人寰，将这一难题留给了儿子蒋经国。
蒋经国接管台湾内政后，面对10人的归台申请，他采取了一个“拖”字诀。
以至于，张养浩、张铁石等10人在香港滞留了140多天，都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同意。
1975年6月初，10人中张铁石被国民党情报人员特别接到单独的酒店居住，他们先是骗走了张的路费，后又威逼他的儿子必须以全家人的性命和财产做担保，才同意他入台。
张铁石怎么也想不到，作为战犯的他在大陆都没有遭到如此的虐待，回台之际却是这样的百般阻拦。6月5日，他一气之下留了一封遗书，在酒店自缢身亡。
张铁石的死，激怒了剩余的9人。他们纷纷发表言论谴责台湾当局。可即便如此，台湾还是没有接纳他们。
中央政府知道后，又对其进行了重新安排，9人中有3人返回大陆，组织都给安排了工作；其余6人，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在香港定居了。
因被特赦的这些战俘中，很多人都是曾经的国军将领，有文化，有学识。组织给他们安排的工作也很好，也都安然地度过了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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