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0年10月10日，荷兰殖民当局下达屠杀令：城内华人部分男女老幼，格杀勿论！
当天，荷兰殖民当局派出荷兰东印度公司全部职员及武装力量，强行闯进华人家里，见人就杀，手段十分残忍。
文献记载，有枪杀，斧劈，断肢，火烧，活埋，凌迟，溺毙等各种手段虐杀，暴徒们焚烧房屋，抢掠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屠杀前后持续了整整4天，有1万名华侨死于荷兰当局屠杀之下。据悉当时华侨们的鲜血将流经巴达维亚城的一条小溪的溪水染红，故称“红溪惨案”。
“红溪惨案”发生后，其残忍程度震惊世界，遭到了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
当时荷兰殖民当局十分害怕，他们自以为没法向大清交待。毕竟当时大清还处于乾隆朝，综合国力在全世界还是有一定影响力。
于是荷兰殖民当局赶紧采取了两项措施加以弥补：
1、让使者带着厚礼，及荷兰国王亲笔致歉信赶赴中国，向乾隆皇帝当面“赔礼请罪”。
2、将“红溪惨案”罪魁祸首殖民当局总督Adriaan Valckenier逮捕下狱，等候发落。
令使者没想到的是，等他们见了乾隆皇帝，乾隆帝并没有斥责荷兰殖民当局，反而说出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话，文献记载乾隆帝如是说道：
“自弃王化，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
“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的人，朝廷概不闻问。”
“内陆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意思是说，他们自愿放弃大清王化的土地，甘愿在其他地区生活，与藩属国的臣民没有区别。
这样的人，本就是天朝弃民。自清朝建立后，他们一直自诩为“天朝上国”。这些人宁可背叛祖宗，放弃祖墓，到外地牟利，对于这些人的死活和大清没有关系，大清也不会过问。
朝廷以前下过诏书，这些人连诏令都不听，甘愿久住海外，在大清本应该都是需要伏法的人。他们在海外生事被杀害，也是作孽多端，自取灭亡。
乾隆的态度可以说太过决绝了，这样的王朝，要想得到臣民的拥戴，那是绝不可能的。
后来清朝的灭亡，和他们这种自认为“天朝上国”，对臣民傲慢、无理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在《清高宗实录》中记载，乾隆皇帝对“红溪惨案”的幸存者的态度，也是极为冷漠和狠绝的。
当时有位叫作陈怡老的幸存者，于1749年带着财物和子女潜回到福建伺候老母。结果被当地地方官逮捕，押进了大牢，并上奏朝廷。
乾隆对此事极为重视，最后经由刑部审理，给出的处罚是：
“应照结交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诓骗财物，引惹边衅例，发边远充军，番妾子女俭遣，银货追入官。”
不仅没收了幸存者的财产，还将幸存者的家人发配到了边远的边疆用于充军。
话说回来，当时荷兰使者见了乾隆，乾隆的那番言论让他们太过不可思议。他们还以为乾隆是开玩笑的，并非真实态度，是有意侧面鞭策荷兰殖民当局。
由此他们一直没敢释放“红溪惨案”的罪魁祸首Adriaan Valckenier，最后，Adriaan Valckenier惨死于狱中。
今天我们且先不论述荷兰殖民当局为何要屠杀华人，其背后也是一段充满愤慨的历史。
我们且先说说，乾隆皇帝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言论和判决，其根本原因有四：
一、清朝的“满汉有别”
清朝统一天下后，对汉人极度歧视，尤其是清朝前期（如康熙朝），在康熙眼中，汉人不堪重用，与满人相比，汉人是地位低下的贱民。
当时下南洋的华侨，以福建、广州底层百姓居多，都是穷苦的汉人。这样的人被屠杀，统治者连个怜悯之心都没有。他们更不会大动干戈与荷兰为敌。
试想，如果是满人，屠杀的是一万满人，乾隆皇帝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二、清朝的“闭关锁国”
清朝闭关锁国的历史很长，几乎近百年。尤其是乾隆朝为甚。
当时乾隆皇帝为了避免和杜绝西方文化的入侵，及西方贸易对大清的冲击，切实实施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严禁百姓出海，以防滋事生乱。
而被屠杀的华侨，在严令的“闭关锁国”政策下就是违法的，尤其是他们跑到海外“谋生”，对一直骄傲自满，自诩非凡的乾隆帝来说有损尊严，由此乾隆十分反感。
三、不了解荷兰的底细
乾隆朝，中国与荷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双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比较少。
一时，乾隆不敢对荷兰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乾隆也不太清楚荷兰殖民的具体情况，对其在巴达维亚犯下的屠杀暴行不甚了解，所以反倒先责怪起自己的子民来。
四、大清国力逐渐颓势
1740年，乾隆已经51岁，年岁渐长的乾隆应该最清楚当时大清的国力情况。
在那个时代，对于海外侨民被屠杀的事件，很多国家在没有权衡好额外的风险和成本前，都不会有为侨民复仇的打算。
如，1623年荷兰人以谋反罪在安汶囚禁了21个英国人，最后也将英国杀害，当时英国也没敢出面复仇。
也正是大清的这种态度，让华侨很是寒心。后来荷兰殖民当局对印尼华人屠杀更为常见和肆虐，最终在爪哇中部城市Semarang爆发了华人和荷兰的战争。
不幸的是，最终华人战败，华人被迫向外迁徙，不过这也造就了新加坡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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