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增长的密匙
《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序
赵燕菁
1 学术的圣杯
和编辑最终确定这个书名之前，我一直很纠结。新冠大流行和全球化解体，使中国以往看似不可遏制的增长，在2021年下半年戛然而止。衰退的乌云猛然笼罩了整个中国经济。但最后我还是决定采用这个书名。倒不是为了抓眼球，而是基于两点：第一是现实。从大历史看，即使中国的经济停留在现在的刻度”上，其空前的规模也足以配得上“大崛起”一词；第二是信念。我相信一旦进入增长循环，中国的崛起就不会停止，和美国崛起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大萧条类似，中国现在的停滞不过是“大崛起”路上的顿号，而不是句号。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超出了包括改革开放策划者在内的所有人的预料。任何“反常”的自然现象都会带来自然科学的进步甚至革命，经济上的“反常”也是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人类数百年财富大爆炸的一部分，对中国“大崛起”的解释，必然成为全球学者（不仅是经济学家）竞相追逐的“圣杯”。正如卢卡斯在谈到增长问题时说的，“这类问题所涉及的人类福利是如此惊人：一旦你开始思考这类问题，就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
迄今为止，对中国的增长解释都是被装在“改革”和“开放”两个概念黑箱里[1]。其隐含的意思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没什么特别之处。加入WTO后，中国不过是在更大尺度上重复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而已。但这个解释却无法说明为什么那些比中国更早推行市场经济，更早加入WTO的国家却没有取得和中国相同的经济绩效。于是有人又开始猜测中国的“大崛起”只不过是“历史的偶然”[2]。似是而非的答案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增长不过是些常识[3]。长期的学术懒惰，使我们既说不清中国的增长是否可持续，也看不到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面对的机会和风险。学术圈内很少有人意识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很可能就是破解增长密码的一块关键拼图。
2 从城市规划到经济学
就在本书编辑完成行将付梓时，编辑小曹突然发了一条微信给我：“是什么促使您思考和写作，并形成了这本书呢？”其实，这也是很多同行问过我的问题，大家都很好奇我是如何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这个问题使我意识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为读者提供本书各章节的写作背景。私以为，学习任何学科，最好的办法就是追溯这门学科演变的历史。同样，阅读一本书也要先了解这本书写作的历史场景。
回到1984年，作为一个建筑系的工科毕业生，我根本不会想到竟会在增长问题上走如此之远。现在回过头来看，本书不过是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大潮”的“漂浮物”——中国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问题，而我不断试图回答，结果就是这本书。我最早接触经济问题，是1987年参加国家科委与美国的西方中心的合作项目“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研究”。现在回想起来，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可以参加如此高水平的研究项目真是非常幸运。研究成果今天看来其实相当一般[4]。但通过这个项目，我认识了很多杰出的中美经济学者[5]。为了项目写作，我开始涉猎发展经济学，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6]，以及库茨涅茨和钱纳里的国家模型。
没有世界级的实践，就不会有世界级的学术。这段时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深圳这一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无论在城市空间结构还是经济增长动力，深圳都突破了规划学科常识，它将中国的城市规划一举推送到世界城市规划学科的最前沿。深圳早期的重要规划大多是由周干峙院士[7]领衔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规院）编制的。作为中规院的一员，我有幸深度参与了深圳城市高速增长的整个过程。这一近距离观察的经历对我而言，是一个无比宝贵的经验。因为其发展模式成为中国其他城市的主要模板。也是在这一阶段，我开始阅读大量张五常、周其仁、林毅夫等人关于制度和增长的文章。我之后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会反复回到深圳这一真实的参照系。[8]
我真正开始形成自己学术ID（Identity Document），得益于三段交叉的经历。一个是到英国攻读博士，另一个是担任厦门市规划局局长，第三个就是到厦门大学任教。前两个经历都超过十年，第三个经历从2015年加入厦门大学到现在，三段加起来跨越了25年。
第一段经历始于1997年。我在英国卡迪夫大学自费注册了在职（part-time）博士生。2002年，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赞助转为全日制（full-time）博士生。到2009年论文答辩通过，时间长达12年。之所以用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我实际上做了两个论文。在2004年回国前，导师就已经同意我提交博士论文的第一稿。同年，我到厦门规划局任职后，就不断根据新的发现对论文进行改写，到2009年再提交时，它已经是一篇题为《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市场角色》[9]的新的论文了。虽然我注册攻读的是区域与城市规划（CPLAN）的博士，但非常幸运的是，指导我的老师是英国规划领域中，在产权制度方向上数一数二的教授Christopher Webster[10]。超长的博士经历带来的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迫使我一直保持高强度的学术阅读，并对实践案例保持理论敏感[11]。
3 “置身事内”[12]
而我后来转向土地财政，则源于我的第二段经历——进入政府。经由研究机构和政府之间的“旋转门”变换职业的学者很多，但真正能“置身事内”的其实并不多。这是因为政府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组织，真正能俯瞰组织全局的只有少数几个关键部门。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你对组织理解的深度和观察广度。[13]对我而言，有两点非常幸运，第一，进入的是地方政府的规划局；第二，在规划局长的位置工作长达11年。在进入政府之前，我也认为规划局只不过是政府众多部门中的一个，但其后的一件事情改变了我的这一认知。
2005年，我到厦门市规划局工作后的几个月，正好赶上厦门市新的市委书记到任。他的第一次调研，轻车简从，只带了四个部门一把手，发改委主任、财政局局长、土地局局长和规划局局长。这位书记说，只要这四个部门没问题，一个项目大体上就可以行得通。这件事使我有一种预感，那就是规划局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可能远比我以前认识的要重要。后来的工作经历也完全证实了我的这个预感。在一个由“土地财政”驱动的经济里，地方规划局[14]的角色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左右城市发展的“方向盘”，而是驱动城市增长的“发动机”！规划局长就处在能够观察城市增长最直接的位置，而我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足足十一年！
城市规划工作千头万绪，从新城开发到旧城改造，从建筑风貌到道路管线……天上地下无所不包。但什么是规划管理的核心？这位书记告诉我，你们规划局要替市里把住两条“高压线”，一个是容积率增加，一个是土地用途变更。这位书记是财政学博士，担任过财政局长，对城市运营有着过人的直觉。他提出的这两条，一下子就抓住了土地财政的核心。他还要求要求我提交到上会的规划，必须要有粗略的投入产出分析。由此一来，规划就从传统的工程落地，转化为项目发起[15]。在此之前，我学到的城市规划是一个典型的理工学科——大量的工程加少量的经济地理。正是在规划局工作这段时间，我把城市规划拓展到了经济领域。这并非仅仅因为我对经济学有特殊偏好，而是由于规划审批恰巧位于“土地财政”的C位，城市规划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成为土地财政大辩论的暴风眼[16]。本书中的一些章节（第二章“土地财政：历史、逻辑与抉择”第三章“为什么说 ‘土地财政’是‘伟大的制度创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和写作出来的[17]。
4 “置身事外”
试图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分离出诱致增长“突变”的基因的想法，在我写作博士论文时就已经开始了。但系统的理论构建，则始于2015年进入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治下的厦门大学，乃是中国最自由的学府之一，没有论资排辈，没有论文发表压力，拥有最大的学术自由度。重新“置身事外”拉开了我与政府的距离，使我能站在更客观的角度反观在政府时形成的一系列直觉。国内围绕“土地财政”展开的大辩论使我意识到，如果不能在经济学的底层解决分歧，不能将直觉经验一般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就不会令人信服。
我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怀疑，源于早年对科斯、杨小凯等人文章的阅读。在英国读博期间接触到的哈耶克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马克•布劳格对经济学思想史的溯源，则进一步了推动我对经济学底层问题的思考。进入厦门大学工作后，我主要做了两个工作：微观方面，把根据博士论文附录改写的一篇论文“基于科斯定理的价格理论修正”拓展为本书中的第十五章“范式转变：从均衡到竞争”；宏观方面，在会计等式基础上，提出两阶段增长模型（本书第十六章“现代增长与信用货币”）。
第一项工作以“阿尔钦规则”为基础，将竞争分为“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两种情形，用“熊彼特竞争”（最优生产者和次优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和“威克瑞竞争”（最优消费者和次优消费者之间的竞争）替代马歇尔的基于“供给-需求”均衡的完全竞争——从而完全抛弃了瓦尔拉斯虚构的“一般均衡”体系。在生产函数部分，[18]通过追求剩余最大化，将会计恒等式引入生产者行为分析，使得垄断竞争、规模经济、信息不对称等无法与完全竞争兼容的现象得到描述和解释；在消费函数部分，用“效用-预算”的交集将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引入针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19]。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哈耶克竞争”（种类竞争），将马歇尔构建的“规模-价格”和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构建的“规模-多样性”（D-S模型）两个“二维”模型改造为“规模-价格-种类”的“三维”模型。[20]
第二项工作则主要是借助会计恒等式重建增长理论。在厦门市规划局工作期间，当时的市委书记按照“四大平衡”（就地平衡、紧张平衡、积极平衡、综合平衡）的原则，通过合理举债，借鸡生蛋，滚动发展，实现了投入产出平衡。从那时开始，以财政为基础发展出一套城市经济理论的念头，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会计学是少数几个没有受到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污染”的学术分支。从资产负债表到各种会计规则，从资本周期的波动到货币潮汐的涨落，会计报表里隐藏着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从真实的财务帐簿中，我们可以直观地观察从国家、城市、企业乃至家庭的经济演变。而所有这些演变的合成效果，就是真实的经济增长。通过会计这个“临床”窗口，我们可以观察政策“处方”对经济的“疗效”，从而帮助经济学走出自创的“元宇宙”（Metaverse）。
5 理论的贫困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增长理论，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学的进展做一个简要的回顾。1982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奠基者之一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曾写道：“我相信有迹象表明（增长理论）正在以一种有计划的方式变得活跃起来，至少是以其熟悉的形式。如今在经济理论领域工作的任何人都从骨子里知道，一个好主意可以改变任何学科，经济增长理论是一个可以改变有抱负的理论家的领域。”[21]但自那以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却举步维艰。尽管一个又一个宏观经济理论获得诺奖，但经济学在解释真实的经济增长方面却乏善可陈。
另一位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罗默（Paul M.Romer）在“宏观经济学的困境”（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2016)一文中，将宏观经济理论比作只有当“巨魔、小鬼和以太（物理学家假想的物质）”存在才解释得通的物理学。罗默批判说，宏观经济学像一门30年止步不前的科学，其阐释现实的能力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发生了退化。究其原因，除了因为经济学理论本身存在巨大的盲区，同时也是由于过去30年，宏观经济增长模式本身发生了巨大变化[22]。两者的叠加，使宏观经济研究出现了罗默所说的“退化”。
宏观经济学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模型和参数，而是重新回到常识。现代经济学在增长解释方面之所以踟蹰不前，乃是由于其底层假设与现实世界是严重脱节的。从马歇尔开创了新古典主义，现代经济学就走入了经济学家构造的“完美竞争-一般均衡”的“元宇宙”（Metaverse）。在这个世界里，经济学家构造了一组自洽的经济运行规则来玩经济游戏（Game），然后将这个人造的“元宇宙”作为参照系（Benchmark）来度量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真实世界与“元宇宙”的差异，被描述为真实经济偏离理想经济的扭曲值。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通过消除真实经济与理想经济（Metaverse）之间的“残差”，实现经济的“潜在”增长。
表面上看，现代经济学很像是现代医学，通过对比“健康人”的各项指标来定义一个真实的人是否“有病”，一旦发现症状，即通过医疗干预使“病人”恢复“健康”。但二者实际上完全不同，一个主要的差别在于，医学上对“健康”的定义是根据对真实的健康人的观测归纳出来的，而经济学的“元宇宙”则完全是经济学家杜撰出来的。虽然在经济学家自创的游戏里（Game），也模拟了真实世界的“将帅兵，车马炮”，但由于规则是自创的，所以一开始这个游戏就注定与现实相距甚远。只有对经济学这个底层隐藏的缺陷（Bug）加以修复，并从真实的世界里提炼出增长模型，才可能增进我们对经济增长机理的理解。
增长理论面临的困境，使我们有理由怀疑，现代经济学（在大学里被教授们普遍接受和讲授的新古典范式）在其底层出了问题。[23]我们只有忘掉已经深入现代经济学“骨髓”的“元宇宙”，才能为增长理论寻找到一个新的原点，重构经济学研究的基准（Benchmark）和框架[24]。只有找到这个正确的原点，才能将新古典经济学中那些真正伟大的洞见，从“元宇宙”中平移到真实世界，而这个原点，就是真实的财务账簿。
6 范式转换
从新古典的“供给-需求”范式转向会计学的“资产-负债”范式，是增长理论的一场革命。
首先，1）将经济定义为商业模式的集合，然后2）用第十五章“范式转变：从均衡到竞争”中所提出的生产函数（R-C=S）作为所有商业模式的基本结构。3）借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公式里将成本区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洞见，将收益和剩余两项也分别展开为资本型收益-运营型收益、资本型剩余-运营型剩余。前者对应的是固定成本，后者对应的是可变成本。最后4）将“收益、成本和剩余”（R-C=S）分为两个独立的公式[25]，用来表示每一个商业模式的两个阶段：资本型增长（R0-C0=S0）和运营型增长（Ri-Ci=Si）。[26]相比索洛的增长模型，两阶段模型打开了增长机制的黑箱，使得所谓“技术进步”从解释的变量变为被解释的变量。
由于两阶段模型中的两个等式与会计学里的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和利润表（Profit Statement）完全对应（见图1），抽象的增长问题就可以转变为直观的财务问题。把增长理论建立在会计理论基础上，我们不仅可以直观地理解经济的增长，也可以提前预判经济的衰退。两阶段模型以及财务报表，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并分析城市的增长或收缩。[27]
图1 两阶段增长与会计报表
由于两阶段增长模型中的两个等式与会计学中的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和利润表（Profit Statement）完全对应（见图1），抽象的增长问题就可以转变为直观的财务问题。将增长理论建立在会计理论基础上，我们不仅可以直观地描述经济的增长，也可以预判经济的兴衰。[28]
按照两阶段增长模型，增长可以被简单区分为传统增长和现代增长——前者是依赖过去的剩余实现资本积累；后者则是依赖未来剩余的贴现完成资本积累。资本贴现公式R0=kSi就是现代增长的基石。这个公式将“资本-信用”置于现代增长的核心，解释了资本市场为什么既是现代增长的原动力，同时也是引发现代经济问题（危机、周期、贫富、失业......）的根源。
在传统的增长理论中，货币是无关紧要的[29]。“现代增长与信用货币”一章里，货币被视为资本贴现和劳动分工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货币数量也因此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变量。为了解决货币供给不足的难题，人类创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货币，货币也因此被分为传统货币和现代货币——前者是建立在实物基础之上；后者则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两者本质上的区别，决定其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新的货币解释为宏观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将价格、竞争、制度、增长这些看似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统一到一个互为支撑的框架之内。
为了将政府纳入增长分析，还必须给政府“分配”一个确定的经济角色。本书第一章“城市的制度原型”是在地方政府工作期间，根据我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直接观察所写的一篇文章。在这一章里，我将城市定义为公共产品的集合，而政府则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将政府还原为“企业”后，所有分析企业的模型，包括资产负债表，也就可以用于分析政府；将城市还原为“公共产品”后，就知道地方政府是一个“平台企业”——通过提供每一个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资产（水电、道桥、学校等），使其他市场主体（企业和居民）得以轻资产运行，公共产品因此成为增长的核心要素。
政府与其他市场主体（企业和居民）的关系如同“棋盘”和“棋子”的关系，两者共同构成了我们称之为“市场”的制度。在给定规则的条件下，可以假定“棋盘”和“棋子”是无关的，我们也因此习惯离开“棋盘”来研究“棋谱”；而一旦规则是可以改变的，“棋子”的表现就会与“棋盘”的改变密不可分。对城市和政府市场角色本质的发现，否定了传统经济学认为政府是由于“市场失灵”而不得已保留下来的“制度阑尾”的谬误，将政府的市场角色重新置于整个经济增长的核心。
7 阅读与结构
本书原打算按照理论在先，从微观到宏观的次序编写各个章节，但后来还是决定按照思想形成的真实脉络，从“置身事内”的观察开始，到“置身事外”的一般化结束。主要是因为这个次序更符合本书的形成过程。如果把本书的内容视作一个“树”，第一篇就是“叶”，从对城市关系最密切的土地财政的讨论开始，把本书直接指向最前沿的实际问题[30]；第二篇、第三篇则相当于两个“枝”，前一枝将分析中国经济何以面临转型，后一枝则把转型问题拓展到全球化；第四篇则是本书的“干”，应用新的“坐标系”重新解释中国增长中遇到的财富分配问题；第五篇则是本书的“根”，扎入经济分析的底层土壤，将中国伟大的增长一般化为可以解释所有增长的理论。[31]
对于熟悉增长问题的专业人士，可以按照章节逆序阅读；对于只想了解这一话题热点的非经济学专业读者，则可以按顺序（甚至随机）阅读，甚至无需读完所有章节。本书的各章节，均来自历年来发表的文章或写给有关部门的政策建议。为了检验写作时所做的分析和判断，书中的数据没有做任何的更新。本书在每章开始有一个简单导读，介绍该章的写作背景和目的，以方便读者更快地理解文章写作的背景和讨论的要点。
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学术分支。但本书没有对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系统综述，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无视那些伟大先驱在这一领域的贡献，而是预设本书的读者都已熟悉他们理论，从而使本书能在有限的篇幅里专注于原创思想的阐述。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围绕增长问题的讨论会不可避免会涉及到经济学的理论架构和研究范式，但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修改现有的经济学教科书，更不是要颠覆整个经济学，而是要将经济学改造为能解释中国增长的工具。若能因此为增长理论增添一两个新的注脚，那将是本书意外之得。
是为序。
引文与注释：
上下滑动阅览
[1] 类似于新古典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全要素增长”这类无用的概念黑箱。
[2] 孙立平：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许是一个偶然，原创“立平坐看云起”，老孙荐读 2022-09-22 06:30 发表于北京。
[3] 张五常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所有人都质疑中国的增长时，他问道：“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但他以及其他学者就此给出的答案和解释，包括“县域竞争”，以及“财政联邦制”“晋升锦标”等，其实都是需要被解释的变量。
[4] 原因无他，中国当时的城市化水平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属于垫底，关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水平自然也不会有多高
[5] 老一辈如陈吉元、周一星，年轻的如胡必量。
[6] “劳动力无限供给”也正是当时中国经济最主要的特征
[7] 当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院长，后任建设部副部长。
[8] 相关研究参见拙著《超越地平线：城市概念规划的探索与实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年。
[9] Zhao, Yanjing：The Market Role Of Government In Urbanization, PhD thesis to Cardiff University, 2009
[10] Christopher Weberster教授曾任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建筑与规划学院院长，现在是香港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院长。
[11] 事实上，我的学术方向在整个读博期间都一直在变化。最后提交的论文和我入学时的Proposal已截然不同，幸运的是我的导师给了我几乎不可思议的研究自由度。
[12] 这一标题借用了兰小欢先生的畅销书《置身事内》。
[13] 很多研究地方政府行为的文章在学术圈很轰动，但在真正“置身事内”人看来，这些研究得出很多结论不是一些不言自明的常识，就是一些局外人的主观臆想。真正靠谱的发现并不是很多。
[14] 注意，我所说的地方不是省一级，更不是中央一级，而是市（县）一级。这是由于中国的土地规划审批权（“两证一书”）完全落在这一层级的地方政府，这就决定了地方规划局才是规划权力的重心所在。
[15] 而与规划局相比，发改委的工作更多的时候不过是对项目进行汇总。
[16] 但真正参与这场大辩论的规划师和经济学家的数量却完全不成比例，后者远多于前者。
[17] 尽管我努力对土地财政保持一个中立的观点，但由于当时舆论被经济学主流观点所裹挟，整个社会几乎一边倒地批评土地财政，自然使当时身为规划局长的我站到了为土地财政辩护的位置上。
[18] 借鉴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取代新古典的劳动-资本范式。
[19] 其中一个重要突破，就是用“消费人”取代“自然人”从而破解了“效用-偏好”人际比较和加总的难题。
[20] 在哈耶克竞争中，“规模-价格-种类”三者中的任意一个变量，都是由其他两个变量共同决定的。按照“竞争价格理论”，所有价格（包含地租、利息）都是通过竞争，而不是均衡决定的。而与此相比，所谓的完美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和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既不能用于描述现实，也不具有作为基准（benchmarke）的理论价值。
[21] 引自“关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方法论评析”，冰雪财经，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721281589812312596&wfr=spider&for=pc，2022-01-07。
[22] 主要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带来的货币制度巨变。
[23] 所谓底层，微观上，是价格理论；宏观上，则是货币理论。在这两个方面经济学都饱受批判。但问题是这些批评都是局部性的，比如交易成本理论对价格机制的挑战，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简称MMT）对货币理论的挑战……但却一直没有出现能替代新古典的竞争性范式。而只要新的范式没有出现，人们就不会放弃新古典理论。
[24] 如果原点不变，现在所有对增长理论的批评还是都只能在新古典的坐标系里展开。
[25] 由于前者是量，后者是流，量纲不同，为了保证可加性，把等式拆成两个部分。
[26] 由于每个商业模式的两个阶段都是分别可相加的，通过所有商业模式各项之合，就可以描述宏观的经济增长。
[27] 并且，在两阶段增长模型里，城市化和工业化必定是共生的，不存在“工业化带动城市化”。
[28] 两阶段增长模型以及财务报表，一样可以用来解释并分析城市的增长或收缩。在两阶段增长模型里，城市化和工业化必定是共生的，不存在“工业化带动城市化”。
[29] 经济学甚至可以完全不出现货币就可以解释增长。
[30]“前沿”本身就意味着仍处于摸索状态。
[31] 对纯理论的问题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略过。
▲▲点击图片跳转书籍预售链接▲▲
存量规划前沿
Now is the Beginning
作为专业从业者讨论的平台，
分享解读城市政策、前沿思想与案例。
【厦大规划院城市更新协同创新中心】
【海峡城市杂志】
每周一固定更新
时不时热点更新
- 点击下方二维码关注 -